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

教科书编纂对术语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在机构、人员、业务方面有延续、接近、交叉。课程标准关于术语使用的专项要求、教科书编纂对于术语的具体引入和使用,强化了术语的规范和推广。当时的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推广的互动,对新时代加强术语规范、推广策略和路径,具有启示意义。     

河南省技术引进现状、问题及对策

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指出：后发优势就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相对落后和迟缓反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或者存在的各种机遇，主要包括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技术性后发优势蕴藏在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技术落差中，它表现为落后国家从先进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过模仿、消化、吸收和改进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后发优势主要是通过学习过程实现的，学习过程虽然要付出成本，但是这种成本和技术研发、     

原子弹、意识形态和苏联物理学的命运

苏联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严重干扰科学事业。经典生物学和遗传学彻底毁灭后,当局要召开全苏物理学家大会以打倒那些坚持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家们。但是,由于原子弹与相对论的关系,这次大会最终被取消,从而避免了物理学的毁灭。     

青春初期男孩子的性心理和性生理

男孩子性成熟的第一个标志是在十至十四岁出现,这就是阴囊微红增胀。大约与此同时,睾丸体积也增大了,这是受一种脑垂体激素——促黄体发生素直接支配的结果。而后,睾丸受另一种脑垂体激素——促卵激素的影响,产生睾丸酮。于是,就出现了第二性特征,如阴茎长大,并长出胡须和体毛,嗓音变化、肌肉发达等。这些,都是由正在增大并开始发挥功能的睾丸所产生的睾丸酮引起的。     

1932年之前俄罗斯（苏联）科学院研究科学史的旨趣

18世纪,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为了思考自己所研究的科学问题而注意梳理学科的历史。到19世纪,历史学家为科学史研究增添了人文视角。俄罗斯科学院在1921年成立知识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维尔纳茨基将科学史看作一个独立科学领域,提出了科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向,为俄罗斯科学技术史学科奠定了基础。1932年知识史委员会正式改为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实现了科学技术史学科在苏联的建制化。俄罗斯（苏联）科学院的科学史研究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如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史”框架下探讨科学、哲学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史,为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

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能把苏联技术哲学当作其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其次,二者存在着间接的、内在的联系,认为苏联工业化道路与其技术哲学思想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第三,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一损俱损、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本文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苏联在看待和处理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经验丰富、教训深刻,对发挥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功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科学改造活动研究:以地理学为例

新中国建立初期,科学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科学改造运动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理学改造的发生背景、理论基础和改造方式的分析,阐明这场地理学改造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     

脑内一个和学习记忆有关的新区的发现和研究

我们在大鼠、猫、猴及人脑新纹状体尾侧,围绕苍白球颅外侧边缘,发现一个由纺锤形细胞构成的新区.根据它的位置命名为边缘区(MrD).边缘区内富含多种神经递质.将大鼠脑Nissl切片用计算机三维结构重建技术,证明边缘区为一个位于新纹状体和苍白球之间的一个扁平盘状结构.用化学刺激诱导的c-Fos表达法证明边缘区和海马、杏仁核以及和认知功能有关的Meynert基底核之间存在机能及纤维联系.化学损伤大鼠两侧边缘区,用双盲法Y迷宫实验发现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严重受损.活体人脑功能核磁共振检测,证明边缘区和前额叶同时参与了脑的学习记忆活动.我们的结果证明边缘区是哺乳动物脑内新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构,其形态和纤维联系特殊.动物实验和活体功能核磁共振检测,证明边缘区的功能和脑的学习记忆密切相关.     

适应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开放教育课程管理服务平台

20世纪60年代，终身教育已由最初的“思潮”或理念逐步转化为教育实践。2007“开放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办学形式被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下来，“开放教育已经成为推进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广播电视大学的一种常规办学形式。     

项目团队学习的涵义、形式与模型研究

项目团队效能的提升需要所有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与学习，高水平的团队学习能够提高项目团队的整体搭配能力。项目团队的学习要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综合运用深度汇谈、讨论、行动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既要关注个体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三个层次上的学习，又要重视发生在学习系统内的各层次之间的学习。项目团队学习模型是项目团队组织团队成员进行有效学习的理论框架，要以有利于团队学习的方式推动项目团队的学习，从而有效地、持续不断地提升项目团队的效能。     

鲁津:苏联早期杰出的数学家

鲁津是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是现代实变函数论的主要奠基人。在他的努力下形成的鲁津学派使苏联跻身于世界数学强国之林。鲁津学派涌现出很多世界级别的数学家。但是,鲁津案使他处于命运的低谷。     

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失误及苏联专家的影响

三门峡工程建成运用仅一年多时间,就由于设计等方面的缺陷导致了严重的问题,被迫放弃了原定的运用方式,并且不得不进行改建,这反映出三门峡工程在决策上存在设定的指标过高、指导方针不正确、对泥沙问题的处理方式不正确和对破坏环境等负面问题的重视不够等重大失误。三门峡工程的决策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其在三门峡工程的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缺少在多沙河流上修建水库的经验、对泥沙等技术问题的研究不够等原因,致使苏联专家的很多建议和结论并不符合三门峡工程的实际情况,但是三门峡工程的决策最终是由中国方面完成的,苏联专家只是起到了辅助的作用,所以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失误虽有很大的影响,但并不是根本原因。     

从瓦维洛夫兄弟看苏联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不同命运

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Вавилов)和他的胞弟、物理学家谢尔盖.瓦维洛夫(СергейИвановичВавилов)同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平。由于苏联当局的科学技术政策急功近利,致使尼古拉.瓦维洛夫及他所研究的生物学、遗传学被彻底毁灭,而谢尔盖.瓦维洛夫荣升苏联科学院院长,苏联物理学也避免了一场劫难。     

化学原子论和分子学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

考察化学原子论和分子学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可知:在1868年至1898年期间,中文的化学著作中只介绍了化学原子论,直到19世纪末年,才开始介绍分子学说;进入20世纪后,大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把新的化学知识传入中国,原子-分子学说也随之广泛传播开来.这一传播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化学在清末民初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获取知识的发展状况.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制衡的苏联对华军事技术转移

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军事技术转移是中苏基于趋同一致的意识形态与互惠互利的国家利益需求,在国际冷战背景下建立的中苏同盟关系领域内实施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技术转移。苏联从武器装备、人才培养、国防工业三方面对华实施了全面的军事技术转移。这次技术转移缩短了新中国军队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苏联对华军事技术转移是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制衡与较量中前进的,体现出军事技术国际转移中的三个特点:国家利益的至上性、技术转移的限度性、消化吸收的关键性。     

洋务电报技术引进中的“借壳”模式探析

"借壳"是指技术行动中由于沿袭旧有工艺、方法、制度等,使得遗留赘物得以保留的现象。与借壳现象互为表里的是遗留赘物的存在。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技术引进在技术主体、组织与制度和产业技术目的方面普遍实施了社会借壳。社会借壳对电报技术引进的相对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学化进程。     

从《算数书》盈不足问题看上古时代的盈不足方法

盈不足方法是古代数学中一项具有一般性的重要方法。通过将《算数书》和《九章算术》及其他文献结合起来，探讨它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形成与流传。认为：先秦时期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某种东西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为了得到合适的数量，人们通过运用比、比例和分数的知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盈不足方法。这种方法及其应用形成了先秦数学的一个科目——盈不足，并记载于《九章算术》在先秦的祖本中。受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先秦到汉代的学者们根据需要设置了很多盈不足问题。《算数书》中的盈不足问题即由此而来。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

文章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其原因在于: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还指出:延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吸收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后,终于使科技发展规划成为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论及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科技事业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李迪先生与中国科技史

李迪教授(1927.10.6—2006.10.30)是享誉中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他从研究数学史开始,逐渐把研究领域扩展到科技史的众多方向上,对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和科学仪器史研究贡献显著,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在物理学史、地学史、医学史、机械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科学通史等许多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李迪先生以博学著称于科学史界,不仅长于发掘古代科技史料,而且也善于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并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科学史研究人才。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