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中央红霉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对于这次远征行动,现在史学界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它在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宣传中共的抗日生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反“围剿”和战略转移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具有伟大的历史地位。但是,在详细考察这段历史之后,我们认为,对于这次军事行动,无论是从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意图看,还是从它的客观效果看,其历史意义都是值得商榷的。这次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成及其整个行动过程,都是     

长征时期红军战略方针和共产国际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前后，在共产国际直接与间接指导影响下，红军战略方针经历了“湘西──四川──川陕甘──陕甘宁”的转变，经历了“求自身生存”、“打通国际路线”到“联蒋抗日”的巨大转变，最终确定革命大本营放在陕甘宁。     

吴仁宝北上“取经”记

1994年11月l3日,对于江阴市华西村干部村民来说,牛个难忘的日子:这天蒙蒙亮,村党政企三套班子成员、各企业的厂长、经理乘车直驶北京,开始第三次北上"取经"。华西人不会忘记,10年前,也是这个时侯,村里的干部北上取经换脑筋,回来后苦干4年,终于在1988年夺取江阴市第一个亿元村的桂冠。两年前的阳春三月,村干部第二次北上,借鉴兄弟单位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同心同德挑重担,决心闯过十亿关"的目标,全村上下一鼓作气,1993年三业产值突破10亿元,成为江苏省首家利税亿元村。"华西又要大变样啦!"这天早上,村民们一上班,就抑     

红军长征在曲靖的战略行动是实现北上的关键环节

中央红军在曲靖地区的几个大的战略行动实现了毛泽东在三渡赤水后所设想的“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意图,并发展了这一战略设想:并将设想逐步演变为现实,是决定红军去向、横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     

“协调发展适度超前”是邮电通信的战略方针

以系统论、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为指导，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邮电通信发展必须协调发展、适度超前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深入论证，并通过翔实的数据作了实证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邮电通信的协调发展、适度超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所得出的协调、超前的结论性比例系数可为通信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     

美军中的“红军”部队

美国军队中有这样一支奇怪的部队,除不讲俄语外,它从装备、训练直到战斗指导思想以及作战技巧诸方面,无一不酷似苏联军队,因此有人索性将其称为“红军”部队。据称,“红军”的许多武器装备堪称苏军武器库中的秘密王牌,其中有苏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它们都是通过不同的秘密渠道得到的,有的是战利品(如中东战争),有的是叛逃者带来的。美国为此在英国、西德、菲律宾以及本土的军事基地     

多党合作制的历史渊源——论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

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它对于团结社会各阶层人民共谋大业,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新时期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现代化建设伟业之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策转变的原因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前期的的政策是“抗日反蒋”,后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依据国情,适时将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实践证明,这一转变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一转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共对1924年孙中山北上态度的演变及其原因

中共对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北上态度的演变及其原因陶水木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对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北上的态度问题，大陆、台湾和西方学者说法不一。大陆学者一般认为中共支持孙中山北上；台湾论著则说中共反对孙中山北上。这都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论“七·七”事变前冯玉祥将军的抗日活动

冯玉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在“九·—八”事变相“七·七”事变期间,他坚决主张抗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本文试就这期间冯玉祥的主要抗日活动进行评述,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临危出山,请缨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很快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在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对内围剿红军,对敌屈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面对日寇的侵略,当时正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的冯玉祥将军,再也坐不住了。他发出通电,谴责蒋     

论新四军东进、北上的重要意义

茅山新四军东进、北上,成功地实践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战略思想,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皖南事变"后突发的困难局面,从地域控制、兵力装备、党政建设、军地骨干、物资支撑等方面作出了从容的应对;把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江苏的抗战实际相结合,在团结、争取中间力量中成功地创造出"苏北经验",丰富并发展了党的统战思想,并为全国各地、各部队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西德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

天津读者郭枫来信问:“红军派”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其背景如何?现请苏靖简复如下: 继几个月前西门子公司经理贝库尔茨被暗杀之后,10月中旬联邦外交部第二政治司司长布劳恩米尔又在波恩郊区惨遭枪杀。西德警方认为,这些暗杀活动均系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所为。西德的恐怖活动由来已久。它起源于六十年代后期的学生骚乱。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与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对人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心理的刻画、对战争荒谬性的揭示,从而使“七月派”的抗日叙事呈现出特有的悲壮、苍凉、沉郁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叙事态度与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的文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孙犁“抗日小说”三题

孙犁 1940年代下半期的“抗战小说”别具一种丰足的阴柔妩媚的幽美。这种幽美多情的作品是否“真实记录”了中国北方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关键在于弄清向孙犁要求何种意义上的“真实” ?从“真实性”的角度追问孙犁“抗日小说”的价值 ,本无可厚非 ,但这种追问如果忘记了孙犁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环境 ,便容易成为无的放矢。     

抗日战场上的“武”拼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于此之后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14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最为顽强和坚决的斗争。我党的抗日队伍使用最简单的武器与装备精良、     

论周恩来抗日外交观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种种思考上:一是"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共谋抗日";二是面对复杂环境,力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外交;三是抗战基本国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争取外援,不是依赖外援";四是中国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反战行为联合起来,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希望中日和平友好外交.     

论周恩来抗日外交观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种种思考上:一是“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共谋抗日“;二是面对复杂环境,力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外交;三是抗战基本国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争取外援,不是依赖外援“;四是中国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反战行为联合起来,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希望中日和平友好外交。     

百色百谷村“红军歌”述论

百谷村是著名的“红军村”,在革命战争年代百谷人用壮语创编、传唱革命歌曲,号召和激励村民参加革命,开展根据地建设,这些歌曲被称为“红军歌”。“红军歌”具有深刻的揭露性、强烈的鼓动性和良好的教育性,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百谷人用忆唱“红军歌”的方式,怀念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激发村民建设美好生活。     

“黎民”和“百姓”的演变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时代,部落间经常进行兼并战争,最后形成了以黄帝族为主、炎帝族和夷族为辅的部落联盟,其中黄、炎、夷三个部落的联盟是由大约100个氏族构成的,因此属于这100个氏族的人统称“百姓”。而在战争中抓到的九黎族俘虏就称作“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