真理与简单性

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许多科学家都偏好简单的假设.而在理论选择问题的规范研究中,也有一些哲学家把简单性作为一个认识原则.但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如何阐明并辩护简单性原则.本文首先叙述简单性问题及其困难,然后介绍近年来福斯特和索贝尔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     

知识论析取主义与新恶魔论题

知识论析取主义是当代知识论的新思潮。该理论汲取了知识论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元素,并且以此为基础尝试解决知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新恶魔论题是外在主义理论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因此该论题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知识论析取主义要面对的问题。基于行动哲学中对行动理由的讨论,在知识论领域也可区分出辩护性认知理由、动机性认知理由和解释性认知理由。在此基础上,知识论析取主义者获得了回应新恶魔论题的一种方法。在回应怀疑论攻击的过程中,认知行为与认知结果之间的规范性关系也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     

认知迭代——早期温度测量体现的科学进步

认识论的辩护主要分为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针对两者各自的理论困境,哲学家们提出了基础融贯论、无限主义、文本主义(contextualism)等理论,但是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而将融贯主义的辩护运用到经验科学领域中会出现最大的难题--"辩护的循环".哈索克·张(Hasok Clrang)从早期温度测量的案例研究着手,揭示出此段科学史中融贯主义的"辩护的循环"难题可以通过认知迭代得以解决.认知迭代的两种机制--丰富和自纠的交互作用,使创造温度显现出一种传统主义和多元主义结合的科学进步图景.     

从线性,非线性到博奕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其理论评价观上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线性、完全理性和简单性,经过整体性的中介,过渡到非线性、复杂性、非理性和多人动态博奕。逻辑实证主义的评价单元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的命题。他们认为,命题只有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种,而理论则是命题之间的线性组合和归并。理论的进步就是命题数量的积木和增加。评价理论就是评价考验命题。所有的证据的证明能力也是齐一的、均匀的。经验证实也是科学与非科学、形而上学分界的根本标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虽然在科学进步、发展模式和理论…     

科学理性的命运

科学理性最初的基本含义很大程度是由康德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来规定的。科学哲学基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对科学理性进行了反形而上学辩护。而科学社会学和社会认识论则从自然科学“之外”的视角来解构科学理性。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意义上说,科学理性的命运与这样三个问题密切相关：科学理性必需形而上学吗？科学理性的自我辩护能走多远？科学理性能解构成什么？     

约定、社会规范与科学知识

以信息科学为理论基础,从约定出发探寻社会规范的起源与演化,是近年来行动哲学研究中自然主义研究进路的重要体现。根据刘易斯通过信号博弈模型所做的阐述,约定被理解成信号博弈的某个均衡状态。约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描述性的规范,但是其在动力机制与规范性方面都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规范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在从约定到社会规范的演化过程中需要对社会规范进行理性重建。这种理性重建主要体现在规范性方面,集体意图理论可以为这种规范性提供更为深层次的辩护。理性重建后的社会规范可以运用回到关于科学的哲学探讨之中,比如从社会认识论的视角对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约瑟夫·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

约瑟夫·阿伽西完成了首部科学编史学专著《论科学编史学》,并用科学史案例证明波普尔方法论证伪主义能较好地指导科学史实践。立足于阿伽西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史著作,结合其理论与实践,考察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史应接受新的批判科学哲学指导,批判当下受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影响的科学史研究,提出证伪主义批判理性作为方法论原则。科学史的目标是更接近科学和历史事实,并提供有趣、生动的历史。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体现出批判性史学的独特性,开启了一种分析批判的视角,为科学史研究开拓了范围广泛的问题领域,对后来的科学史研究来说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开拓意义。在科学史研究国际化趋势及多元化路径趋势下,仍有一定价值。     

辩护与确证:证据问题研究

证据问题研究是当代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将证据问题作为关注焦点和研究核心,首先分析了证据概念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认识论中的证据研究,特别是经验作为证据与辩护的关系,分别讨论了基础主义、融贯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其次,分析了科学哲学中的证据关系研究,主要关注了证据在贝叶斯理论、概率理论和悖论问题中发挥的确证作用。最后揭示了证据研究之于认识论与科学哲学的意义,阐明了证据研究的理论价值。     

诠释学的科学哲学与诠释学的实在论（英文）

本文将诠释学的科学哲学的原则与传统的哲学诠释学的原则放到一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后者的批判性议题的成立与否,取决于两个可疑的论断:科学探究令认知关系实体化,该实体化明确而又决定性地判定了科学对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的承诺。本文勾勒了拒斥这两个论断的方案。它反对如下假设,即科学探究由于缺乏资源来仔细审视展开探究过程中的认知关系的语境表述而备受困扰。在发展一种反对该假设的诠释学论证的过程中,本文讨论了一些与理解科学探究的反身性有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了在探究过程中与语境相关的诠释学情境概念。这种版本的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在本文中成败攸关,它在有关实在论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立场,该立场有资格成为一种诠释学的实在论,这恰恰是那种与任何形式的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断然决裂的实在论。     

约定主义的“结构-功能”路径阐释

约定主义观念的演绎是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彭加勒通过约定主义探索自然科学属性开始,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奠定了二分法的基本思路,蕴含了将理论完全经验化的可能性.自然主义对约定主义的“暂时稳固性”解读,在逻辑上实现了对理论说明的彻底性,但在很大限度上削弱了人类理性对科学研究的作用.故此,对约定主义的超越需要将经验与...     

道德计算主义:情绪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径路

道德情绪主义(moral sentimentalism)与理性主义(moral rationalism)是道德哲学中的一对经典观念。历史上曾有许多哲学家执笔为各自支持的一方进行辩护。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经验研究与哲学理论的互动趋势也影响了道德哲学领域。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传统的情绪主义与理性主义在不同的心理学阵营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而道德计算主义(moral computationalism)或道德的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orality)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径路,跳出了教条的对立框架,提出内隐的操作原则(operative principles)才是道德认知的核心。大部分情况下,无论是情绪还是有意识的推理都仅仅是内隐计算的伴随,或衍生过程。狭义的道德计算主义是关于道德认知的一种科学理论,广义的道德计算主义则代表了道德情绪主义,理性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哲学径路。道德计算主义提倡深入道德认知的腹心,在最深层的心智机制水平对普遍的道德直觉与多样化的道德体系进行解释。     

论约瑟夫·阿伽西的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

约瑟夫·阿伽西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时代,见证了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社会学到科学文化学的思想史变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他用审度的态度考察了科学合理性理论的问题及其价值限度;坚持可错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统一的科学编史学原则,以"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作为自己的新科学史学纲领;提出了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的科学文化观,主张用多元、理性、审度和包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他关于科学合理性、科学编史学、科学文化观等多方面的论述,反映了科学哲学从辩护、批判到审度的范式转换,这无论是对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思想史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多样性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     

科学预设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合理性，以中性的理由“降解”科学理性，从而难以解释标准及原则的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点教训(1)坚持科学预设的合理性是坚持科学合理性的前提；(2)坚持高层预设的合理性是挽救陷入困境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     

论西方科学解释理论的困境及出路

西方科学解释理论的困境或疑难，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对立，哲学前提上表现为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哲学本质上则表现出抽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基础上，吸收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成果，走向批判的历史的理性主义，是科学解释哲学研究的出路。     

无限主义与阿格里帕三难问题

阿格里帕三难问题是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难题之一,以克莱因为首的无限主义者认为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都不能解决该难题,只有无限主义才是解决该难题的唯一路径。本文介绍了无限主义的主要思想之后,回顾了针对无限主义的"有限心灵"与"辩护何来"两个核心反驳与无限主义者的回应。最后本文指出,无限主义错误地把对于信念理由的无穷追问当成是我们的认知模范和理性精神的体现,这个错误导致命题辩护与信念辩护的巨大鸿沟,并且我们有理由反对说,对于理由的无穷追问并不是我们的认知模范。最终看来,无限主义并未圆满解决阿格里帕难题。     

威廉姆森的认知主义

模糊性是当代英美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模糊问题主要表现为连锁悖论。在以往对模糊问题的研究中,语义方案是主要的解决途径,它试图通过修改经典语义来消除悖论。威廉姆森在批评语义方案的基础上,为认知主义提供了有力辩护,使其在模糊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复兴。认知主义主张,模糊性源自于人类对事物本身存在状况的无知。相比而言,认知主义存在一些优点,比如:捍卫了经典逻辑和语义,将模糊性产生的根源归结于人类自身而不是语言,以及对KK原则强有力的批判。但是,在详细考察了威廉姆森的认知主义之后,可以发现,他的论证也存在一些值得质疑之处,比如,对高阶模糊问题的处理,对K公理的彻底接受,以及对模糊性来源的解释。     

实验优位还是理论优位?——哈金新实验主义思想简评

新实验主义的创始人伊恩·哈金提出"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的命题,认为实验先于理论,实验干预并创造现象,实验室科学可以自我辩护。哈金高举实验的旗帜,试图把哲学从传统的"理论优位"转向"实验优位",为科学哲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在协调论看来,哈金的新实验主义试图从"实验"的窗口考察科学哲学的新图景固然有益,但并不能证明实验优位,也不能否证理论优位。协调论不坚持理论优位,也反对实验优位,通过对哈金新实验主义实验优位论的批判,协调论主张理论和实验都是认识论的研究窗口,其研究结果在更深层面上可能是一种等价关系。     

认知计算主义的威力和软肋

认知的本质就是计算是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却一直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责难和攻击.本文运用科学哲学中关于理论评价的增殖力标准,论证了认知计算主义是一个很有力量和前途的研究纲领,同时指出计算与其物理实现可分离的预设是它的软肋,最后分析了为消除这一软肋认知计算主义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近年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热点。本文探讨了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本文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困难：如经济学理论的证实性差，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化，实证性的趋势的加强等是证伪主义的起因。但经济学家在赞扬证伪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在自己的实际研究工作中采用证伪主义，造成了布劳格所称之为的“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仅注意波普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的部分，而忽略其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知识进化论所造成的结果。     

普兰丁格对邦杰整体联贯主义的批判

"辩护"在传统知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以邦杰为代表的整体联贯主义者认为,一个信念的辩护取决于它所在的整个信念体系的联贯。而普兰丁格则认为,整体联贯主义必须预设元信念的辩护,即"元辩护"问题,故而是不能接受的。为此,普兰丁格从认知原则、义务论立场和元辩护问题等多个方面对邦杰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力主用"保证"来代替"辩护"。通过这场争辩,我们可以对知识论中的"辩护困境"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