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研究

伴随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越来越融入当前的社会环境,它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具备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工道德行动者。一些学者认为康德哲学为建构人工道德行动者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相较于易受感性经验影响的人类行动者,以康德哲学为伦理框架设计的道德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更有资格作为康德哲学语境中的道德行动者。不可否认,康德伦理学对建构道德机器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也应该是机器人伦理学研究中的必要目标。但是,按康德伦理框架创造的人工道德行动者是纯粹理性的道德机器,缺失了真正道德行动者应该具有的实践性情感能力,因此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不能获得真正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     

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实践理性批判

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爆了对于科学研究伦理的批判性探讨。从分析贺建奎研究的伦理问题入手,讨论当前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困境及伦理前路,进而探求基因编辑技术成为未来医疗手段的途径,对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来说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迫切性。深入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前研究从技术层面上降低了研究风险,而健全的伦理审查制度及监管制度则在进一步降低研究风险的同时也为基因编辑研究的前路铺平了伦理道路。对此问题进行实践理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伦理学意义。     

人与技术二分法的局限

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实践,人类增强技术引发了关于自然身体与优化身体之间的伦理分歧与争议。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通过假设不同的人类现状确立了反对与支持意见,但其各自论证依据存在缺陷与不足。原因在于其所依赖的形而上学基础——人与技术二分——的固有局限性。人类增强技术的后现象学视阈否认并批判上述分裂立场的复杂性与两极性,强调人与技术之间相互塑造、彼此嵌入的亲密关系形态,并为此发展了一种非人本主义伦理学。     

论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困境

早期的环境伦理学以现代规则伦理学为理论资源,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物种之外,为自然的道德地位极力辩护。这种以规则伦理为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以自然的固有价值或自然的权利为逻辑起点展开论证,加上规则伦理学本身的"等级式"和"整全式"的理论结构特征,使得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的环境伦理学走入了发展的困境。完整的环境伦理学应当包含环境规则伦理学和环境美德伦理学两种理论形态。     

基因技术背景下新生命伦理的构建何以可能——基于《老子》“反”生命伦理的思考

现代基因技术引发了新一轮对生命问题的关注,人类可能需要重新提倡一种新的生命伦理,以回应基因技术向人类生命提出的一系列挑战。《老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其中"反"这一范畴,以"相应相成"的动态平衡关系,表明人类未来生命形态的存在可能性;以"生命自化"的运动内在动力,辨别技术干预生命的合理性边界;以"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维方式,启发生命伦理在基因技术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复归其根"的生命本根与本质,揭示生命价值真正指向,为新生命伦理的构建提供了理论的可能与现实的指导。     

纳米认知增强的伦理思考

纳米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而能够在药物、植入物、基因技术等方面为认知增强提供更多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但是,纳米认知增强亦是一把双刃剑,其目的的不同会引起一些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纳米科技专家和管理部门在研究和开发纳米认知增强技术的过程中,应遵循保护人类受试者、区别对待、预防原则以及底线原则等伦理原则,以促进纳米认知增强技术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基因专利的伦理审视

随着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基因专利的争论日趋激烈。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基因专利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基因专利很难得到伦理辩护。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发展和促进利益的公正分配，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基因专利的审查。     

从儒家的视角看生殖干预与人的尊严

生殖干预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即应用这样的技术是否会侵犯人的尊严?很多中西方学者曾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远未形成一致意见。儒家伦理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伦理学理论,对于人的尊严给出了明确论述,可以用来分析和解决有关当代生殖干预技术的一系列重要伦理问题。儒家的尊严概念包括普遍尊严和人格尊严两重含义。通过重构儒家尊严概念的两重含义及其道德要求,有助于回答两个曾引起广泛争议的有关人类生殖干预的伦理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干预人的自然生殖过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基因技术设计具有完美天赋的婴儿?儒家的尊严观为当代生殖干预的伦理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     

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重建

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规定了技术的使用限度,社会属性蕴含着人类越过技术使用限度的可能。技术使用处于限度之内,技术是为人的;越过其限度,技术将面临伦理困境。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是一个理性悖论:工具理性的技术,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手段与初衷,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其对立面。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要超越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人类必须充分认识技术的使用限度,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人性化技术,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算法及其限度

自动驾驶汽车必须预先置入算法以应对伤亡不可避免的伦理困境。过往的讨论主张,算法应该奠基于系统化的伦理理论,诸如功利主义、康德式伦理学和罗尔斯式的伦理学,因为它们旨在消解直觉间的冲突,而且还为此给出了强有力的理由。但这一进路是自我挫败的。因此,我们应采取不同的进路为自动驾驶汽车设置事故算法,即沿着批评性反思的方向进行:利用一切伦理资源,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寻求尽可能多的共享理解。     

休谟主义、欲望与实践承诺

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被认为对我们的实践理性或者理性能动性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乃至不相容的解释:休谟主义被认为不仅得出了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而且也对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造成威胁,相比较而论,康德主义则被认为维护了实践理性的"自主"地位和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本文旨在表明,一旦我们澄清了休谟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它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说明以及它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基础地位的强调——的本质和地位,并给予康德伦理学以一种适度的"自然主义"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缓解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被认为存在的张力。本文也试图表明,放弃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的、基础主义的探讨,转而采纳一种以实践承诺为核心的语境主义探讨,或许是值得向往的。     

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初探

当前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医疗以及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助推力,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伦理问题。桑德尔从人性、自由和公正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现今基因技术所存在的伦理问题,他首先认为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应该触及人性的底线,推崇生命本身就是恩赐的思想;其次他指出自由选择在基因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会使得人类面临支配与选择的难题;最后桑德尔就基因改造中遇到的努力与天赋的困境,提出其社会公正以及群体公正的思想。桑德尔关于基因技术所提出的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基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推动作用,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一个基因技术发展的限度。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试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界限——从道德、哲学和宗教的角度看“贺建奎事件”

现行的基因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有许多合理之处,如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严格限制和对增强性基因编辑技术的禁止。但是,对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现行的基因伦理学虽有警告,但却不加禁止,甚至在其大方向上给以鼓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不足或缺陷。为此有必要引入"生殖系基因编辑禁止原则"。这些基因伦理原则是以自然宗教和人类中心主义为其形而上学基础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持人类基因池的纯洁性。自然宗教是与科学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广义宗教,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源远流长的。为从源头上杜绝"贺建奎事件"的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另一方面为规章制度奠定适当的形而上学基础。     

技术的民主化向度——哈贝马斯的技术观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扩张导致了民主的缺失，为此，他立足于交往行动理论，提出民主的第三种模式——话语民主。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商谈活动，具有民主化的向度，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公众之间可以进行民主对话。     

道德增强:问题的提出与正反论证

能否使用生物医学技术或基因工程来增强人类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领域中颇具争议的话题。主张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道德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人类道德进步的路径,对防止恐怖主义,气候灾难和核战争以及促进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反对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不能简单地从功利上进行衡量,道德有其特殊的地位,对道德进行生物医学上的干预需要寻找更多正当的理由,支持道德增强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道德增强需要更多的论证。     

应用伦理学:伦理致思范式的现代转换

应用伦理学决非是所谓伦理学原理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也不只是词语的改变,毋宁说它是伦理学面对市场社会建立以来出现的诸多伦理难题和伦理困境所完成的人类伦理致思范式的一次总体性和根本性的转换。领域不同,利益主体及其关系相异,伦理规则就不同,试图找到一种适合于一切领域的所谓的基本原理已不再可能。领域化、问题意识与问题研究、追寻意义、辩护与批判是应用伦理学的根本特征。     

自然与人文的和解：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性质

本文依据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伦理思维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生态伦理的实践精神等几个理论层面,阐明了生态伦理学始终贯穿着自然和人文的和解这样一个中心,主张在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性质的问题上也必须打破哲学与科学,真理与价值,自然与人文的分裂对立,从而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奠定新的理论基点。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