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群遗传学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问题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后，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个人也是群体。这些群体以集体的形式承担研究可能的风险，并分享可能的利益。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基于个人同意的知情同意原则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人群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征求受试人群的群体同意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个人同意与群体同意不存在本质的对立。     

也谈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与苏力教授商榷

知情同意是当今调整医患关系的核心概念,这概念不仅涉及伦理也涉及法律。正确理解知情同意概念,对处理好医疗实践中医患的关系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具体介绍医疗法律中的知情同意概念的基础上,剖析“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事件切入”一文对知情同意的理解存在的偏差,对保证知情同意实现的程序的忽视。指出肖志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情同意”,医院难以逃避其责任。并就如何在实践中执行知情同意原则、改善医疗制度提出建议。     

论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及其限度

知情同意作为现代医学伦理度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已得到广泛承认，但具体的医疗实践及科学实验表明，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是有限的。知情同意的哲学理论基础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我们应从目的与手段、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统一来具体应对知情同意权的实施。     

基因组学时代的知情同意：远离自主，走向信任？

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应用,基于自主的现有知情同意模式面临的困难使得基于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开始兴起,然而这会引发如下担忧：在基因组学时代个人自主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必须把握基于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的内涵并且区分“信任”的三种含义。在基于平等的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下,自主是建立平等的信任关系的前提;在基于正确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下,自主是确保正确信任的手段。然而,这两种模式都面临着理论或现实方面的困难,唯有第三种模式——基于对机构的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可以同时促进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个人的自主,因此,该模式有望成为基因组学时代知情同意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知情同意在生物样本数据库中面临的问题与同意模式之争——对选择同意类型权利的考察

生物样本数据库研究难以满足传统知情同意在开展前就告知研究具体目的要求。为了解决该问题,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同意模式,并发生了"何种同意模式更好?"这一"生物样本数据库同意模式之争"。当下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宽泛同意-同意治理模式与元同意(meta consent)模式之间。元同意向参与者提供依据自身偏好选择不同同意类型的权利。批评者认为该权利不存在,且赋予参与者依据个人偏好选择的权利会导致滑坡。本文论证参与者有选择同意类型的权利,设置这一权利可以保护参与者的正当偏好,不会导致滑坡。该权利可以从隐私权,以及公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权利中演绎出。元同意能够以道德物化的形式实现对该权利的保护,但该权利也可以通过诉诸可靠治理实现。因而参与者有选择同意类型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元同意模式比宽泛同意-同意治理模式好。可靠的治理要求作为道德行动者的科研人员不完全依靠元同意模式。     

试析英美等国保护受试者立法中“知情同意”的构成要素——以科学基金法律制度为视角

“知情同意”涉及人类研究活动中受试者权益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它由信息提供、理解、自愿、过程的持续性这4项要素构成.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科学基金保护受试者立法,对这4项要素的内涵进行系统解析,为完善中国有关立法寻求经验借鉴.     

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人类思维品质的影响分析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影响着自然世界,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对人类思维品质的冲击更甚。思维品质可归结为灵活性、创造性、深刻性和批判性四个方面。思维品质是思维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大数据技术对人类思维品质造成重大影响,导致思维灵活性从开放性走向了封闭性,思维创造性从价值理性走向了工具理性,思维深刻性从因果性走向了相关性,思维批判性从自主性走向了依从性。以大数据技术应用为分析视角,挖掘人类思维品质异化的根源,由此寻求人类思维品质兼容并蓄的可能出路。     

大数据对科学认识论的发展

大数据革命给传统科学认识论既提出了新挑战,又提供了新机遇。大数据使科学从仅追求因果性走向了重视相关性;通过"让数据发声"提出了"科学始于数据"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增添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新通道;通过数据规律补充了因果规律,拓宽了科学规律的范围。大数据给传统科学认识论带来了新发展,并由此形成了大数据认识论。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的伦理评估与规制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在隐私、数字身份、安全和公平方面存在伦理风险.对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进行伦理评估需要建立以评估主体、客体和对象为主线的评估框架,确定评估结果要基于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是否存在违背特定伦理原则、技术应用人员是否遵守相关职业道德、技术应用过程中是否切实保护用户权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应以群体...     

大数据技术异化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技术作为一项综合性技术,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大数据技术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规定大数据技术而导致的非人道、非人性和非自由。由于大数据技术自身的独特性,大数据技术异化的表现及其根源不仅具有技术异化的一般性,还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伦理治理以规避之,从而促进大数据时代的顺利发展。     

大数据时代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与回归

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技术治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是催生了技术治理的全面扩张.大数据技术治理带来治理效率提升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控制人,偏离服务于人本身等方面的异化,致使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情感是技术治理的必要内涵,是技术治理的出发点和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通过强化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情感支...     

大数据:科学方法的新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方法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应用。从哲学层面分析大数据方法的本质,可以揭示这一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的异同,大数据方法用海量数据代替少量样本、用混杂数据代替精确数据、用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由此引发的宏观性和直接性是传统的认识方法所难以完全替代的。因此,可以将大数据方法看作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是继演绎法和归纳法之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第三种工具。     

大数据时代信息隐私面临的伦理挑战

在数据库话语体系下,数据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构成了信息域的本体结构。基于这一基本事实,大数据时代下个体身份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数据挖掘到信息拓展的过程。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智能计算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推断性难题,所以就信息隐私而言,在一种人工环境的完全包围中,则必然要面临人类自我反思能力丧失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即"超级全景监狱"之下的个体自由问题。立足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回到信息域本体结构的论证之上,并且将信息隐私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重新审视其内涵,才能为这一伦理难题的解决寻求一种可能性途径。     

大数据时代生命伦理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生命医学的核心要素,在生命组学、临床医学及生物样本库等领域应用广泛,给生命伦理研究带来了全新机遇与严峻挑战.大数据时代生命伦理研究的机遇表现为将生命伦理论域由“个体善”向“公共善”拓展,促进生命伦理研究方法由质性与量性研究向多学科融合集成化研究转向,推动生命伦理治理由“一元化”向“多无论”变迁;但...     

论大数据思维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在高度重视大数据思维的同时,也要保持理性,认真对待其存在的局限性:全数据模式的错识、量化思维的焦虑和相关性的过度崇拜;需从整体兼顾部分、量化整合质化、因果强调相关的互补中实现大数据思维的超越。     

“数-数据-大数据”的历史沿革

目前,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移动带宽迅速提升,云计算、物联网、传感设备、移动终端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据规模和数据使用量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从哲学维度上对大数据追根溯源,可以通过对数、数据、大数据的概念、特征等进行层次性梳理和剖析来获得。     

“数据铁笼”:技术反腐的新探索

文章按照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介绍“数据铁笼”的内涵,研究“数据铁笼”如何制约及监督权力,分析“数据铁笼”反腐的主要做法与进展,总结了“数据铁笼”贵阳模式的探索经验和取得的成效。     

大数据时代透明社会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技术持续变革必然导致透明社会的形成。透明社会的形成必将产生诸如隐私威胁、犯过错误的人难以返回正常的社会生活、全面监控而不自由、大限制和被设计被选择等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透明社会的伦理困境是由于人类滥用大数据技术所致。为了实现大数据时代的顺利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大数据时代的透明社会伦理困境进行必要的治理,要求树立正确的功利观、积极弘扬人文精神、不断建立健全相关伦理制度规范和弘扬社会美德。     

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控制——基于国内大数据伦理问题研究的分析

近年,随着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其引发的伦理问题也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阐述了大数据技术伦理问题的表现形态、产生原因和治理对策。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因而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以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化解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风险。     

“第三洞穴”与“数据主义”——论大数据社会科学的内在矛盾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把人类带入了由抽象数据建造而成的"第三洞穴",由此催生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深深陷入了数据主义的内在矛盾当中,一方面再大的数据都不可能是真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大数据隐含的对整全信息的追求是一种不可能兑现的乌托邦。这样的社会科学非但不能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无所不能,而且它还会导致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人从社会科学的视野中消失,只剩下人造影像的影像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