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学时代的知情同意：远离自主，走向信任？

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应用，基于自主的现有知情同意模式面临的困难使得基于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开始兴起，然而这会引发如下担忧：在基因组学时代个人自主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必须把握基于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的内涵并且区分“信任”的三种含义。在基于平等的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下，自主是建立平等的信任关系的前提；在基于正确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下，自主是确保正确信任的手段。然而，这两种模式都面临着理论或现实方面的困难，唯有第三种模式——基于对机构的信任的知情同意模式可以同时促进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个人的自主，因此，该模式有望成为基因组学时代知情同意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知情同意在生物样本数据库中面临的问题与同意模式之争——对选择同意类型权利的考察

生物样本数据库研究难以满足传统知情同意在开展前就告知研究具体目的要求.为了解决该问题,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同意模式,并发生了"何种同意模式更好?"这一"生物样本数据库同意模式之争".当下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宽泛同意-同意治理模式与元同意(meta consent)模式之间.元同意向参与者提供依据自身偏好选择不同同意类型的权利....     

也谈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与苏力教授商榷

知情同意是当今调整医患关系的核心概念,这概念不仅涉及伦理也涉及法律。正确理解知情同意概念,对处理好医疗实践中医患的关系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具体介绍医疗法律中的知情同意概念的基础上,剖析“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事件切入”一文对知情同意的理解存在的偏差,对保证知情同意实现的程序的忽视。指出肖志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情同意”,医院难以逃避其责任。并就如何在实践中执行知情同意原则、改善医疗制度提出建议。     

知情同意与人体试验

知情同意 (InformedConsent)是生命法学和生命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是人体试验和临床实践的行动指南。它包括两个必要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部分 :知情同意文件和知情同意过程。知情同意文件为受试者或病人提供有关人体试验的目的、过程、计划、潜在的危险和益处以及参加者的权利等。知情同意过程是一个解释、说明和交流的过程 ,通过向受试者或病人提供有关信息 ,以利于他们做出是否参加试验的决定。本文追溯了知情同意的缘起及其发展过程 ,并对知情同意的本质、范围及受试者的自主决定做了分析和探讨。     

生物样本库研究中知情同意问题的伦理挑战和应对策略

生物样本库研究的特殊性在对知情同意传统模式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生长点。本文在介绍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知情同意替代模式的基础上,针对生物样本库研究中知情同意的形式化、过度化、"非福利"利益和重新同意等问题进行了伦理分析,并从契约精神的角度提出了伦理对策,以期促进生物样本库研究的健康发展。     

论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及其限度

知情同意作为现代医学伦理度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已得到广泛承认，但具体的医疗实践及科学实验表明，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是有限的。知情同意的哲学理论基础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我们应从目的与手段、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统一来具体应对知情同意权的实施。     

精准医学伦理:当代生命伦理研究的新领域

精准医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紧密契合现代医学技术特征和社会健康需求,极大地增进了人们的健康福祉。然而,由于精准医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与传统生命伦理的严重滞后,其在知情同意、隐私保护、结果反馈、资源分配等方面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因而催生了生命伦理学的新领域——"精准医学伦理"的兴起。精准医学伦理可为引导精准医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遵守的准则与规范,进而促进精准医学真正实现造福人类的愿景。     

论人类遗传资源立法中的知情同意:现实困惑与变革路径

后基因组时代,人类遗传资源成为生命科技领域创新性研究的资源基础。人类遗传资源的伦理与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可能在于"人"作为主体的自主决定权,以及"人与人类"的"社会/自然"属性的复杂性。这种特殊性在知情同意范畴内体现得尤为深刻。当"人"的自主决定权面对人类遗传资源的长效性和遗传性特征以及"人与人类"的"社会/自然"属性的复杂性时,便产生了个人同意、家庭同意与群体同意、概括同意与具体同意、本人同意与代理同意等实践难题。面对这些难题,在人类遗传资源立法的渐进变革中应保持法律规范与生命伦理规范间的张力,对知情同意在立法中适度规定。     

不确定性与计算机模型思维变革

在大数据时代预设下,数据开始主宰一切,相关关系向因果关系讨要话语权,绝对精确为效率让路,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成为计算机模型思想变革着力要解决的问题。对计算机模型思想而言,大数据时代颠覆了人们对传统的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理论的理解,一种全新的不确定性计算机模型思想亟待形成。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大数据技术图景中主体隐匿与重构的哲学反思——以教育大数据为例

教育大数据通过量化与计算,从而对教育活动中主体行为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规范性预测。但是,教育大数据技术不仅将作为教育主体的人转化为可读的数据和信息,而且不断引导、指示、推动人的行动。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自主性让位于技术系统本身,即技术主体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其根源在于作为确定性追求的教育大数据技术系统本身遮蔽了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从而导致主体的隐匿并引发主体客体化、主体间交往的降格、主体责任的缺失以及主体成己的悖论。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主要包括:提升主体的数据素养、增强算法的透明性、确保数据与算法决策的情境完整性。     

对量化问题的哲学实验研究

在量化问题上,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对当方阵大相径庭,且各有局限。哲学实验结果显示:(1)自然语言中A、I命题都允许主项为实体性存在、观念性存在,不接受自相矛盾的主项;(2)各语境下自然语言的A、I命题在主项存在方面高度相似,表明A命题预设了主项存在;(3)不同语境下对A、I命题的否定接受了不同的预设,表明了否定包含预设、且预设具有层次性。基于实验结果的"分层量化"方案,把A命题的主项存在预设形式化为公式的一部分;把不同语境下否定的预设形式化为独立的前提,据此分层建立了否定时预设个体存在(■x)、预设主项存在(■xSx)、预设主项为全域(■xSx)的对当方阵,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新方案似可较为系统地消解量化问题的困境。     

汉弗莱斯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

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预设,包括:默认人类为认识活动的唯一主体;以人类感官或心智作为认识的终极标准;默认对感觉信号的理解只能由人类心智完成。近年来科学研究手段的发展对这一预设提出了挑战。无论在数据收集方面还是在数据分析方面,科学探索中的人力劳动正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基于这一趋势,美国哲学家保罗·汉弗莱斯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构想。论文分析了汉弗莱斯的观点,指出,认识论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第一,放弃以人类感官为终极判据;第二,放弃人类的终极判读者地位;第三,放弃人类的唯一认识主体地位。只满足第一项的认识论可以称为弱非人类中心主义,满足全部三项的称为强非人类中心主义。     

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使得新兴技术应用带来了出人意料、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新兴技术治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议题。新兴技术治理一般基于传统专家决策模式,但该模式不具有新兴技术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无法决定广泛社会主体的偏好和价值,更难以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问题。治理背景下,研究提出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新路径,并利用治理网络重新分配治理主体的权力、利用政策网络阐述多元主体协商和互动的博弈过程、利用公众参与实践获取多元主体充分和对称的信息,为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提供了有效的治理路径和工具。     

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性探析

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是当前工程技术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而评估主体性问题是决定风险评估成效的核心问题。工程职业协会以独立性、客观性和公益性特征成为最为合理的评估主体。在遵守知情同意原则、利益和风险分配公正原则、预防原则的基础上,工程职业协会推进技术风险的识别与沟通,促进公众对工程风险评估结果的信任和认可;利用伦理周期模型,更为细致地审查工程风险带来的各种道德问题,达成一个多元道德反思的平衡,确定公众可以接受的工程风险,实现工程良性发展,保障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隐喻语句的预设及其动态语义

隐喻语句在进行非字面义表达时,需要基于一定的前提信息,这些前提信息和字面表达的预设没有本质区别。但相较于字面表达的预设,隐喻的预设更为复杂,即使是最简形式的隐喻语句,也存在不同类型的预设;且隐喻的预设介于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之间,它既有相对确定的形式,又高度依赖于语境,具有动态性。通过将一个隐喻语句所使用的预设区分为隐喻概念预设和源域性质预设两类,说明两者在层级上的差异,可以解释隐喻预设和一般预设在投射性和可取消性上的区别。继而遵循动态语义学传统,可以提供一种贯通表层语句结构和深层认知结构的方式,在同一框架下刻画两类预设投射的不同情形,揭示动态语境中的隐喻语义。     

数据共享是道德律令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了人体生物样本数据库的性质、定义、特色、社会价值和概念模型,以及在此领域评价决策的标准,即伦理原则,认为应该包括效用、知情同意、保密、公平可及、透明和共济。第二部分讨论了数据共享的伦理学辩护,分别考查了反对和支持数据共享的伦理论证,以及数据共享引起的关切和影响数据可及的可能障碍。第三部分讨论了如何在保护隐私与数据之间保持平衡,以及伦理委员会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技术调解下道德主体的重构探究

技术调解理论对人与技术互动机制的探讨不仅揭示出了技术之于人的境遇性存在,也对传统技术伦理的二元框架及人的绝对主体性产生了冲击。对此,沿着关系论进路,道德主体的界定标准可概括为自主程度及伦理意向性,人与技术物的道德角色也可据此分为三类:面向平凡技术物的操作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工智能体的功能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类行动者的伦理型道德能动体。对中国伦理语境而言,道德主体界定的关系论进路与天人合一观具有内在一致性,而对道德主体的重构也构成了我国传统技术伦理思想的现代语境。     

确定性的终结——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世界

现代技术遮蔽了生活世界中其他维度的生存空间,塑造着伦理情景的格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生存的时空秩序;数字技术颠覆了信息传播模式。伦理情景的确定性消解,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其新的重要特征。主体是确定的,与之相对的客体是匿名的、未知的。技术所造成的这种伦理情景是现代主体无法逃避的。随着伦理客体的隐匿未知,主体的义务、责任、权利甚至自由的基本内涵变得不确定。大数据为伦理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确定性的终结。     

科学社会中师徒关系的异化研究——兼论大科学时代师徒关系的重建

伴随小科学向大科学演变,科研劳动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任务导向的科研契约关系日益冲击师徒之间基于兴趣导向的自主探索,使得科研领域传统的师徒关系在三个方面呈现异化的趋势:兴趣导向的选择关系异化为任务导向的选择关系、导学关系异化为等级制主导的行政关系、合作关系异化为利益驱使的雇佣关系。师徒关系的异化抑制了师徒双方科研自主性的发挥,阻碍了师徒之间科学精神的传承,不仅可能造成学生能力素质的畸形发展,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科学谱系的延续和科学世代的繁衍。大科学时代师徒关系的重建,关键是要处理好师傅的角色定位以及社会对科学教育的需求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