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故事新编》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创作集。这个集子共收八个短篇,其中《补天》、《奔月》、《铸剑》等三篇是前期作品,其余五篇《理水》、《采薇》、《非攻》、《出关》、《起死》等则是后期的创作。这些小说都是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寓言、历史故事以影射现实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自述:“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又说:“叙事有时也有一     

不周山崩塌之后——《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问题

鲁迅为何选择“历史”作为《故事新编》的内容与探讨对象？《故事新编》怎样通过不同的视角与具体的细节实现了对历史的“拓容”,并颠覆了权威的历史？鲁迅重构历史的目的和他要以小说担当起的使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故事新编》的本质,接近一个以艺术叩击真理之门的鲁迅.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故事”与“新编”的关系出发,分析小说中的两类人物,为《故事新编》如何实现对历史叙事问题的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研究角度,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探求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他对历史的判断.     

鲁迅与韩少功

韩少功是对鲁迅十分尊崇的作家之一。在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中韩少功的“寻根”小说《爸爸爸》继续并扩展了鲁迅《阿Q正传》中对国民劣根性中存在的原始文化心态与思维模式的思考,并且在“启蒙母题”小说《马桥词典》中存在着鲁迅启蒙语言的双声话语特征;另外,韩少功的散文随笔对鲁迅杂文的思想和方法也有所继承。     

《补天》与鲁迅的神话重建

鲁迅将以《补天》为代表的非现实题材小说,称为“历史的小说”,而并非“历史小说”,这是大有深意的。小说以人性为标的,演绎、重建了中国古代神话,并赋予了现代的意味。文学渊源、原初母性、创造性失败等论题,在小说中得到了形象性的阐发。     

《狂人日记》创作方法之我见

对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这篇警世之作的创作方法,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九二三年十月,沈雁冰同志在《读〈呐喊〉》一文里,就指出它的“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接着,有人认为这篇作品是“自然主义的作品”,更多的人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五十年代以后,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有人认为这篇作品是浪漫主义作品,有人认为它是象征主义作品。八十年代,有人甚至认为《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意识流小说”等等,大家对这篇作品的见解颇异,但大多认为它的创作方法是单一的,直到严家炎同志明确提出“并用”说,认为     

由崇高到滑稽——论《故事新编》的英雄悲剧

《故事新编》是鲁迅唯一的一部历史小说集，收录8篇小说，其中5篇涉及到中国古代各式英雄。但他们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结局。5篇小说均在悲壮崇高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但又均以滑稽无聊而告终，这正是英雄的悲剧，它是鲁迅在反思中国历史文化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切身的生命体验。     

谈谈鲁迅小说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对鲁迅小说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历来有争论。十年浩劫以前,一些文学史家撇开对鲁迅小说的总的倾向的分析,用穿凿附会的办法专门从作品中的细节寻找微言大义,比如说《药》中的乌鸦是革命和革命者的象征等等,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粉碎“四人邦”以后,一些同志认为过去在鲁迅评价中也存在着“左倾”错误,在许多问题上把鲁迅拔高了。并以鲁迅小说为例,说鲁迅的小说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创作的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不能说有社会主义因素。以上看法都是不正确的,歪曲了鲁迅的作     

关于《故事新编》研究的若干问题

《故事新编》除《序言》外,共收创作八篇。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写于1922年,在北京;《铸剑》和《奔月》写于1926年,在厦门和广州;《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则写于1934、1935年,在上海。从《补天》创作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 对这些新编的故事,人们一直都相当重视。在解放以后,有一段时间,人们在研究《故事新编》时讨论了下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历史小说还是寓言式的作品?即它主要是反映历史的过去还是反映历史     

苦难与救赎——鲁迅《故乡》解读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为大家所熟悉。有些学者认为,《故乡》之所以被选为教材,是便于教课,因为闰土的形象容易理解。特别是用一种类似于自叙小说的阅读方式,将小说《故乡》的内容和现实中鲁迅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直接联系起来,似乎可以快捷地接近和了解鲁迅。真是这样的吗?在数次拜读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后,对此产生了疑问。成功的作家往往跟他童年的记忆和早期的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这已为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所证实。鲁迅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强烈地流露了他的“怀旧”情绪。创作是一种理想的追忆和愿望的升华,理想是创作的逻辑起点,人们常称之为乌托邦,鲁迅自己称之为“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在年轻时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梦”与现实有效地联系成为作家创作的原初动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创作或“梦”是对现实的不满与超越。这“梦”或乌托邦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作家的“世界”,这作家的“世界”才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本质,尽管它已在现实中失落了,可是却在创作中不断回归与呈现。这是一个作家真正的“故乡”,灵魂的“故乡”。它也许仅仅存在于作家的...     

鲁迅小说穿插技法探微

鲁迅小说篇幅短小,结构严谨,但鲁迅却能在有限的咫尺范围内,拓展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蕴藏着深邃的思想内涵,使读者能在尺幅之间,洞察整个社会,了解百态人生.鲁迅小说的这一成功,除了有赖于作者具有锐利的眼光、深沉的思想外,还与其在小说结构艺术上创造性地运用穿插技法有密切的关系.穿插技法的使用,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对短篇小说的创作,具有巨大的作用.从作品内容而言,它可以赋予作品丰满的血肉,扩大作品容量,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从作品结构而言,它可以使作品避免单一、呆板的毛病,使作品富于变化,曲折有致.在小说创作中,鲁迅是善于运用穿插技法的行家里手,他对穿插技法的运用,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对作品的成功起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从内容上去分析的话,鲁迅运用穿插技法,主要有如下几种作用.     

穿行于解构与建构之间--鲁迅小说《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故事新编》是鲁迅致力于文体创新的历史小说。他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英雄被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尴尬地位,历史被放逐。整个文本体现了反讽和戏拟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故事新编》成为80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的精神资源和艺术借鉴。     

技巧圆熟的一篇——读鲁迅小说《示众》

《示众》写于1925年三月,收在鲁迅小说集《彷徨》中。它是鲁迅前期小说《呐喊》与《彷徨》中以写场面为主的仅见的一篇。作品通过“首善之区”一条马路上一个犯人示众的场景,刻划了一群小市民的无聊与麻木,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创作的:“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古今杂糅，旧事重提——读鲁迅小说《理水》、《补天》

鲁迅的小说《理水》、《补天》收入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故事新编》中。这里要谈的《理水》、《补天》与同书中的其他作品一样是：古今杂糅，旧事重提。     

浅析《非攻》

《非攻》是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小说,本文从“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形象,“油滑”式的人物和结尾反讽手法的运用三个方面对《非攻》进行深入地剖析,以期将《非攻》这篇小说的境界更全面的展现出来。     

在历史与“新历史”之间——论李锐小说《银城故事》历史叙事的困境

当代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2002年第1期,现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小说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论述也流于浅近和抽象。在“新历史小说”这一创作潮流的视野中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以及其叙事的“偶然性”和宿命感等问题,可以探寻作品的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历史观的超越性与局限性。     

现代性视野下的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研究——评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

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一家”之说,悠久的史官文化与多样的民间奇闻逸事,都为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写作资源。即以当代历史小说而言,自1976年姚雪垠《李自成》的前两卷问世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出诸如《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作品,再到以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青年作家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异军突起,中国当代长篇历史题材小说一直都保持着稳健的写作或发展态势,并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     

“戏拟”：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另类人生——试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的人性

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既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同时又表现了作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表达了她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和她对人性的期盼。严歌苓的历史题材小说,向内寻求叙事规律,向外诉诸历史示范。其创作目的是要定位于人性本体的思考,回归对现实世界的体认,营建精神家园。借用“元小说”中“戏拟”概念,可以揭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背后的异常特性和隐藏于细节中的人性。     

从《莺莺传》看元稹的性格悲剧

《莺莺传》是唐人小说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作品之一,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以致后世涌现出许多改编作品。关于作品主人公张生究竟是谁的问题,至今仍众说纷坛,或以为是张籍,或以为是张珙,或以为是张先,也有人认为非专指一人,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但更为普遍的说法是“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元白诗笺证稿》）。笔者同意鲁迅、陈寅恪先生…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高老夫子》与教育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鲁迅小说的文章可以说有成千上万,可不知为什么《高老夫子》却被人们冷落在一旁,专题研究极少,一般介绍居多,而且往往语焉不详,更始终没有恰切地把它和教育问题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其实《高老夫子》倒是彰明昭著的教育题材小说。本文就在这方面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 小说《高老夫子》以辛辣的讽刺笔调,猛烈抨击了挂着新招牌混进文化教育界的投机骗子。不用说,作品的主人公正如小说标题所示是高老夫子其人。既被尊弥为“老夫子”,他的言行一定是可以为人师表无疑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此人在情节中的“贯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