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是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科技奖励制度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无疑会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对我国现行科技奖励制度的现状作一初步分析,并根据科技奖励的一般社会功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对策性建议.     

科普期刊发刊词与民国时期的科普思想

发刊词的作用在于阐明办刊的缘由、目的,是编者办刊思想的浓缩。民国时期科普期刊的发刊词,明确了科普的对象、目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蕴含了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是科学文化精英科普实践的理论依据。对该时期科普期刊发刊词的考察,有助于深入把握当时科普思想的内涵。对民国时期科普思想的探讨,是科普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为当前科普理论与科普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学家职业演变与科普责任

科学家职业的生成和演进表征着科学建制化水平的高低,科学家科普责任的增强促进着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本文把科学建制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逐一探讨了科学家职业的形成和演变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家科普责任的产生和变化.     

中国科普政策功能研究——基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认为科普具有意识形态作用,据此做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中国科普政策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与"为经济建设服务"双重功能。目前"意识形态建设"政策功能弱化,这阻碍公共政策共识形成。藉此提出优化科普传播模式,借助科普建立政府与公众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有效沟通机制的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有三个名称:科普、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分别代表科学传播的三个群体和三种模式。由中国科协所主导的科普是主流和正统,拥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近20年来有边缘化趋势。科技传播的研究者主要是传播学家,主要关注传播手段和传播效率,与科普理念没有冲突。科学传播的倡导者主要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挑战主流和正统科普的三大意识形态。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形成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三种模式仍然处在剧烈的互动和融合过程之中。     

后学院时代的科学奖励制度——基于齐曼"真科学"的考察

科学进入了后学院时代。为了促进产业发展,“科学-社会”系统建立了一套与产业科学相适应的激励体系即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与学院科学相比,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具有奖励来源多元化、奖励形式多样性、奖励范围广泛性、奖励标准可操作性等特点。而且,后学院科学在把精神性奖励与物质性奖励结合运用的同时,更加注重物质性奖励在促进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良序科学与良序社会——基于罗尔斯“理想理论”的考察

"良序科学"理论借鉴罗尔斯的"良序社会"构想,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的理想组织方式。然而,"良序科学"却超出了其作为"理想理论"的设定,试图直接指导科学政策的实践,这导致了其论证过程中的自我矛盾。"良序科学"与"良序社会"为审视现实的社会正义和科学探究提供了完善的"标准",但都无法用来指导制度设计。     

晚清科技奖励政策评析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转变对待科技的观念,主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后来的新政,晚清时期的科技奖励政策从萌芽到初步制度化,不断完善,尽管所颁布的各种科技奖励政策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但却对中国近代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甚至对当代科技奖励制度也有借鉴意义。     

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试论日本科学精神的内涵特征——以仁科室传统为例

日本科学精神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积淀和改造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科学精神的巨大冲击。本文通过对仁科室传统的个案分析，试图具体地、历史地揭示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科学精神融铸为一的内在特征，进而探讨日本科学精神产生的深层原因。     

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体用问题的早期探索——以郑贞文与中华学艺社的科学文化实践为例

郑贞文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以其在日本丰富的留学经历开创了我国近代科学团体科学文化的先河,并吸收了日本科学文化本土化过程的经验教训,以中华学艺社及其刊物为阵地,致力于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局面。     

修辞参与科学:从文本到实践

修辞作为一种实践在三个重要层面上参与了处于社会情境之中的科学。在科学交流部分,修辞参与了科学文本的制式化过程、同行评议、争论和理论选择;在科学家个人独白式的写作中,修辞发明协助构成了好的论证;在科学认知中,修辞贯穿了从个人经验到形成理论到确立知识的整个过程。     

为科普理论奠基——《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读后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居于现代社会系统的核心部分,并已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关键问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科教兴国远大目标的实现以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既包含着公众与科学家的互动,也包含着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一书,对我国当代科学普及的内容、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讨。     

拉图尔对实践科学观的本体论辩护

拉图尔对实践科学观的本体论辩护分为两个阶段:⑴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和拟客体的概念,他提出了自然-社会混合本体论;⑵由于广义对称性和自然-社会混合本体论所具有的某些缺陷及其招致的误解,拉图尔在对"社会"概念进行改造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本体论。后者构成了拉图尔科学社会学的完整体系,与实践科学观之间具有更大的相容性。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中国科技政策初探

十年文革,中国逐渐形成的科技政策体系被迫中断。本文初步探讨了文革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恢复和发展,并对1978年科学大会前后科技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回溯。本文认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在恢复文革前科技政策的基础上,国家科技政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并逐渐规范,因此可以把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作为我国现行科技政策形成的起点。     

非建制化和非职业化——科学与社会的全新关系

在当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怎样来分析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呢?对此,西方著名科学社会学家P.魏因加特(Peter Weingart)认为,科学与社会之间是否显示出一种全新的关系这个问题,可借助于对两个过程的分析来加以探讨。这两个过程就是社会(社会价值与社会建制)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政策化,也即科学的非建制     

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的哲学背景解读

二战之后，传铳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进入了新的阶段；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这是由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哲学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本文试对其哲学背景进行解读，分析其哲学根源，探索对科普及其发展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     

“政策科学”概念溯源

政策科学是当今社会科学中发展迅速的一门学科,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对“政策科学”的概念进行溯源,以此回溯政策科学的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视频科普网络服务系统在数字科普惠民平台中的应用

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素质，推动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根据《上海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素质教育和科普肖传，实施全民科学素养行动计划”的要求，沪杏科技阁书馆在上海市科委统一部署下，启动厂数字科普惠民的实事工程，在国内首创了多媒体视频科技图书馆，经多年完善，形成以自然、工程技术和人文为主要内容的视频科普网络服务系统，成为上海科普宣传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论"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丰富与发展

哥白尼革命以来的科学发展 (包括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 )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 ,使这段历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难以忘怀 ,也最富有挑战性的一段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常常引起巨大的震动 ,无论是对科学本身 ,还是对科学家本人 ,以至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 M 克朗 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M〕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 7页 )。特别是二战以来 ,科学得到迅猛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研究热潮———“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出现。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学家以及伦理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