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zier曲线"的译名

图形图像类图书中,经常会看到“贝塞尔曲线”“贝济埃曲线”“贝齐尔曲线”“贝兹曲线”这样的字眼,其中,“贝塞尔曲线”“贝济埃曲线”出现的频率最高。而它们源于同一外文词“Bezier curve”。     

努力创建具有汉字特点的术语学——介绍全国名委召开的科技术语研讨会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1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科技术语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天津、内蒙、陕西等地的学者、教授共50余人。他们当中有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叶蜚声、伍铁平等,有物理学赵凯华教授、电子学陈太一教授、自动化王子平教授等。自然科学家与汉语语言文字学专家集聚一堂,把国际术语学理论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共同探讨具有我国汉字特点的自然科学术语的理论、命名的原则和方法,这在我国还是首次。这次会议也反映出术语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属性的特点。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章综教授代表钱三强主任致开幕词。全国名委黄昭厚副主任作了《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的专题报告。他介绍了目前我国科技术语的现状,说明了我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原则以及全国名委的审定工作规划。在两天的会议上先后有30余人发了言。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在题为《国家审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的报告中,回顾了物理学界从19世纪初以来名词工作所走过的道路,说明了物理学科学家历来有关心、重视名词工作的优良传统,直到现在一些物理学家仍然自愿组织起来每月召开例会,讨论物理学名词。报告中谈到中国物理学名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他还充分肯定了我国科技名词所走的中国化的道路,并介绍了物理学名词审定过程中力求做到准确、简明、科学性和通俗性统一的原则,以及怎样处理好专用性和通俗性关系的问题。报告还就物理学名词审定中几个订名改动较大的词作了具体说明。陈太一教授作了《从电子信息学科探讨汉字科技术语命名》的报告,他说,现代电子信息新术语的特点是数量多,诞生速度快,交叉现象多,有些可溯源,有的有任意性(如informatics等),大量使用缩略语形式。命名中要准确掌握概念;正确运用汉语复合词的组词规则;订名要简明;学科之间力求做到订名统一,但不强求统一。报告中介绍了电子学名词委员会对某些比较级术语系统命名的意见：以中文“甚、超、特、极”分别对应英文V(very),U(ultra),S(super),E(extreme)。他还建议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修饰词(如：信桥bridge中的“信”)。计算机技术在术语学当中的应用技术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各种类型的术语数据库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创建更先进的术语数据库是我国汉语术语工作者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理工大学王子平教授等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并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具有智能前端式的自动化术语数据库(ITDBA)》的发言,介绍了他们研究的成果,例如ITDBA的总体结构;硬件环境的选择;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择;对具有智能前端式总体结构的确定;ITDBA的功能和运行情况等。关于术语数据库的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的金万平同志作了《术语数据库及其标准化工作的现状与分析》的发言,介绍了术语数据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特点;国内外术语数据库开发的概况及问题分析;我国术语数据库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和正在制定的国家标准“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基本规定”的框架。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吴鸿适教授和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田方增研究员结合审定工作分别以“论术语的缩略化”和“关于数学名词审定工作”为题开展了研究(先寄来论文提要)。研讨会得到了语言学界的支持。著名语言学家,原语委副主任周有光教授的题为“漫谈科技术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论文,在会上引起反响。文章介绍了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术语的特点,即第一次是吸收中国儒家文化,吸收儒家术语。第二次吸收中国佛教文化,吸收中国式的佛教术语。第三次学习西洋文化,吸收西洋科技术语。其中第三次翻译西洋术语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汉字意译(创新字和利用原汉字)和音译(用片假名)。从术语民族化到术语国际化。但仍存在难懂、难记的问题。中国吸收西洋术语也经历了创造新汉字的单音节术语阶段和创造意译的双音节术语(包括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周有光教授在对这几种方案的优劣进行剖析比较后提出逐步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以后再进一步考虑长期的术语政策。关于汉语术语民族化、国际化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应走“中间化道路”。他在发言中比较了按涵义(概念)订名和选用西方语言(引进的术语)的音相近的汉字订名两种方式的利弊,也说明了汉语有跨时间、跨地区和表意性的优点,他赞扬化学界学者们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文章分五个部分论述,即(1)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2)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3)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4)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5)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甚至是等义词,但在术语用法中是精确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是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枢纽,这里汇集了一些老的术语工作者和近年从事术语工作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我国术语工作的一支专业队伍。办公室的同志们在参加、组织名词审定工作的同时注意不断提高术语学理论水平,积累实践经验。这次研讨会上他们写出了10篇论文,题材广泛,内容较丰富,有一定水平。例如吴凤鸣编审的“试论我国科技术语的特征及其传统性”;卢慧筠同志的“概念体系与科技名词审定”;梁际翔同志的“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究”;王宝瑄同志的“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冯宋明同志的“科技术语的主旨是概念内涵”;樊静同志的“试论汉语术语的科学命名”;李玉英同志的“漫谈科技名词订名中的几种类型”;吴俭同志的“科技术语定义浅谈”等。在研讨会上发言或提交论文的还有：国家语委高景成先生的“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所长戴庆厦教授的“我国少数民族科技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内蒙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吉木彦的“讨论审定统一蒙古语名语术语的一般原则”,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粟武宾的“有关术语标准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瑞平的“科技术语审定中求创新的途径”,该所副研究员董光壁的“两个科学新词分形(ARCTAL)和混沌(CHAOS)”,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于喜海的“关于科技术语译名与审定的联想”,军事科学研究院裴景峰的“关于军事术语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刘仲林副教授“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术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王渝丽的《论海峡两岸术语的统一》等。术语学(terminology)是一门较新的交叉性学科,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加拿大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和苏联学派,他们共同之点是都属于拼音文字。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优秀文化传统之一,随着汉字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汉字的优越性将更为人们认识。汉字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字文化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目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聘请了约一千六百多位各学科专家开展名词审定,国内还有很多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事或关心名词术语工作。这次研讨会仅仅是术语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全国名委以后还将继续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应该在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的同时更加注意研究总结有我国汉字特点的术语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努力为弘扬汉字文化而作出一代科学工作者的贡献。     

等高线分类名词应规范

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 ,清晰易懂 ,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 ,多年来得不到统一 ,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 ,举数例如下 ,供参考和讨论。1 《测绘学名词》[1] (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 :“首曲线　intermediatecontour”“计曲线　indexcontour”“间曲线　halfintervalcontour”“助曲线　extra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 《地图学术语》[2 ] (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 ,增加了所谓“同义词” ,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科技术语之间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术语的数量与日俱增。在众多的科技术语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科技术语构成一个概念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属—种关系”,有上位概念术语、下位概念术语等。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科技术语也可以构成一个概念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整体—部分关系”,有整体概念术语、部分概念术语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根据术语语义的异同,存在着单义术语、多义术语、多源术语、同义术语、等价术语;根据术语语音的异同,存在着同音术语;根据术语字形的异同,存在着异形术语、缩略术语;根据术语与其它语言的关系,存在着借用术语;此外,术语还存在着地域分歧、译音、转写、科学单位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现代术语学应该认真地研究并切实地解决的。本文不打算从逻辑学和本体论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于与语言学有关的术语之间的某些关系,作一个初步的分析,供有志于研究这些问题的同志们参考。^^一、单义术语只代表一个概念的术语叫单义术语(monosemous term)。在某一语言中,如果一个术语只代表一个概念,而这一个概念反过来也只能用这一个术语来表示,那么,这种单义术语就叫做绝对单义术语(absolutely monosemous term)。例如,汉语的“北极星”是一个单义术语,因为它只能代表北极星这个概念。但它不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在汉语中,北极星这个概念还可以用术语“勾陈一”或“小熊α”来表示。又如,汉语的“处暑”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它只代表二十四节气中每年八月二十三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50度时开始的这个特定的节气,而这个特定的节气也只用“处暑”这个术语来表示。再如,汉语的“实数”也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它只代表某个数,这个数可以在固定基数数制里表示为一个有限的或无限的数,而具有这种性质的数也只用“实数”这个术语来表示。术语学要求术语具有单义性,因此,单义性就成为了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追求目标。然而,在实际上,即使是命名时已获得绝对单义性的术语,在其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会得到一些附加的含义,而逐渐改变其单义性。所以,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二、多义术语如果一个术语可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之间,又有某种语义上的联系,那么,这个术语就叫做多义术语(polysemous term)。多义术语可以出现于同一个概念系统之中,也可以出现于不同的概念系统之中,由多义术语所表示的若干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有时往往难于察觉,需要进行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概念属于内容方面,术语属于表达方面,因此,多义术语可图示如下：例如,英语的head可表示“头(动物的躯体)”和“柄(工具的一部分)”。法语的tête可表示作为动物躯体一部分的“头”和作为物体一部分的“头”(如螺钉的“头”或床的“头”)。俄语的голова可表示“人的头”和用具的“头部”。它们都是多义术语。有时多义术语可以表示许多概念。例如,英语的carrier这个术语至少就代表着如下十二个概念：1.载波;2.承载子,承载形;3.载体;4.载流子;5.载波频率,基频;6.运载工具,搬运车;7.航空母舰;8.载架;9.带基因者;10.带病体;11.鸡心夹头;12.带菌者。处于不同概念体系中的多义术语,可根据其概念体系或所属学科的不同来区分其意义的差异。例如,英语的bridge这个术语,在建筑学中表示“桥”,在音乐中表示弦乐器上“琴马”,在牙科学中表示“齿桥”。概念体系不同,多义术语的含义各不一样,还不至于造成科学交流的困难。但是,就是在同一学科的同一术语系统中,有时还会存在多义术语,这就会造成科学交流的困难。在术语规范化中,这种多义术语是要尽力避免的,为此,必须进行多义术语的分离。例如,在ISO－2382《数据处理词汇》中,“并行操作”(parallel operation)这个术语代表如下两个不同的概念：1.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执行两个或多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2.在同一瞬间出现两个或多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同一个关于数据处理的概念系统中,出现这种多义术语是不容许的。因此,ISO－2382国际标准针对这种情况作了多义术语的分离工作,把表示第一个概念的操作叫做“共行操作”(concurrent operation),把表示第二个概念的操作叫做“同时操作”(simultaneous operation),而把“并行操作”这个术语,用于表达下述概念：“在单个设备中,共行地完成几个操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者在两个或多个设备中,共行地或同时地完成几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这样,便把“并行操作”这一个多义术语,分离为“共行操作”、“同时操作”、“并行操作”三个术语,使用时不会产生混淆。在术语工作中,多义术语的分离是十分重要的,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多义术语所表示的几个概念之间总是有一定联系的。如果这几个概念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那就不是多义术语,而是几个不同的同音术语了。例如,汉语中的“复数”这个术语,在语言学中是表示一个以上的数的语法范畴,当所指对象超过一个时,就用复数。但是,在数学中,汉语的“复数”却是表示由有序的一对实数组成的数,可书写成a＋bi的形式,其中,a和b是实数,i²=－1。在“复数”这个术语所表示的这两个概念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复数”不是一个多义术语,而是两个含义各不相同的、没有联系的同音术语。多义术语与同音术语有时并不太容易区分。有些在一般人看来根本没有联系的概念,在专门研究词源学的专家看来,说不定还是有一定联系的。不过,在术语工作中,我们一般并没有必要追溯到词源,词源学上的根据,只能作为术语工作的参考,我们应该着重考虑术语的当前意义。^^三、多源术语在对两种语言中的术语进行翻译时,原语中的不同术语,可能会被译为同一个形式的术语,这样,译语中的这个术语,是来源于原语中的多个术语的,它具有多个来源,叫做多源术语(multiple－original term)。当把英语术语译成中文术语时,往往会在中文中产生多源术语。例如,“比例因子”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两个英语术语scale factor和scaling factor,因此,它是一个多源术语。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在取比例尺中被用做乘数的数。1/1000这个比例因子,可用于将数值856、432、－95和－182压缩在－1到＋1范围内”。又如,“逻辑移位”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两个英语术语logical shift和logic shift,因此,它也是一个多源术语。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对于一个计算机字的所有字符都同样对待的一种移位”。有时,一个中文术语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英文来源。例如,“操作码部分”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三个英语术语：operation part,operator part和function part。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指令的一部分,通常它只包含要执行的操作的显式说明”。多源术语可能会导致多义术语。例如,“数字的”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三个英语术语：numeric,numerical和digital。前两个英语术语的含义是“指用数表示的数据或物理量的一种属性”,而后一个英语术语的含义则是“指数字或者用数字表示的数据或者物理量的一种属性”。这样,“数字的”这个中文的多源术语便成了多义术语。为了分离这个多义术语,有人建议把前两个英语术语译为“数值的”,只把后一个英语术语才译为“数字的”。多源术语还可能导致同音术语。尤其是当把不同学科的英语术语译成中文时,由于学科之间没有彼此协调,不同的英语术语在不同的学科中,可能会被译成同样形式的中文术语,而这两个英语术语在概念上并无联系,这样,就导致了同音术语。例如,“复数”这个中文术语,在语言学中来自英语术语plural,在数学中来自英语术语complex number,这两个英语术语在概念上没有丝毫的联系,因此,“复数”这个多源术语就变成了同音术语。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为了避免多源术语导致同音术语,要提倡在不同学科的术语之间进行协调。^^四、同义术语在同一语言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表示同一个概念,那么,这些术语就叫做同义术语(synonymous term)。例如,“食盐”和“氯化钠”这两个术语,都是表示一个氯原子和一个钠原子构成的化合物,它们是同义术语。在一定的专业领域中,同义术语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都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例如,在数据处理术语中,“作业流”(job stream)、“输入流”(input stream)和“运行流,(run stream)这三个术语,都是表示“提交给操作系统的待执行的作业或部分作业的表示序列”,它们在数据处理专业的文章中,是可以彼此替换的。有的同义术语有使用地区的差别。例如,英语中的“span”各“range”这两个数据处理术语,中文都可译为“变化范围”,它们的含义都是“一个量或函数可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但是,range这个术语用于澳大利亚,而其它说英语的地区则用span。这是同义术语使用时的地域差异。同义术语过多,往往会导致术语使用的混乱,因此,在术语工作中,要认真研究同义术语,在表示同一概念的各个同义术语之间进行比较,选取最好的一个作为标准术语,其它同义术语,根据用户对它们的使用态度分别进行处理。例如,在ISO－2382《数据处理词汇》中,“双稳触发电路”(bistable trigger circuit)、“双稳电路”(bistable circuit)、“双稳触发器”(bistabletrigger)和“触发器”(flip－flop)等术语是同义术语,它们都表示具有两个稳态的触发电路,其中,flip－flop这个术语,在美国用作双稳电路,而在英国则用作单稳电路,为了避免混淆,ISO－2382国际标准规定“在任何意义上都强烈反对使用它”,而bistable trigger这个术语,在字面上并未强调“电路”,术语的字面含义不太明确,ISO－2382国际标准规定“反对使用”这个术语。导致同义术语产生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而误造术语,对于这种术语,在术语规范工作中应予取缔。2.由于不同的学派、学科分支以及不同的厂家的标新立异,使得同一个概念用不同的术语来称谓它。3.由于标准化工作没有做好,对于新产生的同义术语未能及时处理。4.由于某些翻译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未经深思熟虑而随便生造术语。术语工作者应仔细地注意这些因素,尽量做到同样一个概念只用同样一个术语来表达,这对于科技交流是大有好处的。如果在一定的专业领域中,某些同义术语只能在一些上下文环境中彼此替换,而在另外一些上下文环境中不能彼此替换,则这样的同义术语叫做准同义术语。例如,在英语中,relation和relationship这两个术语,其含义都是表示“关系”,但前者多用于描述事件,而后者多用于描述状态,它们出现的上下文环境不尽相同,因而它们是准同义术语。又如,英语中的solenoid(螺线圈)和coil(线圈),法语中的baque(环)和anneau(圆圈),俄语中的АМОРТНВАТОР(减衰器)和ВУΦЕР(缓冲器)都是准同义术语。有时,由于术语的使用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往往会把一些并非真正的同义术语误认为同义术语,这样的术语叫做假同义术语。例如,在英语中,有人常把elasticity与plasticity这两个术语误认为同义术语,其实,前者指“弹性”,后者指“塑性”,其物理含义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它们是假同义术语。在研究同义术语时,应该注意排除假同义术语,不要让它们扰乱了研究者的视线。^^五、等价术语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叫等价术语(equivalent term),不同语言之间的等价术语,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完全重合的。同义术语仅用于描述同一语言内的术语,而等价术语则用于描述不同语言之间的术语。例如,汉语的“操作系统”及英语的“operational system”这两个术语,都是表示“控制计算机程序的软件,其功能包括作业调度、排错、输入输出控制、会计、编译、存储分配、数据管理以及有关的服务性操作”,它们是分布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中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因而它们是等价术语。又如,汉语的“流程图”、英语的“flowchart”、德语的“Flussdiagramm”这三个术语,都是表示“对某一问题的限定、分析或解法的图形表示;在这种表示图中,用符号来代表操作、数据、流向、设备等等”。它们是分布于汉语、英语和德语中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因而它们是等价术语。在日常语言中,处于不同语言之中的完全等价的词语是很少的。由于各语言系统内各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对应语言成分很难完全等价。例如,法语的mouton与英语的sheep并不完全等价,法语的mouton既可以指“羊”,又可以指“羊肉”,而英语的sheep只能指“羊”,英语中的“羊肉”这一概念,则用mutton来表示。由此可见,法语mouton一词在法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与英语的sheep一词在英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并不一样。在专业术语中,由于标准化工作的效果,却存在着大量的等价术语。这些等价术语的存在,是术语能够执行其社会功能的最重要的保证。因此,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持不同语言之间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的等价性,历来是术语标准化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同语言中的术语是否等价,主要根据它们在各语言术语系统中的定义来判定。定义是判定术语等价性的最有效的手段。例如,英语的programming这一术语,在汉语中译为“程序设计”,但汉语的“程序设计”从字面含义来看,却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解释为偏正结构,“程序”是修饰语,“设计”是中心语,其字面含义是“程序的设计”,另一种是解释为主谓结构,“程序”是主语,“设计”是谓语,其字面含义是“程序被设计”,仅只从字面含义来判断,很难决定汉语的“程序设计”与英语的programming是不是完全等价。但是,根据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它们都表示“程序的设计、书写与调试”,可知汉语的“程序设计”这一术语,按定义应该是“程序的设计”,而不是“程序被设计”,从而可判断这两个术语是等价术语。^^六、同音术语如果一个术语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之间在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那么,这个术语就是同音术语(homonymous term)。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术语,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只不过因为语音外壳相同,看起来貌似一个术语而已。同音术语可图示如下：内容A,B,C各不相同,在语义上也没有联系,但它们具有相同的表达形式X。至于如何来解释“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就是在词源上没有共同的来源;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就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使用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已不复存在,并不一定要考虑词源。在不同专业领域中的同音术语,造成的交际障碍并不严重,它们的具体含义可以由上下文来判断,一般不会引起误解。例如,英语中的bark是同音术语,它有如下的含义：1.树皮;2.狗吠,狐叫;3.三桅帆船。这些含义之间在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它们的使用领域也各不相同,不会造成交际上的严重障碍。在印欧语中,同音术语可分为同音同形异义术语和同音异形异义术语两种。例如,英语的arm可指“上肢”,亦可指“枪支”,法语的grève可指“河流的沙滩”,亦可指“罢工”,俄语的кпюч可指“键”,亦可指“源泉”,它们都是同音同形异义术语;英语中的sun(太阳)和son(儿子),法语中的mer(海洋)和mère(母亲),俄语中的лут(草地)和лук(弓),则是同音异形异义术语。此外,在印欧语言的术语中,还有一种同形异音异义术语,在ISO/DIS 704国际标准中,也被算为一种特殊的同音术语。例如,英语的tear(泪,发音为[ti])和tear(撕开,发音为[tε]),法语的fils(纱线,发音为[fil])和fils(子孙后代,发音为[fis]),俄语的ЗАМОК(锁,键,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和зАМОК(城堡,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这些术语在各自的语言中,词形相同,但发音不同,意义也不同。严格地说,这类同音术语只能算为同形术语,而不能算为确切意义上的同音术语,因为它们的发音并不完全相同。在汉语中,同音术语与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同音汉字的大量存在,许多同音术语仅只是发音相同而字形往往不同。例如,“公式”、“公事”、“攻势”、“工事”,其发音都是gōngshì,而字形则各不相同,这很象印欧语言中的同音异形异义术语。^^七、异形术语在汉语中,如果一个术语由形状不同的汉字表示,这种术语就叫做异形术语(hetero geneous term)。异形术语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同义术语。例如,“日食”和“日蚀”,其读音都是rìshi,其含义都是表示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太阳光被月球挡住的天文现象。“角色”和“脚色”,其读音都是juésè,其含义都是表示戏剧或电影中,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栏杆”、“栏干”和“阑干”,其读音都是lángān,其含义都是表示用竹、木、金属或石头制成的栏档的器物。“筹码”和“筹马”,其读音都是chóumǎ,其含义都是表示记数和进行运算的工具。“帐篷”和“帐棚”,其读音都是zhàngpéng,其含义都是表示撑在地上遮蔽风雨、日光的器物。这种异形术语不能算为同音术语,因为它们虽然发音相同,但它们的含义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这种异形术语表示的概念相同,我们把它们仍然算为同义术语。异形术语与一般的同义术语的区别在于：同义术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术语,而异形术语则是书写形式不同的一个术语。异形术语的规范化要积极、稳妥地进行。在术语工作中,要提倡科技工作者尽量使用比较合理的术语形式和普遍通用的术语形式;编辑人员在审稿时,要尽量做到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书中尽量不使用异形术语,使术语的使用前后一致。印欧语言中也有类似于汉语中的这种异形术语存在。例如,“布尔运算”英文可写为Boolean operation,也可写为boolean operation,前者用大写的B开头,后者用小写的b开头。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目前,在美国一般使用大写的B开头,在英国一般使用小写的b开头,也出现分化的倾向。^^八、术语的地域分歧由于使用的地域不同,术语常常会发生分歧。例如,“程序”这个术语,美国为program,英国则为programme。“流程图”这个术语,英国为flowchart,美国则有人用flow diagram。“开关点”这个术语,英国为switchpoint,美国则可用switch。“下推存储器”这个术语,美国为pushdown storage,英国则为pushdown store。在美国南部各州,“抽点打印程序”(snapshot program)这个术语,可叫做“抽点示踪程序”(snapshot trace program)。在中文术语中,由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多术语与大陆不同,术语的地域分歧也很明显。特别是在一些新学科(如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学科)中,这种地域分歧是十分严重的。例如,英语的accumulator,香港为“集数器”,台湾为“累数器”,大陆为“累加器”;英语的byte,香港为“数元组”,台湾为“拜”,大陆为“字节”;英语的jump,香港为“跃离”,台湾为“跳跃”,大陆为“转移”;英语的operand,香港为“运算元”,台湾为“运算数”,大陆为“操作数”;英语的peripherals,香港为“周边机”,台湾为“周边设备”,大陆为“外围设备”。有些术语,台湾和香港是一致的,而与大陆的术语则有差别。例如,英语的disk,港台均为“磁碟”,而大陆为“磁盘”;英语的flag,港台均为“旗志”,而大陆为“标记”;英语的memory,港台均为“记忆”,而大陆为“存储”;英语的program,港台均为“程式”,而大陆为“程序”;英语的software,港台均为“软体”,而大陆为“软件”;英语的subroutine,港台均为“副程式”,而大陆为“子程序”。这种术语的地域分歧,将会给科技交流和信息传递带来不便。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也要逐步创造条件,通过学术交流,以期得到协调和达到统一。^^九、缩略术语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abbreviated term)。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术语缩略的方法有以下几种：1.首字母缩略法：取拼音文字表示的词组型术语中各个单词的首字母来构成缩略术语。例如,laser(莱塞)是英语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写;ADP(自动数据处理)是英语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的首字母缩写;MT(机器翻译)是英语Machine Translation的首字母缩写;GB(国家标准)是汉语拼音Guójiá Biāozhǔn的首字母缩写。2.截减法：截取某个术语的一个或几个音节来构成缩略术语。主要的截减方式有：i.截减原术语的前部,留下后部：例如,bus(公共汽车)是英语autobus的截减缩写,car(小汽车)是英语autocar的截减缩写。ii.截减原术语的后部,留下前部：例如,CAN(作废字符)是英语cancel character的截减缩写,ENQ(询问字符)是英语enquiry character的截减缩写。iii.截减原术语的中间部分,留下首尾部分：例如,Dr(医生,博士)是英语Doctor的截减缩写;Sté(公司)是法语Societé的截减缩写。iv.保留原术语的首、中、尾各一个字母：例如,Fbg(市郊)是法语Faubourg的截减术语;Cpt(现金)是法语Comptant的截减缩写。3.混成法：用词组型术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残缺成分构成缩略术语。又分下面两种类型：i.取词的首音节混合：例如,COMECON(经互会)是英语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 sistance的混成缩写;sysgen(系统生成)是英语system generation的混成缩写。在汉语术语中,通常取构成词组型术语的各个单词的第一个汉字用混成法来构成缩略术语,这是汉语缩略术语构成的一种主要方法。例如,“机译”是汉语“机器翻译”的混成法缩写;“文改”是汉语“文字改革”的混成法缩写;“数理化”是汉语“数学、物理、化学”的混成法缩写。ii.取词组型术语中不同单词的词首和词尾混合：例如,pulsar(脉冲星)是英语pulse stellar中的pulse的词首和stellar中的词尾混合而成的;quasar(类星射电源)是英语quasi stellar中的quasi的词首和stellar中的词尾混合而成的;transistor(晶体管)是英语transfer resistor中的transfer的词首和resistor的词尾混合而成的。缩略术语本来是为了在科技交流中省时省力而产生的,但是,它的急剧增长,出现了大量的同形缩略术语,反而给科技交流带来不便。例如,仅在电子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英文缩写术语中,ST这个缩写术语可以表示如下39个不同的术语：Sawtooth(锯齿)、Schmitt Trigger(施密特触发器)、Sealed Tube(密封管)、Select Time(选择时间)、Shock Test(震动试验)、Shock Tester(震动试验机)、Short Ton(短吨,即907公斤)、Side Track(侧线,旁路)、Sidereal Time(恒星时)、Silicon Target(硅靶)、Single Throw(单掷开关)、Skin Track(雷达跟踪)、Sound Talkie(有声电影)、Sound Tape(声带)、Sound Telegraph(音频电极)、Sound Track(声迹)、Sound Trap(声阱)、Sounding Tube(测探管)、Special Tools(标准工具)、Standard Temperature(标准气温)、Standard Time(标准时间)、Standard Tube(普通电子管)、Star Tracker(恒星跟踪器)、Start Time(启动时间)、Starter(启动装置)、Static Thrust(静推力)、Steam(蒸汽)、Steam Trap(汽阱)、Steel Truss(钢桁架)、Stokes(沱,动力黏度单位,1沱=1平方厘米/秒)、Storage Tube(储存管)、Store(存储器)、Straight(直线)、Stratus(层云)、Studio－to－Transmitter Link(演播室到发射机间的传输线)、Summer Time(夏令时)、Supply and Transport(供应与运输)、Surface Transport(地面运输)、System Test(系统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缩略术语的规范化就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术语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十、借用术语为了表达来源于其它语言中的某些概念,可以把其它语言中的概念以及表达相应概念的术语都借用过来,这种术语就叫做借用术语(loaned term)。借用术语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1.把其它语言中的术语毫不改变地借来,作为本语言的术语。例如,英语的crèche(日间托儿所)借自法语crèche;西班牙语的leitmotiv(主题)借自德语的Leitmotiv;英语的lieder(歌曲)借自德语的Lieder;汉语的“大本营”借自日语的“大本营”。2.把其它语言中的术语在拼写法上作某些改变,再作为本语言的术语。例如,英语的leader(首领)来自西班牙语的lider;英语的meeting来自西班牙语的mitin;汉语的“雷达”来自英语的radar;汉语的“钾”来自英语的kalium;汉语的“铍”来自英语的beryllium;汉语的“山道年”来自英语的santonin;汉语的“热瓦普”来自维吾尔语的rawap;汉语的“胺”来自英语的amine。3.把其它语言中的某些术语在拼写法上作某些改变后,再加上本语言中的某些词语,构成本语言的术语。例如,汉语的“本生灯”来自英语的Bunsen burner,“本生”是音译,而灯则是burner的意译;汉语的“霓虹灯”来自英语的neon lamp,“霓虹”是neon的音译,“灯”是lamp的意译;汉语的“尼克酸”来自英语的nicotinic acid,“尼克”是nicotinic的音译,“酸”是acid的意译;汉语的“佩落碱”来自英语的pellotin,“佩落”是pellotin的音译,“碱”则是加上去的汉语词;汉语的“微安培”来自英语的microampere,“微”是micro的意译,“安培”则是ampere的音译。4.按字直译。按照外语原术语逐字翻译而成。例如,英语的Flood－ligut(泛光灯)是由德语Flutlicht(泛光灯)逐字直译而成的;法语的module lunaire(登月舱)是由英语的lunar module(登月舱)按字直译而成的;汉语的“盲肠”是由德语的Blinddarm(盲肠)按字直译而成的：Blind的意思是“盲”,Darm的意思是“肠”;汉语的“鸡眼”是由德语的Hühnerauge(鸡眼)按字直译而成的：Hühner的意思是“鸡”,Auge的意思是“眼睛”;汉语的“病灶”是由德语的Krankherd(病灶)按字直译而成的：Krank的意思是“病”,Herd的意思是“灶”。汉语中的借用术语进行音译时,由于同音汉字较多,常常会产生许多异形的借用术语。例如,英语的hysteria这个术语,译为汉语时有“歇斯底里、歇斯的里、歇斯迭里、歇斯替利、歇斯德理、歇斯台里、歇斯的里亚、协识脱离、比斯的里”等等各种书写形式,这样会造成术语使用的混乱,在术语规范工作中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十一、转写把一种字母表中的字符转换为另一种字母表中的字符的过程,叫做转写(translitera tion)。从原则上说,转写应该是字符之间一一对应的转换,也就是说,被转换字母表中的每一个字符,只能相应地转换为另一个字母表中的字符,这样,才能保证两个字母表之间能够进行完全的、无歧义的、可逆的转换。当转换字母表中的字符数目少于被转换字母表中的字符数目时,就必须使用双字母或其它的发音符号。这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随意的选择或者使用纯约定性的符号,应该尽量保持在语音学上的逻辑性。最普遍的转写是把基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希伯莱字母等非拉丁系统的字符转写成拉丁字母的字符,这种转写叫做“罗马化”(romanization)。日语的假名字母用其它的字母表字符来标记,也是一种转写。逆转写(retransliteration)是转写的逆过程,在进行逆转写时,转写系统的规则被逆向地使用,以便把已经转写了的单词恢复到它原来的形式。^^十二、译音把给定语言中的发音用转换语言的符号系统标记出来的过程叫做译音(trancription)。译音必须根据转换语言中的正字法规则进行,因而译音并不是严格地可逆的。译音可用来转换所有的文字系统,特别是在非字母文字中,译音是一种适合的转换方法。用汉字标记外语的发音,就是属于译音。目前,主要是用译音的方法来处理外国人名、地名和部分科技术语,把它们用汉字表示出来。由于使用译音这种方法时,对于同样的外语读音,所选择的汉字常常因人而异,使得译音的结果很不统一,必须进行译名的协调工作。为了译音的规范化,我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例如,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就附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言与汉字的译音表。^^十三、科学单位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来进行计量的单位,叫做科学单位(scientific units)。例如,用于计量长度的“米”,用于计量电灯功率的“瓦”,用于计量噪声声压级的“分贝”,用于计量金刚石质量的“克拉”等。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它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是米制,正逐渐采用国际单位制。1984年,我国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规定我国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法定计量单位,我国在人民生活中采用的市制计量单位,可以延续使用到1990年,1990年底以前要完成向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国际单位制是在米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位制,其国际简称为SI.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有7个：1.“米”： 长度单位,单位符号为m.2.“千克”： 质量单位,单位符号为kg.3.“秒”： 时间单位,单位符号为s.4.“安培”： 电流单位,单位符号为A.5.“开尔文”： 热力学温度单位,单位符号为K.6.“摩尔”： 物质的量的单位,单位符号为mol.7.“坎德拉”： 发光强度单位,单位符号为cd.由这些基本单位可以得到许多导出单位。例如,由基本单位“米”可得到导出单位“平方米”来表示面积,由基本单位“米”和“秒”可得到导出单位“米每秒”来表示速度,再由这个导出单位“米每秒”和基本单位“秒”可得到又一个导出单位“米每二次平方秒”来表示加速度。导出单位的中文名称的读法应与其国际符号表示的顺序一致。符号中的乘号没有对应的名称,除号的对应名称为“每”字,无论分母中出现几个单位,“每”字只出现一次。例如,比热容单位的国际符号是J/(kg.K),其单位名称应读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不能读为“每千克开尔文焦耳”或“焦耳每千克每开尔文”。国际单位制还包括国际单位词头和国际单位的十进制倍数与分数单位。国际单位词头规定了各个词头的名称和符号。例如,mega的中文名称为“兆”,符号为M,kilo的中文名称为“千”,符号为k,milli的中文名称为“毫”,符号为m,micro的中文名称为“微”,符号为μ,等等。国际单位的十制倍数与分数单位,由国际单位词头加国际单位构成,质量的单位由国际单位词头加“克”(符号是g)构成。例如,十进制倍数“千克”由国际单位词头“千”加“克”构成,分数单位“毫克”由国际单位词头“毫”加“克”构成。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科技术语的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绝不可掉以轻心。     

谈谈布拉格学派对术语的研究——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术语学座谈会（1987年1月13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布拉格学派这个概念,既包括1926年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与这个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继承发展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下的语言学会(Linguistic Association)等语言学团体的语言学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学派的语言学活动十分广泛,对世界各国语言学的发展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鲍林格(D.Bolinger)认为“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①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并认为每一个符号或符号范畴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但三大学派在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观点有差异。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与现实是两者不可分的现象,他们承认超语言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语言时,重视超语言因素的功能,并注意为社会服务。因此布拉格学派称自己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的功能学派,即结构——功能学派。(二)1945年前,在布拉格学派成员中外籍语言学家人数不少,特别是俄裔。因而在谈古典时期(1926年－1945年)的布拉格学派时,常把这一学派分成两翼：俄翼和捷翼。俄翼的代表人物是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ckoj)^②和雅可布逊(R.Jakobson)^③,他们的主要成就在音位学(fono1ogy)方面;捷翼的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和哈弗拉奈克(B.Havránek)。马氏是该学派的创建者、第一任会长,主要成就是句子的实际切分理论^④;哈氏是该学派的第二任会长,主要成就是标准语和语言文化^⑤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术语理论是标谁语与语言文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标准语和语言文化理论是一个外延很宽的概念,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对它进行概括。它的核心大致与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语言规范化”相当,因为它也强调“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同时消除一些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⑥此外,它还包括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有关术语的理论。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阐述的最早文献是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⑦,它的第九节中有如下的内容：1.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民族共同语的交际作用,语言文化应该重视标准语所必备的一些特性,如稳定性、明确性和灵活性,因而：在语音领域就要有定型的发音规则,不要有多余的变体;在书写规则上,则要求正字法要简明易懂,一经公布,就不应再轻易更改;在构造新词时,则要求尽量避免采用不符合民族语构词习惯的构词法;在词法上,提倡使用语言体系中普遍使用的词形,不提倡细节上的特殊性;在词汇和句法上,既要注意语言表达上的个性,又要注意表达手段潜在的可能性。词汇和句法手段的合理性均应以有关语体的功能为依据。2.要重视精炼的口语,因为它不仅能培养语言使用者良好的语感,同时也能丰富书面语的表达手段。3.要对术语词汇和术语词典的编篡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对没有稳定的语言文字传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4.语言的纯洁性是十分重要的,重视标准语的特性和对标准语加以种种规范,以及重视精练的口语与术语词汇,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语言的纯洁性。(四)布拉格学派历来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交际任务,各民族语言都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成分,特别是外来术语,捷克语也不能例外。为了捍卫并宣传这一主张,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纯语主义”(Purismus)的论战。三十年代初,提倡纯语主义的捷克语言学家主要以《我们的语言》杂志为阵地,他们的口号是“语言必须保持其历史的纯洁性”,因此捷克语必须不断剔除其外来成分,特别是来自德语的词语。此外,他们还主张书面语应忌用一切在日常口语中不用的语词等等。对此,布拉格学派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以查理大学文学院为基地,于1932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对纯语主义者的论点进行逐一驳斥。马泰休斯等人认为：人为地让语言保持所谓“历史的纯洁性”,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为了丰富捷克语的表达手段必须充分利用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捷语的一切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不管这些词语和句法结构是源出于日耳曼语,还是斯拉夫语,是来自拉丁语还是希腊语;民族自傲感不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更不是“种族主义”;想用人们已经遗忘了的捷语古词语或含义不清的复合同组来替代已为人们所熟悉的“imperia1ismus”(帝国主义),“motor”(马达,摩托)“manifestace”(宣言)这样的外来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徒劳无益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手段在行使功能的过程中,随着交际领域、交际条件、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手段的组合方式,即形成具有多种不同功能的语体,如口语语体,诗歌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等,要求用自由市场上叫卖商品的商贩的语言来为科学通报写论文,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常识的。在与纯语主义者论战中,布拉格学派在强调自己的功能语言观的同时,也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本学派在术语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他们在《语言文化的普遍原则》^⑧一文中提出了：1.术语不能与日常使用的语词有过多的联系,否则容易产生歧义,也容易沾上作为术语所不应有的感情色彩;2.从几个同义的称谓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优选派生能力强的词;3.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术语,不能因其“理据错误”或“理据不足”而被轻易更换;4.不要多余地去干扰专业术语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语的术语与相应的外国术语保持概念上的协调一致。用人造语言(如世界语)统一科技术语的主张^⑨不能苟同。与此同时,布拉格学派的元老们也指出了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单义性是术语的一项重要特性,科别茨基(L.Kopeckij)说：“专业语词分作术语(termin),自动化了的词和自动化了的词组”,“所谓术语,就是指在专业语言中有着精确和单一意义的词,这种词即使出现在口语中,也会使人感到它是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例如：伏特、透平、设计、发票、订货等等。”^⑩哈弗拉奈克说：“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¹¹⁾(五〕五十年代初,布拉格语言学会被新成立的语言学组织所代替。新的组织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现代语言学家学会和功能语言学研究学会。鉴于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原来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布拉格语言学会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实际上仍在起着它的影响,因此国际上常把这些新组织的成员们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上述这些组织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的。科学院是在1952年建立的,包含有捷克语言研究所,所长就是哈弗拉奈克院士。他把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词和文》(Slovo a slovesnost)改成了科学院的“研究语言理论和语言文化问题”的刊物。在这位“语言文化理论之父”⁽¹²⁾带动下,一批中青年语言学家投入了术语研究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即在术语学方面初露头角的有：娄特尼(M.Roudn)博士,他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委员会⁽¹³⁾长期担任主任的职务,曾撰写术语学论文百余篇;索哈尔(K.Sochar)博士,他是《捷克专业术语手册》(布拉格,1955年)的作者;霍莱茨基(J.Horeck)博士,他是《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布拉迪斯拉伐,1956年)一书的作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术语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召开了全国规模的术语学科学讨论会(布拉格,1969年,1971年),出版了新的研究成果,如：贝契卡(J.V.Beěka)教授的《捷语科技专业文献词汇结构,〔上〕〔下〕》(布拉格,1973、1974年);德罗兹德(L.Drozd)博士编辑的《布拉格农业经济及管理学院论文集·术语研究(5)(6)》(布拉格,1975、1976年)。1976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语言文化的紧迫问题”学术会议,是以语言文化理论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外,还有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的有关专家。会议是由哈弗拉奈克院士主持的。他的开幕词很简短,但用一大段话强调了语言学家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专业术语发展曾一度中断,因而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强调语言学家参加专业术语的创造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于专业词书的编纂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合作中,不仅表现于制订术语学原则与方法,以指导新术语的创造和移植工作,同时也表现在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术语的词义交叉、内涵变化和部分术语更新换代等现象的研究方面⁽¹⁴⁾。由于政府的倡导,专家的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语言学家走出书斋,深入各层次的术语委员会⁽¹⁵⁾和大众媒介机构,他们或任委员或任顾问,为编纂多语种的专业技术词典、制订国家术语标准和推广标准化的科技术语作出了贡献。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又成为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术语学理论的可靠依据。(六)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特别对术语特点的分析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为了解术语的特点正是正确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年轻一辈术语学家的近期论文(如：I.Masár发表在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机关刊物《词的文化》上的论文,B.Potolková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机关刊物《我们的语言》上的论文)以及博什托尔科娃、泰诺尔(Ant·Tejnor)和娄德尼三人合编的术语手册《关于捷语术语词汇》(布拉格,1983年)也都讨论过术语的特点问题,虽然在哪一项特点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¹⁶⁾,但他们都认为术语不同于通用词汇(或称一般词汇),理想的术语应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外乎：1.透明性,即术语的构成成分应有一定的意义,使术语能给人一种“熟悉感”。这儿讲的是“熟悉感”,不是精确性。有人说“精确性”才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未免有些要求过高。术语只有通过精确的定义去反映概念,想通过术语本身的内部形式(几个字或几个字母)精确反映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汉语中“激光”一词,其内部形式告诉人们,这是“一种受激而产生的光”,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说它已精确地反映了“激光”的全部内涵,这也未必。意义上的透明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术语内部形式和超语言因素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可能使透明性发生变化。借用一般词语的明喻义或隐喻义构成的新术语的成分,大都能长期保持术语的透明性,如：“机翼”、“船尾”、“双体船”等。在汉语中一些“混合词”(音符加意符),如：卡车(car)、啤酒(beer)、芭蕾舞(balet)、法兰绒(flanel)中的类名“车”、“酒”、“舞”、“绒”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能给人“望文生义”,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凡具有一定透明性的术语,都具有一定的理据。但透明性与理据性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术语(特别是新术语)大都是有理据的,但有理据的术语(如以科学家的姓作为通名的科技术语：伏特、法拉弟等)并非都是透明的。2.简明性。为新概念命名时,人们为了使新术语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概念,往往要用几个词来为一个概念命名。这种由长长一串词语组成的术语的出现,扩大了语言的繁化程度,其后果是增加了术语使用者的记忆负担。因此,人们又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新术语的音节数(词数、字数)。办法有几：1)减去不必要的“定性词”,如：Cs.transformátor stidavého proudu(交流发电机),其实“Stidavého proudu”(交流)两字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变压器本来就是变换交流电压的;Cs.elektrickáindukni pec(电感应炉),这几“elektrická”(电)一词也是多余的,因为“感应”指的就是“电感应”;2)合词,把词组合成单词;3)节略,减去长音节词中某个(某些)不必要的音节,以去了之后不影响术语的透明性为度;4)把长词、长词组改成缩略语,它可以由原术语的主要构词成分(或所有成分)的首字母或首音节组成,也可以由首音节和首字母混合组成,如：D.D.T.(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ethenelaser(激光)←light of amplifier with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radar(雷达)←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nylon(尼龙)←New York a London地铁←一地下铁道aids(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5)用简短的音译词替代冗长意译词⁽¹⁷⁾,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损)综合症,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3.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这样的术语当然是最理想,但不能个个术语都如此,因为这样做,势必大量增加新词,有悖于语言经济原则。因而退而求其次,允许一个术语代表儿个概念,但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必须是单义的。术语的单义性是语言精确传递信息的一项重要保证,它可以避免因为术语含义不明而产生的歧义。严济慈(前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半世纪前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论公分公分公分》的文章,他用幽默的笔锋批评了国民党当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的基本单位都规定为“公分”的做法。在一个专业领域内一名多义,必然引起混乱,试读：“今有长方形铜版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即2000平方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8.93公分。”⁽¹⁸⁾4.纯概念性。即要求术语只包含具有明确的语义范围的实体一逻辑意义,不要有附加意义(如象征意义等)和情感色彩。因此,在有选择可能时,要挑选色彩上中性的、不含说话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主观评价成分的词作术语,如：驱逐机(×歼敌机)气垫船(×腾空船、翱翔艇)、超短裙(×迷你裙)、肺结核(×肺痨、TB)、艾滋病(×爱滋病)。纯概念性与单义性一样,这一要求也是相对的。因为“词并非仅仅是交换思想的不带色彩的筹码。”⁽¹⁹⁾特别是来源于普通词汇的术语,要求它们连一星半点的附加意义或感情色彩都不带,这是难于实现的。拉丁语学名为Pica－pica的鸟,在斯拉夫语中它的称谓分别是：R.Uk.copoka,Cs.Sk straka,Bg.Cbpaka,Sh.svraka,Sn.srák⁽²⁰⁾,它们除了实体一逻辑意义之外,还含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意义⁽²¹⁾;在汉语中这种鸟的称谓是“(喜)鹊”,含有象征意义：“传佳音、报喜庆者”。尽管这一种鸟在斯拉夫语和汉语中各具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这仍不妨碍它的称谓在各自民族语中担任动物学术语的角色。这是因为词的意义在句子中受着词组的限制,在连贯性话语中受着上下文和语体的限制,科学语体对词有一定的净色彩作用。5.系统性。即要求术语的构成成分的形式应有助于识别有关概念在所在序列上的属性。因为科学上的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如：以相似为基础的属(上属)——种(下属)关系(genus－species system),同一抽象水平上的平列关系,以接触和本源为联系基础的本体关系(整体一局部关系等),以空间、时间或因果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非等级(非隶属关系)等等。这些,在生物学和化学领域内显得最为明显。如：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它所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这就是说,语词系列已决定了下一个属于这系列的新概念的命名方式,有了“甲醇”、“乙醇”,下一个就只能是“丙醇”了。在语言学上,先有“Teмa”这个术语,后来又有了“Peмa”这一术语,北京外语学院的人喜欢把这一对术语译成“主题”、“述题”,上海外语学院则把它们译成“主位”“述位”,孤立来看,两种译法都可成立,但从术语系列性角度来评审,则“主位”、“述位”的译法更可取,因为它们可以与语言学上的其他一些术语构成系列,如：与“音位”(фонема)、“形位”(морфема)、“义位”(сенема)等。6.承载性,也就是构词上的能产性,即术语应该有较强的构成新词的能力。如：“显微镜”这一概念在捷克语中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本地术语“drobnohled”,另一个是从外语移植的国际词“mikroskop”。这两个词在内部形式上都有理据可寻,但“drobnohled”对捷克人来说“透明性”更好一些,因为它是由两个常用词“drobny”(微小的)和“hledět”(观看)的词根组成的。尽管如此,但术语学家们认为作为术语,国际词“mikroskop”更为可取,因为它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加上动词词尾“－ovat”,即可构成“mikroskopovat”(用显微镜观察),而“drobnohled”则缺乏这种“承载性”。7.稳定性,即要尽可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能不作变动的,最好不动。特别是一些已经进入通用词汇的术语,即使随着认识的深化,它们的内部形式所反映的理据错误日益明显,但也不宜轻易去更换这些词语。如法国化学家拉瓦西(A.Laroisier)把“氧”定名为“Oxygène”,来源于希腊语“oxys”(辛),因为他认为“氧”存在于一切酸中,而酸具有辛味。根据现在对氧与酸的认识,拉瓦西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但也未必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去替代它。8.国际性,即要求术语应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上述八项特点,既是创造新术语时必须关注的条件,也是从一组等义语词中选择术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术语都能具备上述八项特点的,因此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辩证地处理好特点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创造、翻译、移植和推广新术语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广大术语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术语除了个体特点外,还有建筑在个体特点基础上的术语体系的整体特点。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认为每一专业领域的术语词汇还应有下列的整体特点：民族代表性、历史纯洁性、规范性、逻辑性、实用性和美学性等。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马泰乐斯的一句话作为发言的结束：“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外来理论面前不必躲躲闪闪。应该把它拿来,吃透它并对它进行改造。”⁽²²⁾本文注释①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第223－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②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学教授,布拉格学派音位学代表作《音系学原理》(Grundzugo der phonologie)一书的作者。③学生时代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二十年代以苏联派出的半官方组织“俄国红十字使团”成员去捷克斯洛伐克,后留居捷克,曾在布尔诺大学任教,1939离捷去北欧,最后在美国定居。④Actual division of the sentence,aktuálul ělenění větnè;按实际切分理论,每一话语可切分为表述出发点(即主位,theme)和表述核心(即述位,rheme),由于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述出发点,进而再传递新知信息的,因此在连贯性话语中,各语句通常按“前一句的表述核心即为后一句的表述出发点”这样的结构排列的。⑤其英、法、德、捷的名称为：Language(Speech)culture,cultivation of language;culture de la languo;Sprachkultur;jazykováKultura。⑥胡明扬教授有关“语言规范化”的论述,见北京语言学会论文集。⑦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国际斯拉夫学大会,布拉格语言学会在会上发布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the－aee),在语言学史上称其为《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⑧载布拉格语言学会：《标准语与语言文化》(捷文版),第245－256页,布拉格,1932年。⑨这是奥地利学派维于斯特(E.Wuster,1898～1977年)的主张,最早见于《工程学,特别电工学语言的国际标准化》(Internalo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柏林,1931年;〔第三版〕波恩,1970年)一书。⑩见科别茨基：“关于经济学语言的词汇层”一文,载1935年的《词和文》。(11)见1943年版《奥托百科词典》(捷文版)中的词条“terminologie”。(12)这是苏联、东欧语言学界对哈弗拉奈克院士的“尊称”,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9页,布拉格,1979年。(13)这个组织原来是ISO/TC37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归口单位,现已解散。(14)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10－11页,布拉格,1979年。(15)捷克斯洛伐克的专业术语委员会或属标准局领导,或属科学院系统的各学会领导。属标准局领导的有：矿业、可燃气体利用、冶炼、硅酸盐、制砖、化学工业,橡胶工业、塑料、农业机械、建筑机械、蒸汽涡轮、空中索道、材料检查、磁带录相、农业和林业、印刷工业等专业术语委员会。归科学院领导的有：法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鸟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学、体育学等学科术语委员会。(16)P.Hauser,J.Chloupek等人认为术语的首项特点应是单义性,而K.Sochar,J.Horeck等人则认为主要特点应是系统性。(17)在汉语中则喜欢用“混合词”,如“艾滋病”,在音译“Aids”后再加一个类名“病。(18)见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一期附录。(19)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20)这儿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R639推荐标准《语种、国家及权威机构的符号》(Symbols for lang－uages,cuntries and authorities)中的语种符号：R.俄语,Uk.乌克兰语,cs.捷语,sk.斯洛伐克语,Bg.保语,s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n.斯洛文民亚语。(21)这种鸟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义是无可怀疑的,有下列例句为证：Krade jako straka,(Cs.他象喜鹊一样会偷。)Pozerájako straka(Sk.他象喜鹊一样目光贪婪。)Copoka－bopobka(R.偷儿喜鹊。)(22)见马泰休斯文集：《语言、文化和文字艺术》,第225页,布拉格,1982年。     

等高线分类名词应规范

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清晰易懂,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多年来得不到统一,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举数例如下,供参考和讨论。1.《测绘学名词》^[1](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首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计曲线 index contour”“间曲线 half interval contour”“助曲线 extra 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地图学术语》^[2](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增加了所谓“同义词”,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3]中,“等高线a.首曲线 b.计曲线 c.间曲线”,与《名词》中的相比,没有“助曲线”;也没有《术语》中的“同义词”。4.《省、地、县地图图式》^[4]中,“等高线分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辅助等高线”。与上述《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中的分类名词完全不同,而与《术语》中的相比,没有“半距等高线”。5.《测量学》^[5]中,等高线的分类：①基本等高线(又称首曲线)②加粗等高线(又称计曲线)③半距等高线(又称间曲线)。与《术语》中所用的名词相比,主次相反,且没有助曲线这个名词。6.《测量学》^[6](土建类专业用)中只有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也没有助曲线。7.《普通地图编制》^[7]中,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与《术语》中的相同,只是把“同义词”变成了“又称”。从以上情况来看,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众说纷纭,没有共同语言,形成这样的混乱局面,令人无所适从。还有个别词条,如《名词》和《术语》中的“助曲线extra contour又称辅助等高线”。其中的英文词和“又称辅助等高线”都不正确。再说,助曲线有“又称”,难道首曲线等三个名词就没有“又称”？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两本《测量学》教材,连助曲线这个名词都没有。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两组等高线分类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已混用多年,分不清哪一组是规范名。“首曲线”这一组名词是早年从日本传入我国,沿用至今,直接引用日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这组名词不够通顺,对首曲线而言,是按规定的等高距测绘的,图中最主要的等高线。计曲线不过是将每第五条或第四条首曲线的线划加粗些,为的是便于计数。而间曲线和助曲线只是首曲线还不足以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时才测绘,起到辅助作用,并不是图中非要不可的,视地面坡度变化情况而定,现从有关文献^[16]中获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些名词作了如下的修改：“主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古]首曲线”“计曲线 index contour,principal contour……”“补助曲线 auxiliary contour supplementary contour……[古]间曲线,助曲线”。这里除了首曲线早就改称“主曲线”^[15]外,淘汰了“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词不达意的名词,将这些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16]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根据其性能统称补助曲线,或辅助等高线,也有称“补充等高线”^[8]的。辅助等高线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不同外文文献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如：“Supplementary contour or one-fourth the basic interval are drawn and shown in dashed lines.”^[17]“auxiliary contour(supplementary contour).An extra contour introduced,in areas where contours at the standard interval are too far apart on a map,to show the relief adequately.”^[19]“辅助等高线用虚线来表示。”^[14]在国内的教材中,也有“加绘补充等高线(间曲线、助曲线)是局部缩小等高距的方法。为了区别于基本等高线,补充等高线大多采用不同式样的虚线。”^[8]可是《名词》、《术语》等文献中,把辅助等高线与助曲线混为一谈,造成混乱。要达到测绘学名词规范统一的目的,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希望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增加责任心,多查考外文资料,注意与国际接轨,问题就不难解决。至于“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半距等高线”这一组分类名词是上世纪50年代从俄文ОСНОВ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УТОЛЩЕН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翻译过来的,还有辅助等高线(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乃是泛指不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而是用虚线描绘的等高线,显然这一组名词要比原有“首曲线”那组分类名词,通顺些。在美国地质测量局(U.S.Geological Survey)的地形图图式中,等高线也是分intermediate contour,index contour和supplementary contour三种。^[13]综合以上所述,认为可用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作为分类名词的规范词,而以主曲线、计曲线和辅助曲线作为目前允许使用的非规范词,规范名词的英文对应词就可用上面intermediate contour等三个惯用词,得以与国际上的名词概念接轨,有利于交流。此外,对前面提到助曲线所附的英文词问题,extra contour^[14]不是术语,英文对应词也只能根据其内涵译quarter interval contour^[10],如同间曲线译half interval contour^[10]一样,即使不用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过时的名词了,但有时还会分别提到这两种辅助等高线,在德文和俄文书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分别为Halbhhenlinie,viertelhhenlinie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ЧЕТВЕРТЬ ГОРИЗОНТАЛЬ。前面提到等高线分类名词的混乱,而分类名词的英文对应词更加混乱,有待澄清,列举如下：index contour计曲线,误认为首曲线;^[9,12]intermediate contour首曲线,误认为计曲线;^[9,10,12]auxiliary contour辅助曲线,误认为间曲线^[11],还有误认为助曲线^[9]的;supplementary contour辅助等高线,误认为间曲线^[11];前面已提到的;extra contour并非术语,误认为助曲线^[1,2,11]。此外,应着重指出的是,2002年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中,有关等高线分类名词的词条,就只有“计曲线index contour”和“间曲线intermediate contour line”,连首曲线和助曲线都没有。这里间曲线的英文对应词也不正确;还有前者称contour,后者称contour line也不恰当,两者不应并立。前者是指“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想象的闭合曲线,称contour,按它们的正射投影描绘到地形图上,就称之为contour line。”^[20]也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区分,但用词必须前后一致。从以上情况看来,未能与1990年和2002年公布的《测绘学名词》协调统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再版时作适当修改。以上所提是否有当,恳请批评指正。     

论术语

一、术语学的理论问题术语是词汇中用于科技交流的特殊部分。术语可以从事实的方面、哲学的方面和语言学的方面进行分析。事实的方面涉及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概念同其他概念的关系。在术语学理论中,这是最重要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须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凡认识一个对象,必须认识它的一些本质方面,概念就是这些本质方面的概括反映。关于概念的问题是奥地利术语学家Felber教授研究术语的哲学基础。概念的实质必须从概念论、认识论、语言学三方面来考虑。概念之间有逻辑的、本体论的关系。逻辑关系有邻接、上下位、重叠、交叉等。其中后两种即来自类比,并表现在以比喻为基础的类比命名中的关系。以换喻或提喻的方式命名的单位、它所表示的邻接关系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属于本体论范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概念是认知的产物。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术语是词汇中一个专门的部分。概念是术语的意义,更确切地说,不是意义,而是术语的内容部分(内涵)。从语言学来看术语问题,有语义学,命义学(onomasiology),符号学三种观点。从语义学的观点看,术语是标准文学语言中具有科技功能的词汇——语义单位,它通过定义、约定或审定而有确切的意义(Jedliěka,1948,Hausenblas,1962)。这种界定是布拉格学派的特点,布拉格学派注意语言的功能或风格,考虑语篇(text)的结构。布拉格学派术语理论的开端跟Bohuslav Havránek的名字分不开。他区分狭义的术语,即一般用于一门学科或生产中的单义词(如“透平”,“马达”,“主语”),和具有可转移性的词或命名单位,它们在一个领域里用于一个意义,在另一领域或日常语言中用于另一意义(如“牙”,“根”,“流”)。他提出术语化或交叉术语化过程,来指词从日常用语转入术语,或从一门学科的领域转入另一领域。目前,这两个过程是词汇动态的最明显的表现。Havránek还注意稳定性的原则和术语的稳定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他强调,标准化的基本原则表现为坚持术语的结构性和目的性的原则。同时他还高度评价派生性的原则,即给术语的基本形式加上功能负荷的可能性,为此,他主张用离口头语言较远的词甚至从外语借入语言材料作术语。这已是国际性原则的萌芽。但考虑到捷克的民族传统,他也考虑用本族语言的成分仿造外来术语的构词格式,作为国际化的一种办法。Havránek区分术语本身和可转移词语的观点被K.Hausenblas所发展。他明确区分词汇成分的术语化程度：一方面,某一领域内的专用术语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术语(如“类型”,“规格”,“原理”,“价值”);另一方面,术语化的词也不同于术语化程度不高的词。例如,“系统”、“集合”是典型的术语,而平行的“复合体”、“汇集”的术语性就比较弱。他又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某些集团就他们的活动所用),和行话词语。必须指出,职业行话词语很快转化为中性的语言材料。布拉格术语理论把术语看成民族语言词汇的一部分,从它在整个词汇中的功能来考察(A.Jedliěka),也从它在语篇中的功能来考察(K.Hausenblas)。从篇章中的使用考察,须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行话词语,以及明显的术语和不明显的术语。明显的术语适用于严格的科技语句,不明显的术语适用于科技性不强的语句。同样,只有从语篇的角度才能合理地区分出术语的各种功能：认定,区别,阐释,定位。其中认定和区别功能只在概念和术语的体系内实现,跟语篇无关,而阐释和定位功能比较明显地用于语篇。命义学把术语作为命名活动的结果来研究。它把术语看成概念的命名单位,而概念则由定义和它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而定。命义学考虑的,主要是这个术语同其他概念和术语的关系,而不是用来给概念命名的这个术语跟它作为词的其他意义的关系。以“根”这个词为例,语义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并把具体术语(植物学中的根,语言学中的根,数学中的根)看成“根”这个词的各种意义。命义学则研究用什么形式(现成的或新造的)来给概念命名,而不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关系。命义学只指出理据这里是跟“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的相似关系。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者理据的问题,也在符号学的研究中碰到。符号学把术语看成语言符号,它表示语句中的一个概念,因此可用来代替概念。这种研究把非派生词,词组,或一个词的某个意义都看成一个语言符号。在现有的术语理论著作中,上述三个角度的语言研究常出现为初步的形式,或者只强调某个方面。E.Wüster强调上述概念的所有问题,注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关系。在术语的意义方面,他从概念的角度指出了无歧义与多义的对立,从命名单位(或词)的角度指出了单义性与多义性的对立,从命名单位的形式的角度指出了独词单位与多词单位的对立。N.S.Lotte(1971)的理论已露出符号学研究的端倪。他把术语定义为词或词组,其语言符号跟某门科技领域的概念体系中的某个概念相连。他的提法是词的语言符号跟概念相连,可见他理解的符号是单面性,认为符号只是词或词组的形式。因此,这个关系也可以说成词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但这样的词(语音或书写形式)本身不能代表任何概念,它始终必须跟一定的意义结合。源于这种看法,Lotte还区分词的本身意义(基本上等同于词典上处理该词的意义),和表达被命名概念的不重要属性的术语的误导意义。G.Rondeau(1981)的考虑也基于符号学的方法。他区分概念和名称,另外还提出语言符号。区分语言符号和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把语言符号跟命名单位分开,则没有根据,因为语言符号说是由命名单位来表现的,两者不能分开存在。G.Rondeau的可取之处在不单独考察概念——术语关系,而总是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考虑。于是他提出了术语链的说法,把它说成生产者——产品——使用者的关系。生产者是创造术语、起用术语的人。产品是指术语(也指整个语篇)。使用语篇的人可为直接的专家,或间接的译者,评述者,外语教师。这样,术语间、几种语言里指同一概念的命名单位间的关系,以及有关教授术语的问题,得到了处理。可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语言符号的结构特点。或它跟心理领域的关系,和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成分的复杂性,也很重要。首先,为了研究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把概念理解为静态要素(并探究它的内涵和外延),不如看出其中的动态,例如表示为关于某个对象的一套逻辑谓词,会更富有成效。因为并非所有的符号或并非所有的谓词都能在给定的语言符号内、在给定的术语内得到表示,它们的选择首先要看把它们跟别的术语区分开的用意是什么;有时选择决定于仿译,有时受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所制约。把术语作为语言符号来看它的结构,必须把心理领域(即整个概念层)排除出结构。只有反映在术语中的那些语义特征才形成术语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等同于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这部分的内容由关系形成,而形式则由选出的语义特征表示。在术语的形式层面,在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内,情况比较复杂。这个层面的内容既包括命义基础与命义特征间的关系,也包括能指要素和所指要素间的关系,而两种关系都是由语素表示的。为了区分起见,或许可以说,在命义(onomasiological)层面,关系由语素表示,而在命形(onomatological)层面,由构词要素,如词根和构词成分表示(Horeck。1974)。综合以上的简单说明,术语的结构可以既从层面也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角度来考虑,表列如下：当然,在语言符号内部,从而亦即在术语内部,不包含概念层面和语音层面的要素。所指部分包括语义特征,所指语素包括构词形式和音位序列。显然,命义层面及其要素属于能指部分。这也就强调了语言符号跟术语的合一。二、命名的方法在命名理论中,可区分两种基本的命名类型：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命名过程按下列的命义链进行：J→△→○→□,这就是直接命名。(这里也包括无理据词。无理据其实是理据的极端情况,词的理据常能在历史上或词源上得到说明。)但如果链的末端使用业已存在的形式,则是间接命名,或者更好地叫做类比命名。按命义链进行的初始命名,在概念的层面选出逻辑系列(logical spectre)的适当的项,在内容层面给它们附上适当的语义特征(连同形式)。这种过程有时叫das Worten或die Verwortung(造词)。实际上,关键在于表达为何选出这一命名单位的理据。这类表达要素叫理据特征。理据特征一方面基于被命名对象的特点(如颜色,大小,形状),另一方面基于跟其他对象的关系(位置,使用目的,活动方式)。前者叫内在特征,后者叫关系特征。理据特征的这一划分也表现在相应的理据式的形式上。按内部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一般表达被名物的特点;而按关系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总是指出与被名概念有关的概念或事物。内在特征有两种类型的理据式：第一种类型可叫形容式,命名单位中出现的形容词或副词说明命名的用意。“辛白铜”的理据式为“白色的铜”,“结尾句”为“具有结尾功效的句子”,“全冻”的理据式出现副词“全”,为“水或土全部冻住”。以上都是循环的定义,从逻辑上看站不住,但从语言学或命形学的角度看,定义是充分的。形容型把被名事物的典型特征挑出来,归于名称。通常是名称中出现性质形容词,如“黑铜”、“硬煤”、“相对湿度”、“正值”。第二种类型可叫动词式,这种类型用来自动词或动作名词的形容词表示理据特征,加：“开水”、“巡视员”、“采掘工”、“滴灌”、“录像”、“滑坡”、“死水”。此外还可以加上用比喻义间接使用内部特征的类型,如“贫矿”、“富矿”、“短路”。关系理据是把典型的关系特征赋予事物。斯洛伐克语对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关系形容词,对非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各种格。表示关系的理据或指出与对象的关系,或表示目的,活动,存在方式,与地点、人物的关系。指出与对象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表示与对象×的关系(“子细胞”),“以×为典型成分”(“轮椅”)。表示目的的理据式见于“疏浚船”、“电缆厂”、切管机”。表示活动的理据式如“在活动×时发生”(“饱和”、“沉殿”、“三点着落”),“在事情×中出现”(“协作行动”),“由材料×做成”(“钢簧”)。表示与处所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设计在×内安装或使用”(“木螺丝”),“在×处出现或发明”(“加拿大式钻井”)。跟人的关系,如“以某人命名”(“牛顿定律”,“文杜里管”)。类比命名分三种基本类型：基于相似的比喻,基于相近的换喻,基于扩大或缩小意义的比例类比。类比命名不同于平行命名,后者是构成形式等同的命名单位,但理据不同。斯洛伐克语的vo1ic有“选择器”、“选举人”两个意义,两者是根据动词volit′(选择,选举)的不同意义分别平行产生的。这里是两个命义链：△－○－□ voli 1, vo1i 2,结果造成同音词。类比命名,从命义学的角度看,有两种类型：1.一个形式跟不同的内容相连;2.一个概念及其内容跟两个形式相连,这两个形式有包含关系而并列地(即类比地)存在着。类比命名的最简单的情况是换喻,即一个形式跟几个邻接的概念和内容相连,如“核桃”：比较复杂的,是几条命义链(确切说是它们的概念一内容部分)渐渐地合在一起。如斯洛伐克语的horica：换喻的极端情况是专名的通名化,如度量衡单位(“瓦特”)或仪器名(“伏打表”)：人们常把联觉列为换喻,各命名单位间既有概念又有内容的邻接关系,但全部邻接的命名单位都包含在一个总的概念与内容之中。如斯洛伐克语形容词ostr：提喻常被看作换喻的特殊情况,在概念和内容的领域内有不同的关系。有提喻关系的命名单位的内容是邻接关系,但概念部分则是包含关系,例如斯洛伐克语的strecha：基于比喻关系的类比命名,必有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而且至少有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在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结果中只出现一个语义特征,如斯洛伐克语eriav：。一是合并结果中有较多的语义特征,而类比的命名单位只在一个语义特征上不同,如斯洛伐克语ruka：。这种情况很接近包含关系。基于比喻关系类比形成的命名单位,几乎在各门学科中都有老的传统,如语言学中的“根”、“格”、“场”,物理学中的“重水”、“重氢”,气象学中的“岬”、“槽”,图形理论中的“节”、“边”、“路”、“径”。如果新命名单位的概念和内容都包含在老单位的概念和内容中,这是表示意义专门化的比例类比,反之,则表示意义的扩大,如斯洛伐克语mu：命义链的形式部分也表示“并存”的类比关系。逻辑上,这是形式的两个部分的相包。从命名的详式(第一形式)取出表达的最明显的特征,例如从详式命名单位“每星期三比赛的奖杯”构成简化的“星三杯”。同样,“渔人俱乐部的集会”也可说成“渔人会”：。好多类似的命名单位开始时具有口语性,常常稳定下来,变成规范的中性的命名单位。最后,形式部分的包含关系也见于语素的机械结合,即并合词,如smoke＋fog→smog(烟雾),以及各种缩略词,如lethal dose→LD(致命剂量)。缩略型的命名单位可以表示如下：许多类比命名单位作为类比地派生新命名单位的基础。这过程可叫次级类比命名。例如斯洛伐克语的ostr是“锋利”的意思(ostr n,“快刀”),用于ostrá náboj(“实弹”)时是首级类比,用于ostrá strel′ba(“锋利的射击”→“实弹射击”)时是次级类比。类比命名虽然用得不多,但在当代斯洛伐克语的词汇中,特别是在词汇的术语层面,有牢固的地位。三、术语及其特征不管术语多么特殊,但在民族语言或标准文学语言中它们形成一个不可分的层面。新构成的术语应该符合哪些特征才能站得住呢？首先是结构性。术语的语音、语素、构词结构都要符合对整个词汇都有效的分析标准。斯洛伐克语派生词的一般结构不用－tkc形成工具名称,像metrīko,lehátko这样的说法就不合结构。有时,结构性特征跟功能性特征对立,不合结构的术语如果稳定而通用于科技言语,起着很好作用,就不应更改。以上是整个词汇都有效的特征,术语还须符合另一些特殊的特征。首先是意义透明或有明显的理据。这要看术语是否通过语言形式抓住了或至少部分地指出了所命名的对象。特别要注意的是勿使术语导致误解。例如“干馏”意味着过程是干的,其实不然,于是改为“分解蒸馏”。理据清楚,首先要选择适当的理据特征,即指现实中一定现象的要素。理据特征可分内部、外部。内部特征涉及对象的性质,如模样、大小、相似、颜色、典型动作等等。外部特征则从外面归于术语,表示目的、材料、来源、产品、处所等等。术语只表示一个概念,但这条只适用于一门学科内。术语要能产,成为派生其他必要词的基础。所以动植物学中常避免用两个词的命名单位。最重要的是术语的系统性。体系中同类位置的概念要求用同样的形式手段(大多是后缀)来表示。在斯洛伐克语里,无机化学中氧化物的名称有一套表示价的后缀。有机化学中,后缀－an,－en,－in指环二混剂的各种饱和程度。前缀hypo－,hyper－,deoxy－也有系统功能。最简单的例子是前缀表示两个对立的概念：hypotension(低血压),hypertension(高血压)。动植物学术语中,属的名称用后缀－ovce,科的名称用后缀－ovité。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必须强调国际性特征,表现为从别的语言借用术语,在希腊、拉丁语材料的基础上构成新术语,国际化的另一方便手段是仿译,即用本族语素仿外语词的格式造词。我们在技术领域里大抵发展国际化,在动植物名称中通常趋向于使用本族语的材料。有的领域区分“术语”和“名称”。从命名单位的特征看,“术语”和“名称”没有差别,两者都服从同样的要求,有同一些特点。系统地调查、评价、审定某一领域的术语,从概念进到术语是必要的一步。这样就能发现有些词或词的有些语义特征出现于几个有关概念的一些命名单位。若按字母顺序排列术语,则以上情况就表现在有的术语有几个意义。在斯拉夫语言学词典里,metafora(隐喻)一词既出现在词汇学,又出现在风格学。相反,也有的术语外表一样,但用于不同的领域。例如jazyk在一般理论中指“语言系统”,在语音学中指“舌头”。这类例子叫多义。多义常见于不同的领域,如sub－－jekt(逻辑“主词”,语言学的“主语”);morfologia(语言学的“词法”,解剖学的“形态”)。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metafora,同一性;一是jazyk,多义性。极端之间的术语,其意义的广度和概念的范围有别,如deklinácia指“格的形式”和“变格类型”。从命义的观点看,这是多义,给定的词在同一个词汇意义项下,用不同的定义表示。多义的逻辑对立是多形：同一现象由两个理据不同的词来表达,如sèmantèma(义位)和lexéma(词位)。从语义学看,这是同义或变体性。各词间的关系不同：有的同样合格;有的属教学用,有的属科研用;有时为传统的,有时为推荐的。当然更有的术语表示不同的概念,这是差别关系。多义术语如果概念和内容部分都有差别,从词汇一语义角度看,它们实为同音异义词。如果只是概念部分不同,多义也能理解为同音异义(如果它们属同门学科),或理解为一词有几个意义。至于涉及两个或以上领域的概念多义,则为同音异义了。从命义学的角度看,多义总的在词汇一语义理解上跟同义重叠。差别在区别的程度：若属内容多形,只概念部分共同;若属变体多形,则概念和内容部分都共同,这实为变体问题。四、斯洛伐克的术语工作五十年代初,udovít túr语言研究所成立术语部,组织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工作。各门学科和生产领域中的术语,本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结合,由好些委员会加以整理,委员会由专家和语言顾问组成,出版了各种术语词典。术语标准化的理论原则和标准见于J.Horeck编著的《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并在另一些论文中得到补充。根据总标准,建立了一些专业的一般原则。例如昆虫学名称的标准化使用了下列标准：1.尊重当前通用的术语,去掉以德语为样板的旧术语。2.创立新名称时避免同音。3.考虑下列理据要素：形态属性,颜色,跟什么相似,何处发生,食物,运动特点,筑窝特点,生态特点。4.有的名称可借自捷克语,其他斯拉夫语,拉丁学名。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的基本作业单位是术语委员会,由本领域的专家五至六人组成,选择成员时须使所有学科都有代表,他们掌握几种语言,并对本专业交际中的语言形式感到兴趣。委员会中还须有一位语言学家,他具有语言学教育的背景,并且了解专业交际中的特殊需要。术语委员会跟科学机构挂钩。开始时,所有的委员会都隶属于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在,它们是在各个学会和专业研究所进行工作。一个个术语及其定义在一个工作组里进行分析,然后分交各委员会审定其形式。作出的建议用术语汇编的形式发表,或就个别术语进行讨论,发表于专业刊物中的术语栏,其目的是最好反映在语言学的刊物上。为此,.túr语言研究所办了个专门的月刊,叫《斯洛伐克专业术语》,出于1953－61年;1962－66年改出《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7年以后,术语的文章发表在刊物《词的文化》每年的扩大期第5和第10期上。材料的编集和处理在各委员会并不一样：有的委员会有国际一致的词表,有的则汇编自己的材料。医学委员会研究解剖名称的情况是很简单的。委员会可依靠国际一致的Nomina Anatomica,只消给拉丁术语补上斯洛伐克的对应词。在内容方面,委员会与拉丁名保持一致,常用仿译法,有众所周知的本族词时,才使用现成的本族词。动植物名词委员会的情形很相似。他们也能靠公认的拉丁术语系统。但他们不限于仿译拉丁词,因为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本族名称,而且不同的方言又有不同说法。所以他们又收集方言名称,从中选择。化学家们掌握国际标准术语及其定名原则。所以除了把本族的术语标准化,编成词典出版外,他们也研究一般原则,并出版大学教材,IUPAC(理论与应用化学国际联合会)1957年确定的无机化学名词是无机化学的榜样。M.Zigmund翻译了规则,并补充了跟斯洛伐克的对应术语有关的专门规则,在1961年出了专著,书名《无机物的名称》。J.Heger的《有机化合物名称》(1982)是同样性质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世界范围和斯洛伐克语中有机化合物术语的发展情况,还考虑化学文摘中的用法,补充了有机化学的用词。IUPAC的基本原则在词典《有机化学术语》(1958)中翻译发表。其他术语委员会的工作大抵是由成员们依靠大学教材或自己的讲义等各种简编提出素材(本学科的基本术语),然后由委员会讨论审定。有一位语言学家评论所编术语的语言形式及其定义,指出不合所提出原则的和结构不符合普通词的那些术语。CSN标准在斯洛伐克术语的发展和标准化中起特殊作用。每个标准的绪论章都讲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基本概念的标准化和定义。接着是命名标准。各个生产领域中的大套术语都下了定义并加以标准化。许多标准里还介绍了俄、英、德等语言的对应词。百科全书,如《斯洛伐克百科全书》和物理、化学、园艺、新闻等方面的“小百科”,也使用标准化的当代斯洛伐克术语。今天,斯洛伐克的基本技术术语可以说已经标准化了。人们感到社会科学也有必要这么做。进行的规模比较小。个人、专业人员和语言学家在讨论个别术语。直接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帮助语言学家发现更多的专业交际领域中的需要,而专家们也对术语的语言学方面有所认识。这些发现和收获概括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4年第3期中的文章“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协调原则”。文中谈了不少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这个概念的定义,术语和概念的关系,概念的特征(内在的,外加的),制定术语的定义和解释的基本原理,对命名单位的具体要求。下面谈谈概念结构如何在语言里贯彻：1.概念结构由一套术语内容特征组成。它通过两条途径贯彻于语言：①简单地用语言单位(如词)相配;②用语言手段(词,前缀,后缀)表示出概念结构的一些特征。前者形成无理据的术语,后者形成有理据的术语。2.无理据的术语占术语的小部分,如“水”、“手”、“车”、“墙”、“线”、“绳”。此外还包括外来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它们是使术语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多种行业里,这些外来词有时有本族词与之并用,形成成对的同义词,可用于风格的目的,其中本族词用于通俗文字和教材。从现代外语借入的词,在我们的科技文献中用得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那么多见。它们常指机器,运动用语,纺织品。来自现代外语的术语常用本族语材料仿译。解剖、动植物术语如本族语没有的,也仿译。3.比喻术语 最不明显的是常用词通过比喻用法变成术语。理据可为形状、功能的相似,如“(锯)齿”“(针)眼”“(船)鼻”。用这种方式产生术语在斯洛伐克语里已不时行,至少不如英语用得多。4.派生术语 用派生法形成的术语较有表达力,可以表示目的,处所,施事等等。这类术语的好处是能产性大(能作为基础,形成别的派生词),缺点是不够确切,易生歧义。用后缀形成术语时,重要的是尽可能用同一个后缀表示同样的理据特征。5.复合术语 用两个词根合成一个词的做法,在斯洛伐克语中不常见。我们用得较多的是复合形容词,如“社会一经济”、“文化—教育”。还有一种混合复合词,第一部分通常是外来成分,如fotonásobi(光电倍增管)。6.词组名称单位 如果语义特征由几个词分别表示,通常是形容词和名词表示,则出现词组的名称单位。形容词和名词的理据特征的次序,有一定的支配原则。在斯洛伐克语里,通常是表示理据特征的形容词在名词之前。动植物的种名和化学中氧化物和盐类的名称是例外：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如果形容词不止一个,则它们都排列在中心名词的左边,新的理据特征居前,试比较“电子偶”和“自由电子偶”。7.理据特征的充分程度 表示出大量的理据特征,会使形成的术语臃肿笨重,所以最好只表示出为无歧义地指明所表概念,或把它跟别的概念(术语)区分开来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理据特征,不必过分。术语只要在本门学科和邻接学科中不跟别的相混,通常已经够了。同一个术语完全可在距离较远的学科中分别表示所要表示的概念。8.术语同义 一个概念如有两个或多个名称或术语,不利于科学领域内的交际。故在建立术语标准时要在现有同义的名称中选出一个可取的名称。所选的术语应表示较客观的理据特征或更恰当地反映现实。如“干馏”和“分解蒸馏”是后者较好。此外,还要考虑使用范围(或将来的变化可能性),特别是跟其他国家术语的联系。例如“半衰变期”和“半期衰变”是前者在理据上更正确,但由于英、俄术语的影响,斯洛伐克语里还是采用了后者。有时,本族词和外来词作为同义而并存,不能一概取本族词。这要看标准化的程度。例如斯洛伐克语中,表示“向心力”的dostredivá sila比centripetálna sila常见,但表示“理想气体”,则是ideálny plan优于dokonal plan。其次也要看加词缀形成其他词的可能性。例如外来词impendancia(阻抗)可派生impendann micro－skop(阻抗显微镜),优于本族词Zdanliv odpor(“表观电阻”)和drobnohlad(“小视”)。想从意义上把一对同义术语中的国际成员跟本族成员区分开,是不恰当的,如国际词subjekt和本族词podmet都表示“主语”,它们可用于不同的风格。同义词中如果有一个是标准的,一个是不标准的,采用标准的那个。(叶蜚声编译)〔编者按〕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霍列茨基(Ján Horeck)教授,应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吴凤鸣副主任的邀请,于1988年5月7－15日对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做了术语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受到学术界的欢迎。现将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根据霍列茨基教授讲稿摘要编译的文章,发表如下,供参考。     

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究

一、前言长期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创立和翻译了大量科技术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许多有志于我国科技术语事业的科学家、翻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编辑学家和术语学家、发扬前辈学者“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精神,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科技术语事业,呕心沥血地继续创立、翻译和修订了大量科技术语,并对汉语科技术语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为建立中国汉字系统的科技术语学奠定了基础^[1－46]。汉语科技术的总数量,难能确切定出。因为它决定于统计的范围和深度,也由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学科、新术语不断涌现,有些老的术语需要淘汰或更新,所以要确切计算出术语总数量是难以做到的。根据有的学者广泛收集和悉心研究的结果,现在汉语科技术语至少有140万条以上^[47]。这样庞大的科技术语群,其订名情况如何,统一与规范化如何,是个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因为它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关系到国内外学术交流、教育、科研、经贸、生产和国防等各方面的大问题。同时科技术语状况如何,也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总的看,我国科技术语虽已有自己的独立体系,并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人们也深深体会到我国有些科技术语还处于不统一、甚至是混乱状态^{[7,12,13,15－18]},也发现不少科技术语的订名尚需进一步改善。不少学者对我国科技术语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如从科学概念内涵角度、从术语学角度、从语言学角度、从词源和历史角度开展的研究等。但从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角度来探讨汉语科技术语和改善它们,则未见系统研究。而这方面与审定我国科技术语使之规范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故笔者拟根据现代术语学,对汉语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做些探讨。本文仅先以《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60]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的修改稿)^[61]为例,对此进行初步研究。二、统计与分析结果1.表1、表2分别列出《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的修改稿)的术语构词字数及其百分率的统计结果。图1是它们的分布曲线。2.从图1我们可看到,两个学科汉语术语构词字数分布都有个极大值,而且均属4字术语,即4字术语最多(4音节术语最多)。它们占词条总数的百分率亦很相近,皆为30%左右(接近31%)。3.从基础物理学术语的分布曲线可见,曲线在字数较少半边的分布百分率明显地高于字数较多的半边,即由3、2、1字构成的术语明显多于由5、6、7或更多字构成的术语,就是说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基础部分的术语,多为字数较少的术语,3字、2字的很多,1字的术语也不算很少。字数为7字、8字以上的术语的百分率,衰减很快,甚至只是个别的了。1至7字术语总和占术语总数的97.72%。图1 术语构词字数分布曲线4.从电子学术语的分布曲线可见,4字术语两侧曲线几乎是对称分布,由3、2字构成的术语数差不多与由5、6字构成的术语数目相等。1字术语很少,7、8、9字术语不少,10字以上术语也有一定数目。1至7字术语总和占术语总数的95.09%。5.从“物理”和“电子”两条术语分布曲线的对照上可见,曲线的低字数一侧(少于4字),物理学名词的百分率比电子学名词的百分率高;在曲线的多字数一侧(多于4字),电子学名词的术语百分率比物理名词的术语百分率高。就是说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部分)比作为技术学科的电子学名词,术语构词简短,在术语的简明性方面颇具特色。而随着新技术术语的增加,术语的构词字数明显增多,这可能是目前新技术术语的一个特点(术语较长)。三、讨论1.术语是概念的命名,是其语言符号。人类长期以来通过术语交流科技信息。虽然许多科学家、翻译家等学者为科技概念订名做了巨大贡献,但从现在我国科技界存在的大量术语中,还是可以看到有些术语是不尽妥善的。其中有的是一个概念出现多个术语;有的一个术语对应多个概念;也有的术语名不符其义。不少文献对此做了论述^{[20、21、48－55、59]}。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组织科技界各学科专家和术语学家全面进行科技术语的审定,使之达到统一和规范化^{[2－4、8、30]}。一个好的汉语科技术语应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国际性和科技语体特性;在审定现有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约定俗成)和协调统一性^[25、29]。我在对《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和《电子学名词》进行调研时,看到不少经前辈和当代学者精心研究出来的术语是很符合术语的特性的,如衍射、阻尼、激光、电视等。但也有一部分术语我认为仍应进一步改进。2.从表1、表2和图1可见,这两个学科的基本术语中字数在7个字以上的还有不少,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中有约2%,电子学名词中有约5%。其中有的术语长达14、15、16个字,甚至更多字(电子学中有的术语甚至有20字)。术语字数如此之多,有悖于术语的简明性,不利于口头和书面应用,对我国的科技术语体系也有不良影响。如在不影响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汉语特性和约定俗成等特性的前提下,适当使其简化,则应是所求的。考察该二学科术语构词字数多的原因,可有如下几种：(1)用字不够简练。如：自适应雷达(adaptive radar),可简化为“自适雷达”;直接检波式接收机(direct－detection reciver),可简化为“直检式接收机”。(2)含多人名术语,人名全部译出。如：亥姆霍兹—拉格朗日定理(Helmholtz－Lagrange theorem),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Maxwell－Boltzmann distribution)。如分别简化为“亥—拉定理”(或HL定理)和“麦—玻分布”(或MB分布),人们用惯了的话,可起到表达该概念的同等作用,而比较简洁,在口头和书面应用上均比较方便。(3)表达过于详细。如：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transistor),低压化学汽相淀积(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如它们分别订为“场效晶体管”、“MOS场效晶体管”和“低压CVD”,则可使之简洁。当人们用习惯了,也可同样起到前而复杂表达的作用。在学术交流和书刊文献上用这些简化表达,很有好处(适当采用一此国际通用缩写词,还可改善汉语科技术语的国际性)。3.上面(2)、(3)两点中提出的术语简化方法,我认为它不单单是一般求得文字上的简练,而是跨上了一个订名术语的新台阶。术语的这个订名方法,可称之为合成法。它是以代表概念内涵的少数关键汉字或缩写词加上关键汉字构成术语的方法。著名的术语“激光”,固然是根据其概念内涵订出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看成是以合成法形成术语的典型代表。“激光”的英文全称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the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译成中文为“光受激辐射放大”或“激射光辐射放大”。后经钱学森先生订名为“激光”。这个订名既是其概念内涵的高明标示,也是上述全称的巧妙合成。类似的还有“崩越二极管”。它的英文名为impact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曾译为“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后来将其订名为“崩越二极管”,这不仅仅是全名的简单简化,因为它省略了很多也带有一定意义的字,只取出少数几个关键字表达其概念,形成单义的独特的术语(有别于一般词汇)。这个术语的形成,实际上也是运用了合成法。四、结语因为术语是概念的语言符号,其符号属性决定它不应繁复,而要简明。所以在全面顾及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汉语特性和约定俗成等特性之后能使汉语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减至最少,是改善汉语科技术语,使之更符合术语学,更便于运用,并使之达到规范与统一的重要问题。订名术语时,不能把术语与定义混为一体,有些术语在简明订名之外,可运用定义使人们对其有清晰了解。对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我国汉语科技术语的全面了解,并有助于改进与完善汉语科技术语体系。用合成法订名汉语科技术语,可适当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可在改善汉语科技术语的简明性方面发挥作用。吴凤鸣同志对原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致谢意。由于水平有限,文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希多加批评指正。     

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¹⁷⁾。“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¹⁸⁾？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¹⁹⁾。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²⁰⁾。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²¹⁾。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²²⁾。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¹⁷⁾。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²³⁾,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²⁴⁾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²⁵⁾。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_nH_2n－O_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科技术语的性质及其理论模型

现代术语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术语。什么是术语？术语与其它的语言符号有什么区别？术语的选择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术语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这些问题,都有必要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我们认为,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而成的。概念叫做“所指”,音响形象叫做“能指”。术语跟其它语言符号的区别在于,术语的语义外延是根据所指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能指的关系来确定的。在术语学中,当辨明了一个语言的形式(即能指)之后,就试图确定属于该语言形式的一个或数个意义(即所指)。因此,术语学是从概念(所指)出发去考虑这个概念的名称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术语学中,概念先于名称。“术语”这个词来自英语term,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英语词,在英语、荷兰语、瑞典语、威尔士语中都是term,在德语中是Terminus,在法语中是terme,在意大利语中是tèrmine,在西班牙语中是término,在葡萄牙语中是termo,在俄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捷克语、波兰语中是termin,在芬兰语中是termi。Term有两个词源：一个是拉丁语词源,一个是希腊语词源。其拉丁语词源terminus的含义是：(1)界石,(2)边界、界限、结尾,(3)护界神的雕像。希腊语词源Terma的含义是：(1)在运动中居第一位,(2)终止、界限,(3)最高点。而拉丁语terminus的希腊语译名则为pos,其含义是：场地的界限、界石、限度、领土等。从词源来看,term这个词不论在拉丁语或是在希腊语中,都有“界限”的含义。这个含义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便得到了“术语”这个词的当今含义,因为在科学技术中需要给一个观点或一个概念确定界限时,就得使用“术语”。因此,术语一词可以看作是对于概念所作的限定。术语的选择应遵守下列原则：1.确切性：术语要确切地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2.单义性：至少在一个学科领域内,一个术语只表达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只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不能有歧义。在术语工作中,应尽量避免同义术语、同音术语和多义术语的出现。3.系统性：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各个术语,必须处于一个明确的层次结构之中,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在术语命名中,也要尽量保持系统性。例如,德语中有Sublimationstrocknung(升华干燥)、Strahlentrocknung(辐射干燥)、Konvektionstrocknung(对流空气干燥)等术语,都是采用Trocknung(干燥)与有关词构成复合词的办法来表达术语内容的,但表示“粉末干燥”的术语有Trocknung durch Zerkleinung和Pulverisationstrocknung两个,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应删去前者,保持后者。4.语言的正确性：术语的结构要符合该语种的构词规则和词组构成规则。例如,“柴油机”这个术语,德语用复合词Dieselmotor表达,Diesel与Motor构成一个复合词,英语用词组diesel engine表达,diesel在前,engine在后,法语用词组moteur DieseL表达,Diesel在后,moteur在前。这些术语的结构,都遵循了有关语言的构词规则和词组构成规则。5.简明性：术语要简明扼要,易读易记。例如,英语中的gradual scale(逐级刻度)这个术语,在scale(刻度)的含义中,就包括了gradual(逐级)的意思,因而使人产生了烦冗之感。又如,英语中的quartzmineral(石英矿物)这个术语,quartz(石英)就是一种mineral(矿物),也会使人产生烦冗之感。这些术语都不符合简明性的原则。6.理据性：术语的学术含义不应违反术语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理据,尽量做到“顾名思义”。中文术语是用汉字来表达的,汉字有很强的表义功能,尤其应该注意术语的理据性。有时,某些术语在形成时是合乎理据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失去其原来的理据。例如,德语的Drehstahl(切削刀具)这个术语,其中构成复合词的成分之一Stahl,其含义为“钢”,因为早期的切削刀具都是用“钢”制成的,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切削刀具除了用钢制作之外,还可用其它材料(如塑料)制作,这时,Drehstahl这个术语,就不再具有那么好的理据性了,因而出现了Drehmeissel这个术语,其中Meissel的含义是“凿子”,显然比Drehstahl中的Stahl(钢)更为确切,更能做到“顾名思义”。7.稳定性：术语一经定名,除非特别必要,不宜轻易改动。例如,英语atom(原子)这个术语,原来的含义是指组成物质的最小的不能再分割的单元,后来物理学的发展证明了“原子”也是可以分割的,但人们并不因此而轻易改变atom这个术语,以维持术语的稳定性。8.能产性：术语确定之后,还可以由旧术语出发,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的方法,派生出新的术语来。例如,由德语的Telefon(电话)这个术语,可通过构词法派生出Telefonist(电话接线员)、Telefonistin(女电话接线员)、telefonisch(电话的)、Telefonat(通电话)、Telefonie(电话术)等新术语。又如,由汉语的“运算”这个术语,可通过词组构成的方法,派生出“补运算”、“反演运算”、“对偶运算”、“全同运算”、“非全同运算”、“等价运算”、“非等价运算”、“异运算”等新的术语来,这些术语都是词组。为了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科技术语的性质,学者们提出了术语模型。其中,最有名的是奥地利术语学家维斯特(Wüster)提出了由四个区组成的术语模型。这个术语模型如下图所示：在这个图中,上半部表示与语言系统相应的概念世界,下半部表示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的个别实体以及语言中的语音或文字实体。A1 是个别概念,它是表现个别实体al的性质的各种属性的集合。A2 也是个别概念,它是表现个别实体a2的性质的各种属性的集合。A 是由个别概念A1,A2,……等抽象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A是A1,A2,……等个别概念的共同属性的集合。B 是语言符号的一般概念,它是表达概念A的各种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特征的集合。B1,B2,……是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个别概念。b1,b2,……是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个别实体。从这个术语模型可以看出,维斯特认为,任何一个语言体系中的概念都是由意义和符号构成的,其中,意义是由表达个别实体的个别概念所共同的属性构成的集合,而符号则是表达意义的各种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特征的集合。例如：在“太阳系中围绕太阳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天体”这个概念中,A1=地球,这是一个个别概念。A2=土星,这也是一个个别概念a1 指地球这个个别实体,它包含如下属性：1.天体;2.围绕太阳运行;3.椭圆形轨道;4.有生物存在;5.有一个天然卫星(月球);6.离太阳的平均距离为149 400 000公里;7.其它的物理化学特性。a2 指土星这个个别实体,它包含如下的属性：1.天体;2.围绕太阳运行;3.椭圆形轨道;4.没有生物存在;5.有十颗天然卫星;6.离太阳的平均距离为1 430 000 000公里;7.其它的物理化学属性。在al与a2这两个个别实体包含的各种属性中,1、2、3等三个属性是它们共同的,而其它属性则是不相同的,正因为有共同的属性,它们才能构成“太阳系中围绕太阳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天体”这个概念A。概念A通过语言符号B的一般概念来表达：b1=“太阳系的行星”。b2=“taiyangxi de xingxing”。b1与b2是文字的不同的书写形式,把它们抽象成书面形式的个别概念,则有B1=简体汉字的书写形式。B2=汉语拼音的书写形式。而B1与B2这两个不同的书写形式的个别概念,最后被概括并形成了符号B这个一般性的概念。A和B以及A1,A2,B1,B2都处在与语言系统相应的概念世界中,而a1,a2,b1,b2等则处在现实世界中。其中,a1,a2不是语言的个别实体,而b1,b2是语言的个别实体。语言的个别实体可以是不同的音位变体(allophon)或文字变体(allograph)。维斯特的术语模型受了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De Saussure)的强烈影响,带有明显的语言社会心理学派的色彩。这一个术语模型,对现代术语学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当前进行的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是有参考价值的。在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术语学的研究比较落后,特别是在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几乎还是一张白纸。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应用语言学工作者有必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专名与术语

名称是事物(包括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语言符号,在各种现代民族语言中都有专名与通名之分。专名是专用名称的简称。不应把专名误解为专业名称或专业名词,也不应把专名完全理解为专有名词^[注1]。通名是普通名称的简称。专名与通名的拉丁文术语分别为nomen priprium(意为“各自名称”)^[注2]和nomen appellativum(意为“类别名称”)^[注3]。专名只是单独事物的名称,不是他(它)们所属类别的名称。专名的命名,着眼点在于专名特有者的单独性、个体性、特指性或可鉴别性,不着眼于专名特有者的类别性(种属性)。由专名标记的事物总是独一无二的。与专名对应的通名^[注4]既是某个单独事物的名称,同时又是他(它)们所属类别的名称。也可以说,通名是同类事物中不同分子的共用名称。通名命名的着眼点只在于事物的类别性。任何分类等级的事物类别名称都是通名。例如,生物的分类等级为界、门、纲、目、科、属和种。这些分类等级的事物类别名称都是通名。世界上的事物在各种现代语言中通常都有通名,但不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专名。在逻辑学中,普通概念^[注5]的名称属于通名,单独概念^[注6]的名称一般说来都是专名。专名与通名的不同,可以通过以下例子予以说明。例如,“湖”和“海”是自然地理名称,指的是不同类别的自然地理实体。它们是类别名称,当然属于通名。“咸水湖”、“淡水湖”;“公海”、“领海”也是类别名称,是“湖”和“海”的下位类别名称,因而也是通名。但是,“兴凯湖”、“贝加尔湖”、“太湖”;“黄海”、“红海”、“地中海”等单独水域的名称则是专名(自然地理专名)。又如,“革命”这个概念名称是类别名称,是通名。但是,“法国大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土耳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名称所标记的都是在特定地方和特定时间发生的革命。它们都是特指的,所以属于专名。根据专名与通名的定义,不难判断,“巴黎公社”^[注7]是专名,但“人民公社”^[注8]却是通名。同样,也不难判断,“行星”、“卫星”、“彗星”、“流星”是通名,但“金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则是专名。应该指出,民族名称及属于某民族的人的名称(如汉族、满族、俄罗斯人和突厥人)、家族名称(家姓)、氏族名称(包括古罗马人的氏族姓)以及某国或某居民点(城、镇、村等)的居民名称(如中国人、北京市人、汉堡人、芬奇村人)等虽然其命名着眼点不在于人的个体性,而在于人的群体性,但它们却是专名。这是把人的群体视作人的个体的结果。还应提到,若干独一无二的事物的名称习惯上,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通名,只是在正式场合(如在用作百科全书条头的情况下)才被视为专名,如“太阳”、“月亮”等。在不同语言中,划分专名与通名的标准虽然基本相同,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周日(星期一、星期二……)和月份(一月、二月……)的名称在英语中属于专名(首字母大写),但在俄语和法语中却属于通名(首字母小写),在德语中也属于通名^[注9]。用拉丁字母文字或西里尔字母文字书写的专名一律大写。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规定,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专名也予以大写^[注10]。各种语言中的专名,其形式通常是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词的词组^[注11]。专名就其结构而言,分为含有通名的专名和不含通名的专名。标记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的专名在不同语言中,其结构有时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德语专名Oder是不含通名的专名,其汉译名“奥得河”则是含有通名的专名。通名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在语言产生初期,没有专名与通名之分。当时,只有专名,没有通名。通名是随着人对事物或概念的认识深化,是在事物或概念分类基础上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不断出现,因而必然也不断地产生用于标记新事物、新概念的名称。在这些名称中,既有专名,又有通名。通名与专名相互转化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些通名转化为(或用于)专名。也有些专名转化为(或用于)通名。前者的例子如英语通名great peasant revolt(农民大暴动)转化为英语专名Great peasant Revolt(特指14世纪英格兰农民大暴动)。后者的情况更为常见。例如,英语通名diesel(柴油机)是由柴油机发明者Diesel(狄塞尔,德语家族姓)这个专名转化来的汉语专名“秦桧”也可用作通名。该专名用作通名时,指的是“像秦桧那样坏的坏人”。由于专名与通名可以相互转化,一些专名与通名的界限往往不明显。为了判断某个名称是否属于专名,有时不得不依据这个名称所处的上下文。在任何语言的专名体系中,人名和地名都是数量最大的最重要的两类专名。因此,狭义的专名指的就是人名和地名,尤指人名。专名按其标记的事物或概念很难予以分类,但仍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1)有生命的或被认为是有生命的特指个体名(或群体名),其中包括个人名^[注12]、家姓连同个人名、鬼神名和动物的名字,还包括民族名、部族名、某国或某居民点的居民名、家姓、氏族姓等;(2)广义的地名,如历史地名、传说中的地名、洲名、国名、居民点名、江河湖海名、山名、山脉名、山峰名、森林名、草原名、耕地名、城市中的街道、广场名以及一切有位置意义的建筑物名等;(3)特指的书刊报章名,如文艺作品名(小说名、诗歌名、戏剧名、电影名、曲艺名、绘画名或雕塑名)、音乐作品名、政治或军事著作名等。法律名、法案名、计划名、条约名、协定名或决议名可以列入这类专名之中;(4)特指的组织(机构)名,如工厂名、学校名,工会名、学会名、基金会名、公司名、医院名、电台名、报社名、通讯社名、图片社名和各种国际组织(机构)名等;(5)历史事件名,如战争名、战役名、起义名、革命名、案件名等;(6)其它专名,如特指的物名(飞机名、船舶名、火车名^[注13]等)、语言名、奖金名、学派名、画派名、宗教名、节日名、时代名等。专名还可以按其所属语种予以分类,即可分为拉丁语专名、汉语专名、英语专名、德语专名等。“术语”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得很晚,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该词很可能是从日语中借用来的(日语中的汉字形式为“术语”)。术语究竟是什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在“术语”这个词中含有词素“术”字,术语又经常使用于科技领域,有人望文生义地把“术语”误解为“技术用语”。不少人把“术语”解释为“学术用语”,这种解释虽然有所依据(常见于日本工具书之中),但未能准确表达出“术语”一词的概念。引人注目的是,在包括百科全书在内的各种中文和外文工具书中,“术语”的定义常有不同,甚至相差甚远。这种情况说明;人们对“术语”一词所表示的概念在认识上很不一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海》中,“术语”的定义是,“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见《辞海》缩印本第1248页。词语的定义应该是对词语表示的概念的严格描述。笔者认为,《辞海》中关于“术语”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术语”不仅仅用于学科之中,术语的意义也不都是规定的,当然更谈不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假如每一术语的意义都有严格规定,也就无须提出“术语标准化”这个棘手问题了。此外,把“术语”只说成是“用语”,现在看来也未必妥当。应该指出,不少词语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某些词语的定义也应该随之予以改变。现将有关“术语”定义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1.术语与名称在我国有关文献中,术语连同专名曾被统称为“名”。清代翻译家严复在谈到翻译问题时指出,“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说的就是“术语或专名的译名定名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生物学中,物种名称无疑属于术语。在医学中,疾病名称也是术语。然而,术语与名称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不能够说,任何名称都是术语,以产品名称为例,有些产品名称,如“针”、“线”、“毛巾”等日用产品名称不属于术语,而有些产品名称,如“发动机”、“雷达”、“火箭”等产品名称显然属于术语。凡是专名,即专用名称,如人的名字、姓氏、地名、特指的组织(机构)名、特指的书刊报章名以及独一无二的物名等都不属于术语。少数专名却可以用作术语。例如,“安培”在指对电磁学作出贡献的法国物理学家这个特定人时,即“安培”用作姓氏的情况下,不是术语,而是专名;“安培”用作电流强度单位名称时则是术语。这时,“安培”亦称“安”,国际符号为A。同样,“焦耳”用作姓氏时是专名,用作功和能量的单位名称时则是术语。专名与术语的交叉情况并不多见。通名,即普通名称与术语的交叉情况却十分常见,可以说,凡是用于专业知识领域的通名都可以被视为术语。2.术语与概念术语是概念名称,尤指普通概念。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既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对于概念名称的术语来说,既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也不存在科学与否的问题,只存在合适与否的问题。术语应该准确地反映概念。未能准确反映概念的术语通常要在术语标准化过程中予以调整。但是,确属众所采纳的惯用术语,尽管不理想,也不要轻易改动,以免造成新的混乱。“术语”一词也常指由术语表示的概念本身。例如,在“术语的定名”这个词组中,“术语”显然指的就是“概念”。在“术语标准化”这个词组中,“术语”有双重含义,既指“概念名称”,又指“概念本身”。通常所说的“术语体系”实际上是指“概念体系”。“术语”也表示概念与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如甲概念与乙概念之间的“相等”或“相似”关系,甲概念“大于”或“小于”乙概念的关系等。表示概念间相互关系的词语也是术语。这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3.术语与语言符号术语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作为语言单位的词或词组(可统称为词语)。术语中的词,绝大多数是名词,也可以是其它词类的词,如动词“扩散”、“裂变”、“辐射”等。术语在特定领域中应该是单义的(术语的意义与其所处的上下文无关),并且不应该有褒贬的修辞色彩。各种语言中术语的形成都要遵循各种语言的构词规律和词组的构成规律。术语有长有短、长术语往往是字面意义明确,但不利于交流,而短术语的字面意义通常不明确,但便于用来交流。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也是如此。例如“爱滋病”(尚未标准化,另一种书写形式为“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后者是由十一个汉字组成的词组,其字面意义明确,但不便于用来交流,尤其不便用于口语。术语不仅仅是词语,还包括表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其它语言符号或标志,其中有数理逻辑符号、物理学符号、化学符号或化学分子式、计量单位名称的符号、某种代号以及图示或交通标志等。但是,专名的符号、代号或标志,如国名的代号、国徽、团徽、书徽、国旗、党旗、市标(城市标志)等却不是术语。符号通常是概念的附加说明,在某种专业领域中却经常用来表示概念,在化学领域中就是如此。采用符号作为术语不仅能够解决大量的术语与有限的语言资源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矛盾,而且也是术语的简化手段之一。在欧美国家的术语学理论中,人们早已普遍把表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符号、图示、标志视作术语。4.术语与知识术语是知识单位。术语与非术语^[注14]之间的最重要的界限就在于,术语只用于专业知识领域。术语形成的重要途经之一是共同语言中词语的术语化(借用外来术语是术语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在特定领域中形成的术语,有些又逐渐用于共同语言之中。正因为如此,术语与非术语的交叉是常见的语言现象。因为术语是知识单位,所以术语虽然也用于口语,但主要用于书面语。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术语可谓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术语无法比拟的。为使术语不造成歧义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主要涉及的是科学技术领域。这并不意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术语不存在术语标准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术语协调工作尤为困难。如果在“术语”的定义中只提“术语用于学科之中”,这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诸如在体育、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等知识门类或在纺织、交通、运输等行业之中都存在着各自的术语,而上述的知识门类或行业都不能称为学科。关于术语使用领域的可取提法应是“专业领域”。专业领域的概念较宽,既包括学科,又包括行业,还包括其它知识门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术语”一词的概括性定义为,“术语是用于专业领域的表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并应严格区分不同概念的词语、其它语言符号或标志。术语也常指由术语表示的概念本身”。注释：[注1]专业名称是专业语言中的名称,其形式为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词的词组。专业名词是形式为名词的专业名称。专有名词与专用名称不是完全等同的术语,但二者往往互为可替换术语。从严格意义上讲,专用名称只是在其形式为名词的情况下,才与专有名词互为可替换术语。[注2]专名的英语术语为proper name,法语术语为nom propre,德语术语为Eigen name,俄语术语为имя собственное这些术语在其所属语言中的意思都是“各自名称”。[注3]通名的英语术语为common name,法语术语为nom commun。它们的意思是“共用名称”。通名的德语术语为Gattungsname,意为“类别名称”,俄语术语为имя обмее,意为“共用名称”或“普通名称”。[注4]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中,通名被解释为“别名的对称”(见《辞海》缩印本第1055页)。这种解释很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应该把通用名称(≠普通名称)解释为专名(即非通用名称)的对称。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通名与专名是互为对应的术语。[注5]普通概念是反映某类对象的概念,其外延是由几个或几种事物构成的一个类。[注6]单独概念是反映特定的某个对象的概念,其外延是唯一的。单独概念的名称一般是专名,但也有属于通名的,如“亚洲美元”、“铀235”等。[注7]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注8]人民公社是我国1958年建立的政社合一组织,曾是我国基层行政区划单位的通名。[注9]在德语中,普通名词与专有名词的首字母都大写。[注10]见《文字改革》杂志1984年第5期。[注11]形成为词组的专名,其书写规则在使用拉丁(罗马)字母文字或西里尔字母文字的不同语言中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英语专名Morning Star(《晨星报》)的俄译名为Чтренняя звезда、前者是两个词的首字母都大写、后者只是第一个词的首字母大写。[注12]属于个人名的还有作家的笔名、艺人的艺名。此外还有别名、小名、呢称和绰号等。[注13]这里指的是标记单独个体的名称,如“伊丽沙白公主”号(客机)、“密苏里”号(战舰)或“毛泽东”号(机车)等。但飞机的型号名却是通名,如“快帆”型(客机)、“波音747”型(客机)等。[注14]非术语是共同语言(指语言集团中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不是用于专门目的的书面语言)中的词或词组。     

术语形成与扩展的途径

术语是专业领域中的概念名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专业概念不断出现,在各种专业中,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领域中,术语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无法统计。本文中所指的术语是以词语形式出现的术语。在各种语言中,术语形成和扩展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非术语转化为(或用作)术语。另一条是,利用语言中固有词或词素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法)创造术语。借用外来术语也是扩展术语的途径之一。拟声在术语形成过程中也拥有少许作用。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不仅见于术语形成初期,也见于当今的科学时代。例如,“江”和“河”(地理学术语)在汉语中最初分别指称“长江”和“黄河”,因而属于专名,而现在它们已经转化为地名通名,转化为术语。从文字的角度上讲,“江”、“河”等字属于汉语中的类属字。又如,现代汉语中的“月”(与专名交叉的术语)指的是地球卫星,俗称“月亮”,后来也指称时间单位,表示“月份”。“江”、“河”、“月”等汉语固有词的词义转化是人们把词的命名对象转移到其它概念上去的结果。这种语言现象是一词多义现象。不应当把这样的固有词视作汉语中的“新词”。在国际单位制中,诸如安[培]、开[尔文]、摩[尔]、赫[兹]、牛[顿]、焦[耳]、瓦[特]、西[门子]、韦[伯]等计量单位名称都是术语。这些术语是由属于专名的家姓演化而来的。除了由专名转化而来的术语外,还经常可以遇到由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比方,“疲劳”本属日常词语,表示“因体力或脑力消耗过多而需要休息”。在材料力学中,“疲劳”作为术语另有自己的含义,表示“因外力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而不能继续拥有正常反应”,如“弹性疲劳”、“磁性疲劳”或“疲劳试验”等。日常词语用作术语的情况存在于各种现代语言之中,如俄语中的дворник(扫院子的人)转义为“汽车风挡玻璃上的雨刷”,баранка(小面包圈)转义为“机动车方向盘”等。德语词Feder(羽毛)转化为术语“弹簧”,也是其中一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术语是由非术语,即日常词语转化来的,加之有些术语在形成之后也逐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转化为一般词语,因此不少术语,尤其是用于多种专业的一般术语与非术语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也是术语与非术语形成交叉的原因。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有基于两种原因的两种方法,即隐喻法(比喻法)和换喻法(替换法)。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隐喻法。隐喻法的语义转化是由于新旧概念在形态、性质或功能等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引起的。德语词Feder(羽毛)之所以能够转义为“弹簧”,是由于“羽毛”和“弹簧”都具有弹性。该词的另一个转义是“蘸水钢笔”。这个转义的形成是因为“羽毛”和“蘸水钢笔”都拥有书写功能。就是说,现在人们常用“蘸水钢笔”书写,而在欧洲国家,人们曾用“羽毛”书写。俄语词иеро,英语词pen和法语词plume也是由“羽毛”这个语义转义为“蘸水钢笔”的。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则不是因为新旧概念之间在某一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而是由于新旧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或相近性而引起的。法语词bureau(<拉丁语词bure)的词义转化是个典型的换喻示例。该词原属日常词语,本义为“驼绒毯子”,后来转义为“盖着这种毯子的桌子”(中世纪使用于法国中部的法院或机关),以后又指称“放有这种桌子的房间”,最后才由“房间”,这个语义转义为“整个机关”或“机关中的一部分”。与法语词对应的德语词为Büro,英语词为bureau,俄语词为бгоро,它们都是通过法语传入到各自民族语言之中的。该词作为术语可视具体情况汉译为“事务所”、“办事处”、“办公室”或“厅”、“局”、“司”、“处”、“署”等部门的通名。隐喻法的词义转化,其特点在于词义的每次转化都源于词的本义。因此,这种转化的理由易于理解。但是,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却很难被理解,因为换喻的转化是链条式的转化,其转化过程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转义与本义之间通常没有直接关系,只是相关的转义才有可能被理解。完全可以预料,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或用作术语的情况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词法)创造术语是术语形成和扩展的最重要途径。术语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借助于这种手段形成的。构词法是介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汉语构词法与西方语言的构词法相比,往往有着各自的特点。汉语构词法主要属于句法型构词法。通过构词法创造出来的汉语术语有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句法特征。在拥有词形变化的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构词类型则属于形态学类型。例如,在德语中,构词的主要方法有词根变化、词根加前缀、词根加后缀和词干合成四种。除了通过词干合成法构成的是复合词外,用其它方法构成的都是派生词。通过构词法构成的指称同一概念的单词型术语在不同语言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结构语义不同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不同语言各自的构词规律和构词习惯决定的。请看如下示例。汉语词“蜈蚣”(物种名,节肢动物名称)在俄语中被称为сороконожка,意为“四十足”,在德语中叫作Tausendfüβler,意为“千足”,而其英语对应词为centipede,意为“百足”。某些汉语方言中,“蜈蚣”也被称为“百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主要是指“蜈蚣”而言的。从上述示例中可以看出,“四十”这个数字在俄语中显然拥有“多得很”的含义。至于“四十”这个数字为什么在俄语中表示“多”,其答案只能求助于俄语词源学的研究。还可以举一个派生词示例来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在不同语言中有着明显不同的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比如,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都到印刷厂去。他们看见排字工人在铅字架前工作。排字工人首先拣出所需要的铅字,然后把铅字放向手托并组成排样。俄罗斯人注意到的是排字工人“拣集铅字”的这个行为,因而给排字工人命名为наборщцк([铅字]拣集人)<动词набирать(拣集)。德意志人观察到的却是排字工人的另一行为,即把铅字放向手托的“放置”行为,所以称排字工人为der Setzer([铅字]放置人)<动词set－zen(按一定位置安放)。英格兰人只注意到排字工人用铅字“组成”活字排样的行为,因此称排字工人为compositor([用铅字]组成排样的人)<动词compose(组成)。他们把排字工人不同工作阶段中的行为特征抽象出来,并依据他们各自注意到的排字工人的不同行为给排字工人命以名称。这个事实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不同民族在给概念命名时的命名着眼点或命名习惯常有不同。如果把不同语言中的术语进行一番对比,就可以发现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差异较大的情况并不罕见。下面提供的汉德术语对比说明,同一个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同的“理据”特征。 汉语术语 德语术语及其结构语义海洋平台 Bohrinsel(钻井岛)车床 Drehbank(转动[工作]台)氢 Wasserstoff(水素)氧 Sauertoff(酸素)银河 Milchweg(牛奶路)汽车 Automobil(自己能行走的车)机动车方向盘 Steuerrad(控制轮)或Lenkrad(操纵轮)轮椅或电梯 Fahrstuhl(乘行椅)三轮摩托车侧斗 Seitenwagen(边车)在一些西方语言中,与汉语词“火车”对应的词都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并且都有“被牵引的”内含,如德语词Zug相似文献   

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状况考察

摘要 本文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术语字母词在新闻语体中不同文章领域的差异和分布,并就文章领域对术语字母词使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和文章领域相关。其中,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中国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新闻语体中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当代汉语与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接触(主要是书面接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与广阶段。在当代汉语中的表现就是大量使用字母词^①,字母词是由字母语素参与构成的词,或字母语素单独,或字母语素与汉字语素、数字语素、符号等一起构成字母词(如“CT”“卡拉OK”“F1”“.cn”等),引起了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科技术语研究》等刊物特设专栏讨论字母词问题。政府主管部门连续几次召开有关问题学术讨论会。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字母词中外文缩略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现代术语多用缩略语表达。“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1]“形译是将源术语的书写形式照搬进本族语。……近些年,形译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现象多了起来,例如：ASCⅡ、CAD、CD、CPU……”^[2]因此术语在字母词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70%以上。用字母词表达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术语字母词”。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字母词的使用。术语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如何呢？为此笔者做了一项有关考察。一、考察对象本研究把考察对象分为三个地点：北京、上海和广州;两种性质：日报和晚报。本研究最终的考察对象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6种报纸。本研究所考察的语料均来自于6种报纸的网络版。二、考察方法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是6种报纸2003年的语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总体2003年的报纸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周。周一为10月27日,周二为1月7日,周三为7月2日,周四为12月4日,周五为8月15日,周六为6月14日,周日为9月28日。6种报纸样本所构成的语料库共约600万字(6006315字)。考察结果用统计软件SPSS11.5处理。三、术语字母词的切分首先,要区分字母词与非字母词。字母词是汉语词语,它与外文原词(如“flash”)不同,外文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是外文词语在汉语中的混用,不属于词汇的借用;而一般却把外文缩略语在汉语中的使用(如“CT”)看做词汇的借用,即外文缩略语是外来借形词。其主要原因和字母词的概念原型有关。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字母词就是由字母参与构成的词语,如“阿Q”等,既然是字母词首先要读字母名称音,如“X射线”等,而不读语言系统音。再次形体要大写,如“F学校”等。而外文缩略语多数读字母名称音;而且一般大写。因此,外文缩略语与字母词的概念原型相吻合。而外文原词则不同,它们读外语语音系统音,而且一般情况下小写。汉语拼音缩略语是受外文缩略语构词方式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如“HSK(汉语水平考试)”,是字母词;但汉语拼音原词不是字母词,如“Beijing”等,正如外文原词不是字母词一样;小于词的单位如汉语的字母如“ㄚ、ㄧ”,英文的语素如“im-”等,也不属于字母词的范围。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只切分术语字母词。本研究对术语字母词切分的基本原则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具体处理情况如下：第一,双字母及多字母一般情况能单独使用并有一定意义的作为一个词处理,如CDMA等;如果与汉字相连,而汉字一般又不单独使用,看做一个字母词,如CDMA网。第二,单字母意义不确定,一般和汉字或数字连用共同构成字母词,如“3G(第三代)”等;第三,计量单位如“m”“g”作为独立的单位处理,带“/”字符的复合单位切分为两个字母词,如“mg/L”。第四,产品型号和品牌分开使用时看做不同的字母词,如“MAZD新款A6……”,其中的“MAZD”和“A6”是两个字母词,一个是产品品牌,一个是产品型号;连用时看做一个短语,如“MAZDA6是新款……”,不再切分。第五,含有缩略成分的单位一般作为一个字母词处理。“汽车牌号”中的地名标志一般缩略为一个字,如“京F29445”,其中“北京”缩写为“京”。四、结果与分析(一)当代汉语中术语字母词的类型“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1]计量单位、代号、产品型号等都是用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因此都是术语,但它们都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1]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们只是一些代码,一般不把它们作为“词”看待。代号如汽车牌号(“京B98933”),其中的字母只是一个区别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其中的数字也只是一个顺序号;产品型号如汽车型号(A6),其中的字母一般是汽车品牌的首字母(“A”是“AUDI”的首字母),其中的数字是产品顺序号。代号和产品型号应该说是语言文字符号的符号,是语言文字的替代品,具有抽象的代码性质;计量单位一般是词内首字母缩写(如cm是centimeter的缩写),属于量词的范畴,在汉语中早期都有汉译形式,一般也都使用汉译形式,字母形式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学科领域中作为汉译形式的替代品而使用,一般称之为“单位符号”,而且一般读汉译形式音,不读字母音,因此计量单位也具有较强的替代品的性质;只有一般术语,如“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样本语料库中共出现一般术语、代号、产品型号和计量单位四种类型。一般术语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计量单位、代号和产品型号是非典型的术语字母词。(二)当代汉语中使用术语字母词的数量考察结果为,样本中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①,占字母词总数的72.90%。^②平均1358个字中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术语字母词所占比例为0.07%。如果平均词长以2字来计算的话,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折合为3003157.5个词,平均约679个词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约占0.15%。平均每种报纸每天出现90.27词次术语字母词。其中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最多,共3543词次,占80.10%;其次是产品型号、计量单位和代号,共880词次,占19.9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374词次,占8.46%;再次是计量单位,共300词次,占6.78%;代号最少,共206词次,占4.66%。以上数据为字母词在样本中出现的实际次数。由于文章内容不同、作者用词习惯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出现字母词多少不同,因此每篇文章同一字母词以一次计算较为科学。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词次实际上是基于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的。^③这样得到的数据是,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2111词次,术语字母词1081个,具体情况如表1：从表1可知,其中典型术语最多,共1463词次,占69.30%;非典型术语共648词次,占30.7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296词次,代号212词次,计量单位140词次。术语字母词中典型术语比例最高,是因为术语直接“移植”了大量的外文缩略语。(三)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和文章领域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大学一级学科的11个门类划分术语类别,即“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除“农学”“哲学”“历史学”术语字母词在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中没有出现外,其他学科术语皆有使用。非典型术语字母词因有其特殊性,本研究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6种报纸样本中典型术语字母词共1463词次。其学科分布考察结果见表2：其中“工学”术语最多,共539词次,占36.84%;其次是经济学术语,共396词次,占27.07%;“管理学”“理学”“法学”术语最少。^④不同学科术语在不同文章领域的分布情况是不同的,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文章,分别为459词次和375词次,分别占31.37%和25.63%。“经济”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原因是“金融”和“汽车”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是因为“信息”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少的是军事领域文章,共7词次,占0.49%;另外教育96词次,社会生活90词次,体育129词次,文化58词次,医药109词次,娱乐73词次,政法67词次。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汉语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而术语的准确翻译要建立在对术语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上,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满足即时引进和交流的需要,因此大量的术语不再翻译而直接移植过来。^[4]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解释的话,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军事领域术语字母词使用较少主要和军事领域文章较少有关,同时也和语篇的性质有关,军事领域文章一般内容较为严肃,风格较为严谨,较少使用术语字母词。^[5]不同的文章领域,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有统计学上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呢？方差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文章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是有差异的(F=102.507,概值<0.001),因此可以说术语字母词与文章领域相关。同时,从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来看,“工学”术语有327词次用在了“科技”领域,因为“工学”术语中大部分为“信息”“通信”“计算机”类术语,而“科技”类文章中又大部分是“信息科技”文章,所以说,“工学”术语集中运用在“信息科技”领域中,占60.67%;“医学”术语有96词次用在“医药保健”文章领域中,占51.89%;“经济学”术语有341词次用在“经济”领域的文章中占86.11%;“教育学”术语有102词次用在了“体育”领域,占62.96%,这是因为“教育学”术语包含了“体育学”术语;“文学”术语有33词次用在了“娱乐”领域文章中,占40.74%,这是因为“文学”术语包括了“艺术学”术语;“管理学”术语多在“经济”领域中使用,共23词次,占45.10%,因为“管理学”术语包括了“经济管理学”术语。从以上分析可知,术语字母词的分布比较集中,大多数术语字母词都在各自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中使用;分布面相对较广的术语字母词是“工学”和“医学”术语,“工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信息科技领域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医学”术语表现为与人们生活较密切的疾病名与医疗仪器名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但总起来看,跨出学科领域流播到非相关学科特别是一般生活领域的术语字母词是有限的。(四)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字母词虽然是汉语词语,但毕竟是借形词,有学者多次提出字母词在文章首次出现时要加必要的注释,那么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中使用时注释的情况如何呢？因代号、产品型号、计量单位都是在专业范围内使用的有特殊用途的术语字母词,一般无需解释,一般阅读者也不必知道它们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本研究根据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把术语字母词加注的情况分为：“在括注中”,如“醛糖还原酶抑制剂(ARI)”;“后汉注”,如“IEMN(微体电子)”;“有句子解释”,如“GMP是指药品生产质量全面管理控制的国际通行标准”;“并用汉字词前”,如“多功能运动车SUV”;“并用字母词前”,如“CAN多路传送协议”;“对举”,如“SARS……;非典……”。对表1中1463词次典型术语字母词考察结果见表3：其中228词次有注释,占术语字母词的15.58%。“在括注中”即在括号中出现的术语字母词,共82词次,占术语字母词的5.60%,占注释类型的35.96%。“在括注中”是对汉语翻译的外文注释,应该说它们不是在汉语行文中直接使用的术语字母词,如果把此种情况也看作有注释的话,有注释的术语字母词也只有15%强;而且像“对举”这样的注释是非常微弱的,如果对术语字母词一无所知,“对举”对帮助理解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后汉注”才是典型的对术语的注释,但只占注释类型的17.98%,占术语字母词的2.80%。因此,应该说术语字母词注释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五、结论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6006315字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占字母词总数6068词次的72.90%;(二)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与文章领域相关,科技领域与经济领域文章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三)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 本论文是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十五”课题——“汉语外来词语规范原则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YB105-15,得到国家语委经费支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宇明教授的指导,在此谨表--------------------------第19页① 本研究所称“字母词”也包括“语”,为简洁起见称为字母词。--------------------------第21页① 本考察所用“词次”是指字母词的个数及其频度总和。② 所有字母词共6068词次,字母词1603个。除术语外,另有专名307词次、普通词语1338词次。③ 这种统计方法使用的词次实际上是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尹斌庸、方世增^[3]：“什么是‘分布率’呢？如果把语料分成若干组,一个词在多少组里出现(不管出现次数),就说它的分布指数是多少。”④ 需要说明的是：“工学”包括“信息”“计算机”“网络”“电子”“通信”“交通”“化妆品”等术语;“经济学”包括“金融”“股市”“商业”“房地产”“汽车”“保险”“宏观经济”“旅游”等术语;“管理学”包括“工商管理”“出版”“人事”等术语;“理学”包括“化学”“物理”等术语;“法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等术语。另外,“医学”包括“药学”“卫生”等术语;“教育学”包括“教育”“体育”等术语;“文学”包括“音乐”“美术”“动画”“电影”“语言学”“服装设计”“舞蹈”“电子游戏”“集邮”等术语。     

术语本体编纂学:本体建造和术语描述的社会认知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术语学理论和实践可谓经历了3次大的转变:(1)术语学实践工作转向计算机化的术语管理活动;(2)术语学理论向语言学靠近;(3)术语学实践和理论又在实现着“本体”转化。在参与欧盟“欧洲增值税立法术语库”的建造过程中,比利时女学者泰默尔曼和她的团队摸索出“术语本体编纂学”的工作方法。这种术语管理方法为解决多语言多文化的术语管理带来了便利。文章对这一方法做一简单介绍,以飨读者。     

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

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众所周知,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奥地利术语学派重视概念研究,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术语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观点相同。但俄派把概念和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研究概念的同时,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术语,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一、 系统性 (системность) 是术语最重要的属性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把“术语”界定为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词或词组。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上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如术语масса(质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中表示不同概念,具有不同内涵,是两个同音异义术语,而不是多义术语。许多研究术语问题的教材、专著把系统性看作“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1]。甚至有人指出：“单独存在的术语是虚构的,它只能存在于术语系统之中,即和与之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术语共存”^[2],而“术语系统”(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是准确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术语的总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术语所要表示的是某一知识、活动领域中服务于某一确定理论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地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脱离开术语系统去审定、统一和创造术语就会无的放矢。正因如此,俄罗斯的许多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工作的首要原则之一是：“不应单独地脱离开术语所属的术语系统来评价、统一术语……系统性是术语不可分割的属性。所有术语毫无例外地具有系统性特点^[3]。” 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解决术语词汇中诸如多义、同音异义现象等语义问题。通常情况下,同一语言形式在同一学科、同一术语系统中表示不同概念时,为多义术语,如范畴多义术语：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分类 — 分类结果);同一语言形式表示不同学科的概念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同音异义术语：речь (言语<语言学> ;舌,舌头<解剖学>);但同一语言形式表示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理论中的概念时,则为学科领域内部、跨系统的同音异义术语,如上面提到的物理学术语“质量”。二、 完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前提术语系统之系统性(системность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是说把术语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系统性特征。1.俄罗斯术语学派的观点俄术语学派对“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把术语之间存在的形态、构词和词汇－语义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当作术语系统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忽略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系统^[4]。第二种观点由俄罗斯术语理论创始人之一Д.С.洛特提出。他认为,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作为构筑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结果应当在发展中研究概念并且具有预见性;②从分类示意图出发划分出的术语应当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③只有在前两个步骤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词和词的组成部分构成术语。被选中的词,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直观地反映所表示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该概念的自身特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同一序列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类型的结构^[5]。” 从上述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概念的分类结果是创建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动态地研究概念并具有预见性,能否根据分类结果划分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必备前提。概念分类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合适的语言手段来表示概念。而且,术语应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且尽可能直观地通过术语的形式反映概念之间的联系。很显然,在洛特看来,要实现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必须有合理、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语言形式系统,建立完善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先决条件。可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强调概念、概念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术语、术语系统的决定作用。2.奥地利术语学派的观点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西欧术语传统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受制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6]。根据维斯特的理论,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是纵向的属种关系。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构成延伸链。如：发动机—燃气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此外,逻辑关系还包括逻辑交叉关系(教授—作家)、横向的逻辑协调关系(燃气发动机—电力发动机—风力发动机)和对角逻辑关系(动物名词—抽象集合名词)。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在很多方面与属种关系类似,也可以构成纵向的属种和种属关系、整体与部分的交叉关系、“横向的”的协调关系和“对角”关系。本体论关系还包括时、空上的相邻关系及“因—果”、“材料—产品”、“工具—功能”等类型关系。显然,本体论关系类型系统具有开放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上下层级关系和非上下层级关系。层级关系中包含纵向属种、种属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些关系使概念具有层级性。其他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本体论关系)都不是层级关系,无法使概念具有层级性。西欧术语理论认为概念可以不依赖其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如H.费尔伯不止一次指出：“概念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如果语言学中词的内容与其形式被看作一个单位,那么术语学中概念与其表现形式(术语、符号、缩写形式)可以彼此相互分开”^[7]。T.Л.坎黛拉基和Г.Г.萨姆布罗娃发表于1969年的《已整理的术语系统之意义系统的模式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出过类似思想：“……整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阐明日后用于构建术语系统的概念系统;2) 制定术语系统。这一过程中,整理之后的术语系统的质量完完全全地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质量,即概念系统的质量^[8]。” 显然,这里所考虑的只是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在她们看来,只要概念系统制定得正确合理,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以及术语系统就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实际上,这里把术语系统看成了对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等同,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不存在等同关系,比如概念系统中包括单独概念,而单独概念是用另一种专业词汇单位-名称表示的^[9]。另外,一个概念可以有若干个术语与之对应(同义术语),同一个语言符号(术语)因用于广义、狭义而对应不同概念(多义术语)或者表示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同音异义术语),因此,一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的总和不等于服务于该理论的术语的总和,二者之间不是复现关系。建立完善合理的术语系统只是术语系统获得科学性、系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惟一条件。三、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如隆多所说,术语是由能指(即名称^①——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语言符号^[10],那么术语系统就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语言(符号)单位而存在。传统上通常用“系统”表示概念(内容)层面各单位、语言(表达)层面各单位以及这两个层面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的所谓“概念系统”并不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人称之为“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或“术语系统的逻辑－概念结构”,而不是“系统”。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术语系统各单位(其中包括术语系统特有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语言对应关系的总和称为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这样,“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就是术语系统所表示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术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性质,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分析、描写概念结构,还必须考虑到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挑选最优化的语言单位来表示、称谓概念。因此,洛特学派在统一、规范术语时,把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放在一起来研究术语系统之系统性^[5]。可以说,术语系统的系统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两点：1)术语系统所表示的逻辑－概念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2)与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这两个条件对实现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系统性而言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理据性是联系术语的意义及其形式的纽带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术语的理据性占第一位且具有双重作用。这是因为“理据性是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环节”^[1]。一方面,理据性通过语言手段揭示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字面意义)之间联系的合理化程度,而这对评价术语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只有以整个术语系统为背景才能得以正确评判。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系统的理据性对分析、统一术语非常重要,而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理据程度与术语系统性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特在创立俄术语理论之初并没有使用“理据”、“理据性”这样的术语,但他非常重视术语的理据性问题。比如,洛特认为：“术语元素^②应直接反映的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来自于以分类示意图为基础给概念所下的定义。构筑术语的艺术在于要尽可能直观地、同时又相当简明(紧凑)地反映这些充要特征”^[5]。洛特的这段话中包含着3层意思：1)为概念下定义的基础是概念的分类结果;2) 在概念的定义中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3)术语要直观、简明地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可见,洛特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有人认为较之奥地利学派,俄派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追求术语系统的完美性。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只有极少数理想化的完美术语才能在其语言形式中表达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许多术语的语言形式中只包含概念的某一区分特征,有些术语的表达层面对认识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帮助,而有些甚至有误导倾向。洛特根据术语的真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否相符,区分出三种类型术语：“正确定位术语”,即具有正确理据的术语;“中性术语”,即没有理据或理据无法判断的术语;“错误定位术语”,即具有错误理据、其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相矛盾的术语。2.术语的理据程度取决于术语的构成方式任何一个发达的俄语术语系统中,无理据术语只占少数,而且多为外来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术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据性。根据有理据术语的构成方式,可以划分出：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поле(电场、磁场、力场<物理学>,采区<矿物>,字段<计算机>,域<数学>—场地、田野);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золочение(镀金<冶金>);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如：релаксация напряжений (应力松弛<物理学>);4)综合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构成的术语：роза ветра(风向图<气向学>),позвоночный столб(脊柱<解剖学>)等。(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术语的语义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隐喻型,如：колено(膝、膝盖—弯管、曲柄<技术>)(外形相似);2)借代型,如：добыча(开采—开采量)(过程—过程结果),лицо(脸—人、人员)(人体部位—担任某一职务、职位的人);3)缩小语义型,如：стрижка(剪,剪短—剪毛<技术>)。通过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在意义上与其生产词(源词)保持着一定联系。发生隐喻引申时,术语与其源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或几个特征相似,其余的区分特征各不相同,而相似特征正是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发生借代引申时,情况与隐喻引申相同,只不过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是一个或几个相近、相邻的特征。通过缩小语义构成术语时,专业概念和通用概念的所有主要区分特征均相同,但专业概念还具有某些通用概念不具备的其他主要特征。从理据程度来看,通过缩小语义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源词相比,术语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具备日常词所表示的概念的所有特征之外,术语表示的概念又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中获得其他专门特征。而以隐喻和借代方式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较弱,因为术语与源词在意义上的联系弱。(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Т.Л.坎黛拉基曾以形态方式构成的技术过程称谓为材料,描写、分析了术语和术语意义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关系,提出术语的必备属理据性和补充理据性,前者与最邻近属概念相符,后者与种差相符。谈到最邻近属概念的作用时,她认为,表示最邻近属概念的词和未来要构成的术语必须在词类和某些词汇—语法类别上一致。而通过种差分析理据性时,坎氏划分出直接理据性和间接理据性。前者指：术语的词干与该术语定义中表示种差的词具有直接联系,如：术语жирование(涂油、滑润)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жир(脂肪、油脂),术语известкование(加石灰、涂石灰)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известь(石灰)等等。间接理据性则是指：术语的词干不直接、而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同根词与种差特征联系^[11]。坎黛拉基的分析表明,术语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具有任意性的。术语与其意义的有规律的联系体现在术语的理据性中,即术语的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的对应关系中。(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一些研究术语语义问题的论著,通过比较术语的内部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对应关系来考察术语的理据程度。如果提供理据的术语元素,其语义投入越充分、准确,术语所获得的理据性也就越强。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术语元素的语义全部进入术语的语义,术语就会获得最大理据性。因为最大理据性的实现取决于诸如术语的句法结构、术语的语词长度、术语的范畴语义等等因素。术语的内在形式和术语意义要相符、术语理据要高度准确,这不仅是对术语提出的理想化要求,有时也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相当硬性的规定。比如,当词组—术语中的术语元素自身是术语,且与词组—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系统时,术语元素的语义应当完全进入词组—术语的语义中,如：излучение(辐射),поток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плотность потока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的密度)。把术语元素的语义直接加入到整个术语的语义中是记录术语与其构成成分(同样为术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术语的组成部分自身也是术语,词组－术语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从术语元素中获取理据,最终以进入其组成的所有单个术语为理据。综上所述,理据性是确保术语系统获得语言系统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术语元素自身不是术语,那么使术语获得理据性是术语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术语元素自身就是术语,那么词组—术语必须具有理据性,这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硬性规定。研究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还应关注术语的同义和多义现象。虽然术语的同义或多义现象对建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没有影响,但对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而言却至关重要。甚至在概念结构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术语系统也可能由于同一概念具有多种变体表达形式、术语自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而大相径庭。四、小结统一、规范术语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作为术语系统基础的概念结构复杂多样,术语系统的类型各不相同、其系统性程度也有差异。如何协调各方面因素,充分揭示术语系统的系统性本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这里的“名称”(隆多的术语)是指语言词汇单位的语音外壳,与继术语之后划分出来的又一专业词汇单位——“名称”是同音异义术语。②术语元素是受制于术语所表达的概念特征的术语表义部分。Канделаки Т Л.Об одном типе слдоваря ме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минолементов.НДВⅢ.Φилол.науки.1967(2):38。     

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自然科学名词及术语学座谈会（1984年9月20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¹。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²⁾;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³⁾,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⁴⁾。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⁵⁾“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⁶⁾,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⁷⁾),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⁸⁾。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对语言学经典著作中术语的翻译应尊重历史

《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贵刊2007年第2期上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组重要术语的中文译名作了探讨,最后对于associatif(paradigmatique)这(两)个术语的翻译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意见,即认为“把associatif(par-adigmatique)译为‘聚合关系’,只强调了一种很多词堆在一起的特征;而把它译成‘选择关系’,就强调出在众多纵向的词当中,有挑选出某个词来组句的意思”。很显然,针对不同中译本对该术语翻译的不统一,作者想要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而且事实上,这两个词在后来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就其功能而言,将两个词根据…     

维也纳术语学派的基本原则及其理论

1.简要历史维也纳术语学派的普通理论是由E·Wüster创立的,他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把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而奠定了术语学的基础。这项研究在1931年以“工程技术中语言的国际标准化”^〔1〕为题发表了。当此书提交苏联科学院评议之后,1935年苏联标准化协会把它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术语学家Drezen参考Wüster的书提出一份报告,苏联基于这个报告在1934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标准化联合会(ISA)的会议上,建议在ISA中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这个报告被19个国家标准协会所接受^〔2〕。Drezen努力传播了Wüster积累起来的知识^〔3－6〕。1936年成立了“ISA术语学37”技术委员会,以后不久在布达佩斯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关于ISA词汇表的准备方针、不受语言支配的概念命名原则和国际技术术语规则方面的工作。1951年成立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TC37术语学(原则与协调)技术委员会(ISO为承接ISA的组织),继续从事ISA37的工作任务。此后奥地利标准学会担任了ISO/TC37的秘书处。1967至1973年间,出版了ISO/TC37的工作成果,即6个ISO推荐和1个ISO标准。1972－1974年间,Wüster写了他的“术语学和术语编纂学的普通理论导论”手稿,该手稿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语言学院讲稿的主要部分。Wüster 1977年逝世以后,这份手稿编成了书并于1979年出版了^〔7〕。该书已译成法文,正在被译成英文,并计划译成其他文种。2.维也纳学派的术语学普通理论(VGTT)基于“国际语言标准化”,Wüster发展了维也纳学派的术语学普通理论”,他定义该理论为界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信息科学和有关学科的交叉学科^〔8〕。这个学科研究的课题是：概念的本质;概念的产生;概念的特性;概念间的关系;概念的联系;概念系统的结构;概念的描述(定义);对概念名称(符号、术语)的说明;客体一概念一名称间的关系;术语本质;术语结构：术语的形成;概念和术语的统一;国际术语学的关键;术语编纂学的方法;等等。而术语学普通理论系统地阐述不依赖于有关学科和语言的规则,即这些规则可普遍运用于术语学的专门理论,或者运用于某个专业领域,如医学、化学等,或者运用于特殊语言。3.维也纳学派术语学普通理论的基础3.1 维也纳术语学普通理论(VGTT)与语言学在方法上的差别3.1.1 与语言学陈述方法的不同与语言学陈述方法相比,VGTT方法可用三个特点来描述：(1)原则上讲,术语学工作是从概念出发,即从定义起始,而不是从词语起始。每个概念与相邻概念的界限是划得很清楚的。概念王国是不依赖于词语王国而独立存在的。在语言领域中,单词形式和单词含意通常是看成一个单元。(2)词汇的限制——术语学家集中研究概念的术语,即词汇。屈折变化和句法均取自普通语言。(3)共时方法——术语学方法是共时方法。个体术语则是它们有关概念系统的现时陈述。3.1.2 与语言发展相比在方法上的不同关于语言发展,术语学方法有三个特点：(1)语言的严谨构成——概念和术语是深思熟虑产生的。(1.1)语言的描述和规定：在普通语言中,仅考虑语言的实际用法,即根据现在情况来看语言是描述事情的。在术语学中,语言的自由发展会引起不能容忍的混乱。由于这个理由,在本世纪初术语学家开始统一概念和术语,在某些学科领域则更早。这些努力导致产生了标准化术语和命名法。术语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也是规定性的。现在已有一万左右个标准词汇表(记录于Infoterm丛书2“国际标准词汇表文献”中)。它们是由各国的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组织大量科学、技术和专业机构以及大的商业部门来完成的。(1.2)发展国家中的术语学：在很多国家中,不用本国语言书写科技通讯文件。这些国家日益希望发展他们本国语言的术语。从而企图使他们的文化生活不依赖于有关的外国语言。(1.3)术语组成的评价：术语标准化包括以选择达统一和创造两个方面。它要求对术语组成作评价,而这在语言学中则未予论述。(2)国际语言学方法：个体名词术语标准化,要求统一和语言独立准则,即以理论为根据的准则。由此,ISO对术语词典编纂方法发展了全面的术语学原则和方法。这样就开始了与语言学富有成效的合作。(3)书写形式突出：对于术语学来说,书写形式比语音形式突出。它是国际统一的名词术语书写形式。3.1.3 其他差别3.1.3.1 编排上面描述的特点,对于词汇编排会有一定意义。术语学工作起始于概念。每个名词术语的含义必须是明确的。因此,词条是以概念分类的层次排列的。这样的词条分类层次,使得多语词汇不依赖于主导语言。3.1.3.2 VGTT与语言学的基本不同可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到,即VGTT包括逻辑学、本体论和信息科学的成份。此外,还必须与各专门学科,如物理、化学、医学等,密切进行经验交流。3.2 Wüster的术语模型图1 Gomperz的语词模型(1908)基于上面的三角模型和de Saussure理论,Wüster设计了一个由四方面组成的术语模型(见图2)。在这四方面中,仅有两个基本关系,即：单个客体—概念和符号—含义。图2中的上半部代表与语言系统相应的概念范畴。图中下半部描述的是可觉察到的实际存在事物。对应每个概念有很多个个体代表物(现实体)。个体概念(A₁,A₂)对应单个客体(a₁,a₂),个体概念在一定条件下概括为一个总体概念(A)。概念B,作为一个符号,永远指定承担概念A的任务,即概念B是语音和书写形式的单个概念(B₁,B₂)的总体概念。在通过个体(b₁,b₂)的语音或书写形式说或写时,这个符号是具体化的。每个形式彼此间可稍有差别,例如书写“椅子”这个词,不同作者可能稍有不同。根据Trubetzkoy,一方面音位和音位变体之间有差别,另一方面字位和字位变体之间也有差别^〔9〕。图2 Wüster的术语模型〔9〕3.3 单个客体事实上,概念是不存在的。人们生活在客观世界中,它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思维而存在的。每个客观物体都是一个非再发生个体。单个客体可以是有形的,诸如一幢房子、一架飞机等;但它们也可是无形的,如雷暴雨。单个客体或用专有名称表示,例如“泰晤士河”;或直接根据其特有的概念而定其术语。3.4 概念及其特性3.4.1 概念概念(这里包括个体概念),是思维的任一单元,一般以术语、文字符号或任何其他符号来表示。它代表人们在许多客观事物中观察到的同一共同特性,并且是借以进行脑力指挥的方法。3.4.2 特性特性是构成概念的某种性质。有两类特性：(1)内在特性;(2)外在特性。推荐用内在特性来为概念订名,因为对每个人来讲内在特性比外在特性更明显。有时这些特性在概念的垂直系列上是相互依赖的。概念的内涵是构成概念的所有特性的总合。概念的外延是一个概念的一切可想像出来的系列的总合。或者是所有单个客体的总合、亦或是整体中各部分的总合。3.4.3 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与相邻概念有关系。Wüster研究了这些关系,并把它们分了类^{〔10－11〕}。他给出了如下分类：1.逻辑关系2.本体论关系3.材料——产品关系4.接续关系5.其他关系5.1 因果关系5.2 工具关系5.3 血统关系5.3.1 家系血统关系5.3.2 个体发育的血统关系5.3.3 物质阶段间的血统关系3.4.3.1 逻辑关系逻辑关系是相似关系。(1)纵向(垂直)关系(属>种)上级：属下级：种例如：运载工具>航空器(1.1)三个或更多概念间的纵向关系可用概念的逻辑纵向系列代表例如：运载工具陆地运载工具机动运载工具机动车…………(2)交迭(×)例如：教育×指导(3)横向(水平)关系(Ⅱ)例如：海轮Ⅱ飞机(3.1)三个或更多概念的横向关系可用概念的逻辑横向系列来代表例如：陆地运载工具 海轮 飞机 空间运载工具………(4)斜向关系例如：灵/猫猫\灵(5)一定领域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可用作为概念系统的总体来代表。特性的类型和为了概念分类选用的特性,决定概念系统的结构。例如：3.4.3.2 逻辑联系连接两个概念可按下面的一种方法产生第三个概念：(1)决定第二个概念可作为一个附加的特性结合到第一个概念的内涵里去。这样,这个内涵则被限定。例如：运载工具+陆地=陆地运载工具(2)概念联合成员概念的内涵结合。最后的概念：这些成员概念的下一个共同种。例如：化学教师化学家∧教师(3)概念分离成员概念的外延结合。最后概念：成员概念的下一个共同属。例如：成年人男人∨女人3.4.3.3 本体论关系本体论关系是相邻关系,即接触关系(在空间上)或连续关系(在时间上)。其中最重要类型是局部关系,即整体和部分关系,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1)纵向部分关系 (整体部分)上级：整体下级：部分例如：欧洲奥地利(1.1)体现整体、部分、次部分的三个或更多个个体间的纵向局部关系,可用这些个体的纵向局部系列来表述。例如：欧洲奥地利蒂罗尔因斯布鲁克………………(2)部分重叠()例如：生物学生物物理学(3)横向部分关系()例如：奥地利瑞士(3.1)作为共同整体中部分的三个或更多个个体间的横向部分关系,可用个体的横向部分系列来表述。例如：法国 瑞士 意大利 奥地利…………(4)斜向部分关系(<,>)例如：蒂罗尔<意大利瑞士>萨尔茨堡(5)给定的整体中的个体与其部分及次部分间的部分关系,可用下列的概念的部分系统来表达。例如：3.4.3.4 本体论联系连接两个个体可产生一个新的整体。两个个体结合。本体论联系不是联合两个成员概念,而是联合两个个体,该个体是属于这些概念的。例如：人类配偶男人Y女人3.4.3.5 连续关系例如：前辈→后继者3.4.3.6 材料——产品关系例如：木材→碗橱3.4.3.7 一些其他关系(1)因果关系例如：原因→效应(2)工具关系例如：工具→用工具加工(3)血统关系(3.1)家系血统关系例如：父亲→儿子(3.2)个体发育血统关系例如：卵→幼虫(3.3)物质各阶段例如：铀^I(²³⁸U)→铀^Ⅱ(²³⁴Th)→……镭……→氡(²²²Rn)→……→铅(²⁰⁶Pb)3.5 定义定义是概念的语词描述。它确定该概念在所有相关概念系统中的位置。有三种类型的定义：(1)由内涵定义这种定义给出一个概念的所有特性的总合。它从最近邻属出发,给出此一概念区别于同一水平(横向)系列中其他概念的有限特性。例如：飞行器BS：设计成超出地面影响范围BS的在空气中飞驰的运载工具(B S=英国的标准)。(2)由外延定义列举一个属中处于同一抽象水平的或整体内各部分的所有种。例如：比空气重的飞行器BS是指滑翔机BS、轻型飞机BS、飞机BS、旋翼飞机BS和扑翼飞机BS。(3)由上下文定义在一个句子中,概念已被确定了的术语已被表达出来了。定义还可根据目的分类。有的定义正在起着描述概念的作用,有的则已过时失效。3.6 术语术语是概念的名称。它可以是一个简单词,也可以是一个复合词或者是一个短语。一个术语由一个或几个词素组成。有三种类型词素：(1)词根(2)词缀(3)词尾3.6.1 缩写和词首字母缩略词术语的缩写形式在信息交流中愈来愈重要。因此在VGTT中仔细地研究了缩写和词首字母缩写的规律。3.6.2 成分(词素)联系与命名的概念数目相比,词根的数目是很少的。词根数量为几千个,而概念数量则达几百万。由于这个缘故,大多数术语是由单词成分组合而成的,或者是转变而成的。单词成分联合结果可能是词组也可能是复合词。词尾变化成分不能看成是单词,也不能用作术语。单词成分的每一种联合都表示出四种概念联系的一种情况,即：决定,连接,分离和结合(参看3.4.3.2和3.4.3.4)。3.7 术语对应概念的永久指派类型术语学要求一个概念指定一个术语,反之亦然。因此,无论是多义术语(一个术语有多个涵义),还是同义术语(不同术语有一个涵义),都是不希望有的。这个规则不能严格实行,因为概念数目远远超过词根数目(约1,000倍)。Wüster对多义词和同义词的不同类型做了大量研究^〔7〕。3.8 概念与术语的统一在建议概念与术语统一之前,需要全面考察一下。人们必须调查一下哪种语言和在哪个学科与国家,使用着某一术语和(或)某个定义。有官方推荐这些术语和定义吗？术语学方面的合作努力,应限定在建立最新技术上,但是亦应力图纠正那种冲突的语言用法。统一是从对一定概念领域内的概念进行比较开始的,就像不同国家语言所描述的那样,这就是对概念作定义。通过不断的国际努力,使冲突的各国概念系统统一起来。3.8.1 国际术语学的关键在科学技术的某些学科中,如生物学、化学等,由拉丁语和希腊语派生出来的单词成分是相当多的。人们企图在这样的学科领域中解决国际术语问题。为了形成国际术语,需要把许多语言中按某种分类法具有类似涵义的全部词根和词缀,都列出来。3.9 术语词典学术语词典学是在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经验是获自大型术语词汇,如国际电工协会(IEC)的“国际电工词汇”^〔12〕,Wüster的“机械工具”^〔13〕和Schlomann的“图解工程字典”^〔14〕。对概念指定术语,仅当以任何人都能容易获得这个记录的方式记录时,才是长久的。这个记录可由不同的数据载体,如传统的词汇表、缩微胶片、磁带或磁盘来完成。3.9.1 术语数据术语数据是描述概念的数据成分。对于一个概念,这样的数据成分是：推荐术语,同义词,定义,上下文,外文对应词,概念联系,术语和定义的源,以及分类符号。VGTT研究和描述了这些数据成分。3.9.2 词条中术语数据的顺序和词汇表类型识别和描述了词汇表的类型。术语词汇表是由组成术语数据的词条构成的。对词条中术语数据的最佳顺序、词条的安排、以及对一种或多种语言的术语词汇表列出概念一览表和字母索引进行的研究,是VGTT的组成部分。3.9.3 词典学符号为了术语词汇表的专门目的,精心阐述词典工具,以使能够把概念的复杂关系统一地表现出来。3.9.4 语言、国家和官方的符号这些符号表示：(1)该术语或定义属于哪种语言;(2)该术语或定义在哪个国家使用;(3)由哪个官方当局推荐该术语或定义。3.9.5 机器可读形式的术语数据记录术语学理论中包含工作记录单、工作方法和数据格式等。3.9.6 术语数据交流进行术语数据交流,要求术语数据成分和交流形式标准化。这方面研究也属于术语学理论。4.术语学理论包括的其他课题Wüster打算在VGTT中包括进去许多别的课题。遗憾的是在他逝世时他只留下一个目录表和一些注解。这些课题是： 语音学 符号系列变换拼写变体 信息理论传统和现代逻辑 信息理论中使用的符号逻辑用符号 代码和编码术语统计学 数据处理术语成分的使用频率 程序设计固定和自由术语连接 数据载体 5.未来发展过去50年,许多国家实现了术语学的基本研究。今后,则期望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实行密切合作和组织经验交流。由于这个缘故,应当定期举行术语科学的国际专题讨论会。这样,人们获得进展的信息,则可容易地为所有感兴趣的团体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