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探究

当前,人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呈现出某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倾向,这种截然二分的态度实质上是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技术,其结果是唯一确定的。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因为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相互构建和相互规定的,这种互动性是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根源,并且由于社会因素的融入和具体技术的语境性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对人工智能不确定的治理需要遵循预防原则;对具体人工智能技术要进行评估,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全球层面进行治理,引导人工智能与人类协调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建构友好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得到高度重视并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友好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从政府管理层面看,需要加大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实现智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的监管与调控。从技术层面上,需要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稳健性与人性化,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从公众层面上看,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威胁论,克服人工智能技术恐惧思想。从关系层面看,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人工智能研究应该以"友好人工智能"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建构友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非常明确的努力目标。     

基于符号互动论的人工智能价值分析方式

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大相径庭，而这种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来源缺少有效的分析。基于符号互动论，人工智能存在“社会符号”与“互动个体”两种形态、“利益”与“伤害”两种价值。以两种形态与两种价值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形成进行分析，可得出不同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来源。该分析方法聚焦于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感知的形成机制，能够帮助理解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成因，从而为人工智能设计、决策及治理提供一种微观新思路。     

“中文屋”若被升级为“日语屋”将如何?——以主流人工智能技术对于身体感受的整合能力为切入点

就原始版本的"中文屋"思想实验而言,实验的提出者塞尔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驳倒"强人工智能论题",而并不关心对于特定的经验语言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所可能遭遇到的经验问题。因此,从原则上看,将"中文屋"替换为"日语屋",并不会对其论证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塞尔的对于具体经验语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却使得他无法体察到日语言说者对于身体感受性的高度敏感,以及此类敏感对主流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所构成的挑战。反过来说,将"中文屋"升级为"日语屋"的举措,纵然没有在先验的意义上构成对于作为哲学论题的"强人工智能论题"的威胁,却至少在经验的层面上提供了更多的理据,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考察在主流人工智能技术—无论是符号人工智能技术还是神经元网络技术—的框架内进行"具身化改造"的可能,并通过这些批判性考察,为学界对于一些新技术路径的关注设置指路的路灯。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

现代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社会的人文价值信仰和追求却经受着考验 ,并引发出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本文揭示了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 ,分析了这种冲突形成的文化观念根源和社会存在基础 ,提出了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历史与实践向度中的风险与安全

在现代性社会中,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渗透贯穿着风险的在场,风险意识重构着历史实践的认知状况,它使得存在的世界进入到破碎和断裂的不确定性镜像中,强化了存在的灾难临近感。寻求安全成为人类主体性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实现安全的意义构架则成为存在自身合目的性价值的践履。风险的存在与安全的价值诉求之间存在着张力,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在两者彼此互动,相互博弈中,历史向前进步。     

系统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机器智能的话题,古已有之,而今成为热点。我们不仅要为机器的进步而喝彩,更要在智能时代重新反思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隐喻视角下的人与机器的关系是一种异化关系,而目前反对机器能实现智能的背后存在着三组矛盾,即宗教层面上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物质结构层面上有机与无机之间的矛盾、科学认知层面上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矛盾。系统论视域下,自然-人-社会大系统中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鸿沟具有不可逾越性。未来,计算机隐喻将被赛博格隐喻所取代,而赛博格将会成为新一代的智能机器。     

基因调控网络中的“信息”概念——一种基于语境论的生物学信息认识

基因调控网络中的"信息"可以通过信号框架的方式来展示。这种展示证明了在发育生物学中至少有一些"信息"是可以被谈论的。同时,这里"信息"的使用是一种意向性信息。只有在基因调控网络的语境下才能通过信号框架将遗传信息与基因在发育生物学中发挥的特定作用连接在一起。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语境下生物学信息可以被不同地使用。当然,这与它在所有语境中是否都是合理的,是一个分开的问题。对生物学信息而言,语境论的认识是一种有前途的方法。只要运用恰当,不同语境下的生物学信息使用都有可能是合法的。而这种语境论的"信息"意义的构建就实现了生物学信息的语义形成。     

论社会性别与地球工程

近年来兴起的地球工程研究呈现了一种去情境化的技术科学特征。从福克纳论述的社会性别与工程的关系观点来看,地球工程的这种技术科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强调主动性/支配性、客观性和技术性的男性气质,这使得它并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包括社会性别在内的各种差异化影响问题。将社会性别等价值理性纳入地球工程的意义是:实现"具体他者"观念下的非压迫性正义;通过有效干预各种结构性不公正以实现共赢目标;促进地球工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     

常识知识表示:通向"人工智能"的途径

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包括专业知识与常识知识。人类常识知识具有语境相关性的显著特征,人工智能要处理常识知识就必须对与知识相关的语境进行研究。以麦卡锡、莱纳特为代表,两条不同路线的人工智能学者致力于常识知识的形式化研究并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当前人工智能知识表示中依然存在大量未解的难题。本文认为,寻找解决常识知识形式化这一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问题的关键一方面需要人工智能研究思路的转变,另一方面则在于从各门相关学科中寻找新的解题理念。     

人工智能如何应对“空表征问题”

“空表征问题”是关于概念或命题表达的对象是否真实存在于实现世界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也存在于科学探询的自然世界、可能世界或虚拟世界,在哲学上成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空表征转化成了虚拟表征,人工智能如何应对空表征,实质上就是如何应对虚拟表征,具体说可通过生成性人工智能、虚拟数字化和图像构造来应对。这些应对方法事实上是人工智能对设想对象或虚拟对象的适应性表征,因为空表征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主体的意图或目标。     

符号消费时代的生态设计

当前的生态设计主要关注产品本身对生态的影响,而缺少对使用者如何使用产品的考量,这可能会导致"杰文斯悖论",从而抵消产品本身的环保效果。另外,许多用品被处理掉往往不是因为"物理寿命"的终结,而是因为其"心理寿命"已经终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无论产品具有多么强大的环保性能也无济于事。在符号消费的语境下,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需要在生态设计中增加对使用者行为的考量,实现产品本身的环保性能和使用者的环保行为的有机统一。     

论载人航天的价值定位与路径选择

世界载人航天事业目前面临着"后空间站"时代发展目标缺乏共识的问题,制约其长远发展。目标缺失在美国表现为缺乏战略愿景,顶层设计和规划调整受政治斗争左右,在俄罗斯表现为体制与资源掣肘,计划进展缓慢、调整频繁。目标缺失的根源是载人航天价值定位的模糊。发展载人航天的现有价值诉求包括国家形象与国际关系、军事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教育与激励、科学与探索、人类物种的延续等方面,它们大多没有回答好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为什么把人本身送入太空"这一基本问题。走出困境需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立足长远的战略定力,加强载人航天的国际合作。     

智能社会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正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去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     

学者社会的旨趣--从近代科学职业化谈起

17世纪中后期，欧洲科学逐渐实现了体制化，并形成以科学为业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同时，中国明清之际尽管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但基本上仍属于经验总结型的科学成就，却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科学体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学者社会尚未发生职业化的转变，他们的兴趣还是“为政治而做学问”，这种分野使得百年以后，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和中国复古主义运动运用科学方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大异其趣。     

科学主义的本土化特质

科学主义本土化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逐步深入的。虽然中西科学主义在本质和内涵上是相通的,但是由于实用理性这样的深层文化根源,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特色。它近乎平步青云地被国人接受而充当了价值权威,因此缺少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必要的张力,并且一直在实践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考察和梳理展现了科学主义在价值诉求、社会背景、文化根基、存在形态和发展境遇等方面的中国特质。     

SSK的描述与规范悖论——并基于此兼论后SSK与SSK的决裂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方法论上坚持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出一种描述主义进路,从而能够对科学的"发现的语境"进行描述;然而,SSK在本体论上主张社会实在论,在认识论策略上主张有限论,这两者却又都是一种规范主义、本质主义的研究进路.这样,在SSK的理论内部,规范主义和描述主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SSK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其方法论的经验进路,转向规范策略.而后SSK则以对科学实践的彻底描述为基础,消解了传统的社会决定论.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