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探析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有利于提升科技决策的正当性,强化科技政策的公共性,防范科技发展的风险性。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仍然存在制度保障缺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能力薄弱和参与途径较少等问题。推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要多维并举,一是转变决策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科技决策模式;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律法规;三是依托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组织化;四是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能力;五是借鉴国外经验,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途径。     

公众参与科学中互动专长论的引入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二波论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但在公众如何参与科学方面学者们却意见不一,柯林斯的互动专长论在这方面颇具前景,它不仅可作为突破公众参与科学的知识障碍的理论工具,而且在从具体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增强不同范式的专业共同体间的有效交流及为科学实践治理的效率—公平均衡提供框架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互动专长论也遭受着对互动专家成就、对转译默会知识的能力和必要及对对技术阶段—政治阶段划分的质疑,这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对此,一个可行的策略是继续循着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的旨趣,反思来自其他阵营对这种旨趣的批评,结合更多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分析,探究和完善互动专长论及其在公众参与科学中的作用。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为科普理论奠基——《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读后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居于现代社会系统的核心部分,并已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关键问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科教兴国远大目标的实现以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既包含着公众与科学家的互动,也包含着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一书,对我国当代科学普及的内容、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讨。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理论研究

科林斯的"第三波"理论试图挽救被SSK所破坏了的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形象,在建构论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科学在社会领域中的内行性质。"第三波"构建了不同于默顿科学社会学和SSK的"专家知识"概念体系,将科学的建构特质与内行特质整合起来,并基于此回答了困扰学界的"延伸问题"。第三波为人们反思默顿社会科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科技决策的延伸性问题何以解决?——兼议哈里·柯林斯的专长决策理论

就公共领域中的科技决策而言，作为科学论第二波的SSK虽然通过激进的解构诠释了合法性问题，却在延伸性问题上矫枉过正。柯林斯通过对决策阶段的分离、专长参与体系的建构以及认识论上的实践转向，有力地回应了第二波中悬而未决的延伸性问题，实现了科技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之间的合理张力。但是，从专长决策理论招致的诸多批评中可以看出，专长决策模式虽然以专长的规范性“终结了”延伸性问题，却又将延伸性问题“再延伸”,形成了新的去语境化问题，并陷入了专长实在与社会建构的两难困境之中。     

争议性科技议题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进程,当科技与社会形成了紧张的张力,一些争议性科技议题往往随着负面事件的爆发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当科学上的分歧进入社会领域中,裹挟了利益、资源和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使得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化。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应用为争议性科技议题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同时也给公众参与科学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随着公众话语的兴起和国际范围内公众参与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增加,需要尽快探索和发展适合于我国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其中,重塑公众的信任、发挥媒体的作用以及完善对科技公民身份的建构将有助于争议性议题的科学传播。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公众参与规约技术价值观的功能解析

公众在技术场域中是重要的参与力量。公众通过技术人工物的转用规约人工物蕴含的技术价值观;公众在解释边界物中主张自身的技术价值取向,影响其他主体认识理解边界物;公众通过信息传输渠道了解技术知识,抉择技术应用方向,借助丰富的科技信息发展个体与群体的技术价值观。     

欧洲议会的技术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形势下,技术评估日益成为我国科技的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受到各方关注。研究发现,技术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科技决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推动了欧洲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欧洲议会层面组织开展的技术评估活动与评估实践做法对我国有一定启示。通过对欧洲议会技术评估组织的重点观察、典型分析及与欧洲国家技术评估发展的对比,我们认为应加快发展我国技术评估,完善科技治理,更好地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并提出将技术评估作为管理技术的战略工具,提升科技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理论方法研究,做好技术评估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注重评估与政策、立法系统相结合,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建议。     

工程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内容

工程的发展伴随着文明的进程,体现并传播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本文以工程概念为基础,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下称虹桥工程)为分析案例,应用传播学5W理论对工程传播、公众理解工程及公众参与工程决策进行分析解读。分析得出:虹桥工程吝于言但蕴于理念,工程依靠传播让公众认知、理解并参与—公众参与工程决策的前提是工程传播。工程传播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正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内容。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兼评《诚实的代理人》

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在当代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既与决策的具体情境相关,也与科学家自身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密不可分。小罗杰.皮尔克(Roger A.Pielke,Jr.)在《诚实的代理人》中将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的科学家分为了4种理想类型:纯粹的科学家、科学的仲裁者、观点的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并主张诚实的代理人将是科学家们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更可靠和更有效的选择。本文进一步对形成这种区分的理论根据展开批判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参与决策的诚实的代理人得以存在且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科技公民身份视域下的科技争议——以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为例

本文引入科技公民身份理论,透过分析持续十数年的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争议,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所不断涌现的由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所引发的社会争议。科技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众拥有知识权利,在科技的治理过程中拥有正当合理作用。面对日益增多的科技争议,政府部门需要转变对公众的认识,正视、尊重和适应这样一个理性、有知、能够挑战官方叙述的有知公民群体的出现;推动科学公民身份教育走入课堂,提高社会成员对科学技术知识作用的批判认知。     

科学公信力的危机与重建——以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为例

拉图尔的科学公信力循环模型,作为对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的一种解释,为公众参与科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拉图尔模型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简化了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的考察,分析了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和途径,表明了公众是科学公信力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最后,文章提出了新的科学公信力协商机制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