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科学社团和航海:17—18世纪英国的皇家学会和科学航海

17世纪,英国宗教与科学的联盟关系为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科学因此获得社会高度赞许,科学活动成为中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中产阶级通过参与和主导科学社团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社团,皇家学会贯彻了实用的科学哲学观,并对科学航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8世纪,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竞争促使英国积极参与航海探险,从中获取科学优势,进而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皇家学会为科学航海提供资金和研究人员以及观测研究的专业性指导,而航海家们的积极合作使得学会和航海之间产生了良性互动,并推动着18世纪英国航海获得比同时代其它国家更大的成就。     

科学成为“公众知识”——18世纪英国的科学与文化

18世纪"显著地"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科学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获得了稳固的地位。通过出版物和巡回讲座,科学被传播到空前广泛的范围。通过皇家学会和皇家工艺学会、外省科学学会、非国教学院、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科学学会等组织化渠道,科学与工业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作为文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科学成为英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科学知识成为"公众知识"。这种科学融入近代文化所产生的飞跃与科学革命本身一样重大。     

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兴起与演变——伦敦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亨利·奥登伯格的历史贡献

17世纪左右,以伦敦皇家学会为代表的科学组织的相继成立,使科学活动组织化,为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本文考证了伦敦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亨利.奥登伯格在学术信息交流的演变和学术讨论的开展、学会的建立和理念的传播、学术期刊的创立、优先权的确立和同行评审制度的建立等科学的制度规范方面的历史贡献,探讨了17世纪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兴起与演变。     

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再认识

18世纪的皇家学会被视为不受重视的业余爱好者的科学团体,非科学会员被视为阻碍皇家学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团体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科学会员与非科学会员的划分带有明显的辉格色彩,并不符合18世纪皇家学会对自身活动的基本定位:以报道和交流经验事实为主.科学会员与非科学会员的划分也不符合当时“科学”的标准,以实验为标志的自然哲学和着重搜集事实的博物学是当时“科学”的基本内容.众多非科学会员自视为科学的庇护者,为皇家学会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资金支持.18世纪的皇家学会在学会自身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方面都有显著增长,是英国科学网络的中心.在班克斯就任皇家学会主席之后,皇家学会与英国政府之间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皇家学会利用全球博物学采集网络为帝国扩张和商业利益提供科学服务.     

17世纪英国自然哲学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兼论伦敦皇家学会的诞生

对"自然哲学"事业的共同认知,构成了19世纪之前西方学术群体从事与自然有关的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在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样经历了一场近代转型。17世纪英国学术共同体在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权威的质疑中,逐步确立新的实验哲学的坚实基础,自然哲学家不再局限于不考虑现实状况的纯粹思辨,开始通过实验方法对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现象及背后的规律展开观察和解释。伦敦皇家学会的诞生,正是这种转型过程影响力的有力证明,也是其在数十年发展之后水到渠成的成果。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引言 科学和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英国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甚至指出，在15世纪以前的好几百年里，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曾经遥遥领先于欧洲，但是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不仅促成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也使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相形见绌，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我们这个历史悠久……     

论近代科学技术对武汉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影响

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一个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近代科学技术在武汉的兴起与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前,武汉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和外国科技专家的引进、留学人才的选派、科技期刊的创办以及科学社团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武汉的兴起与传播,从而推动了武汉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武汉发展成为与大上海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提高了武汉民众和军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革命意识。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前近代科学技术对武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促成了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     

论证言的默认接受权利

证言知识论是当代西方知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证言指间接获得的二手消息或信息。我们每个人常常不可避免地通过直接接受他人的证言而获得知识。例如,小孩接受师长的教导。对此,证言的默认接受权利要从知识论的角度说明我们在知识上直接接受他人证言的合理性。本文首先分析了证言知识论中主要的四个默认接受权利理论,并指出它们所面临的困难;进而找出摆脱困境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即默认接受权利与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时空背景相关,它是众多的,分别对应着不同时空中的各个听者,而非统一、普遍有效的。     

关于清朝乾隆时期中英之间的一次科学交流——1792-1794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

1792-1794年,马嘎尔尼率英国大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世界近代以来两大帝国之间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外交活动。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希望借此增进对中国博物学的认识,实现对中国动、植物资源的科学与经济价值使用,以增强大英帝国实力,于是便主动帮助使团制定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规划。抵达中国后,以斯当东为首的博物学团体记载下大量博物情报,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并多次与班克斯通讯,报告在中国的博物学见闻。英国使团的博物学活动体现出该时期中英科学文化交流与"西学东渐"十分不同的特点。     

英国皇家学会早期历史及其传统形成

皇家学会是英国科学界的一朵奇葩,具有悠久而独特的传统。文章梳理1645—1670年间无形学院及皇家学会的早期历史,探讨学会的传统形成。学会并非天生采取弱建制化路线,这种路线是在动荡的社会中逐渐形成。学会长期以来在寻求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妥协。学会目的并非只追求自然知识,而且也希望知识服务于社会;并由此形成了经验论和数学化交融的研究纲领。学会早期除了探索自然外,还包括为产业和贸易服务等功能。文章认为英国皇家学会的独特传统并非是天生如此,而是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不断被形塑的。     

西芒托学院——欧洲近代科学建制的开端

西芒托学院在美第奇家族的支助下,院士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这标志着新的科学从业方式的诞生。院士们把重复已经实现了的实验和探索新知的实验置于学院实践活动的重要位置,并利用制造的新仪器对自然现象进行重新再现,从而促使机械论新自然观的形成。院士们的实践活动不但对认知目标负责同时也对社会目标负责,这又标志着科学研究开始走上了伦理化的轨道。西芒托学院的制度化模式后来成为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科学建制的范本。     

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案例研究——1660-1940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

英国皇家学会是迄今为止历史最为悠久而又从未间断的科学组织,通过对其会员总数、专业分布以及会员成份三百多年发展历程的实证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科学组织如何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革完善自身结构,具有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     

Algebraic Collisions

Algebraic equations in the tradition of Descartes and Frans Van Schooten accompany Christiaan Huygens’s early work on collision, which later would be reorganized and presented as De motu corporum ex percussione. Huygens produced the equations at the same time as his announcement of his rejection of Descartes’s rules of collision. Never intended for publication, the equa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used as preliminary scaffolding on which to build his critiques of Descartes’s physics. Additionally, Huygens used algebraic equations of this form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speeds of bodies after collision in experiments carried out at the Royal Society. Despite their deceptive simplicity, Huygens’s algebraic equations pose significant conceptual problems both mathematically and for their physical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for negative speeds; they may very well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a new principle, the conservation of quantity of motion with direction.     

民国科学社团发展变迁--中国科学社社员的时空分布透析

创立初期,中国科学社不过几十人,到1950年3月社员已达3793人.中国科学社吸收社员颇为谨慎,在社章中对社员的种类、权利及其义务做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吸收社员的纯洁性,避免了"外行"干预和控制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社员在学科、籍贯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与趋向.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代际冲突与认知差异——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信函疏证

新发现的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往来信函六通,聚焦于《科学》停刊、中国科学社改组两个问题.信函内容不仅解决了末期中国科学社的一些谜团,更反映了国家科学政策探索时期科学家之间的复杂面相:《科学》停刊的矛盾背后是民国时期科学家代际冲突在新形势的新表现;任鸿隽、竺可桢对《科学》停刊特别是中国科学社改组...     

从科学慈善机构、科学会所到中上阶级的科学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的早期历史研究(1799-1810)

英国皇家学院在创办初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动,1802年从面向下层民众的科学慈善机构蜕变为上流社会的科学会所,随即又于1810年转变为面向中上阶级的科学学院。1810年的改革之后,民主的会员制取代了世袭的业主制。自此,皇家学院的体制稳定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大讲堂、图书馆和实验室是皇家学院的主要活动场所,接纳女性听众和开放实验室是皇家学院在当时的两项创举。伦福德伯爵、伯纳德爵士、班克斯爵士和戴维爵士在皇家学院的创办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维推动了皇家学院从科学普及向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并重的转变,最终法拉第确立了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作为皇家学院的两大主要任务。     

Computational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 of negative saliences and nonsymmetry in INDSCAL

Carroll and Chang have derived the symmetric CANDECOMP model from the INDSCAL model, to fit symmetric matrices of approximate scalar products in the least squares sense. Typically, the CANDECOMP algorithm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In the present paper it is shown that negative weights may occur with CANDECOMP. This phenomenon can be suppressed by updating the weights by the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s Algorithm. A potential drawback of the resulting procedure is that it may produce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timulus space matrix. To obviate this possibility, a symmetry preserving algorithm is offered, which can be monitored to produce non-negative weights as well. This work wa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关于产业集群动力机制动态模型的探讨

通过对产业集群动力机制动态模型与定量模型的分析，提出了经过修正的高新区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的动态模型。就动态模型的构成要素，即：专业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当地资本市场、体制与机制创新、技术的多样化、整合和再整合。这些新的要素组合将对高新区产业集群的生成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