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干预叙事者

《左传》同时采用了客观叙事和干预叙事2种效果不同的叙述者模式，即为了确保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叙述者在故事中极力“隐身”；而为了实现价值引导，叙述者又以“君子曰”、“仲尼曰”的身份频频露面。为了实现二者的统一，《左传》采取了叙事与评论分离的策略，     

翻译研究语境下的“元叙事”探索

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已成为后现代的主要文化特征：“元叙事”要么被视为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浪漫主义幻想，要么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战场。然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对“完整”、“同一”、“共识”、“普遍”的追求从未消失，相反，正是，也只有在一个普世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后巴比塔时代”的人类社会才能实现个体的相互理解、共享精神家园、共同憧憬人类幸福的最终实现，多元的文化才得以表达，异质的诉求才能得到倾听和关注。在这个层面上，翻译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元叙事”。     

冯梦龙《三言》中僧尼题材的"轮回"模式及"情色"

本文分析了冯梦龙《三言》中僧尼题材叙事的“轮回”模式。可以发现“轮回”模式推动了故事的情节，丰富了情节，并且这种模式构成了叙事的权威。这种叙事模式也造成了它和故事情节断裂和分离。     

《最后一片树叶》的叙事分析

从叙事角度解读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文中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综合运用的叙事技巧，叙事意向的正、反发展以及简化的叙事模式，凸现了“底层的温情”、“平凡的高贵”这一叙事主题。     

从"作者"走向"读者"--浅析海明威《杀人者》的叙事艺术

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美国作家海明威构建了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使其作品在世界文学界中独树一帜。文章试从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和叙事声音三方面分析海明威的短篇名作《杀人者》,论述其独特的叙事艺术。     

20世纪末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叙事文学的发展

中国散文经历了五四时期由传统"文章"向文学的散文转变之后,在20世纪末又迎来再一次散文观念的突破。它打破了短小、真实、单纯抒情等固有观念,增强了虚构和叙事成分,呈现出与小说融合的发展态势。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研究方法,分析了抒情散文中的叙事元素、散文与小说在叙事上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指出了叙事文学的发展是20世纪末散文繁荣的动力。     

"十七年"小说婚恋叙事中的"第三者"意象

“十七年”小说婚恋叙事中,“第三者”意象发挥着政治意识形态赋予的功能:帮助完成显在主题的完满叙事,“第三者”意象的象征结构在此发挥了“助手”或“反助手”的潜在运作机制,帮助完成或反衬选择主体的最终抉择。人性化的叙述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也使得小说呈现叙事的完满或裂隙。     

"其文直,其事核"——《史记》叙事特点研究

重点论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的实录性叙事特点。论文从西汉末年至近代人们对《史记》实录性叙事特点的认识过程开始介绍,具体分析了《史记》叙事实录性特点的三个具体表现:“考而后信”;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简笔交代,不枝不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史记》篇章中在真实性上受到人们质疑、人们认为有违于叙事实录性的情节进行了分类,并依类展开解读,指出这些情节都没有违背叙事实录性的原则,叙事的内容和过程都是“文直,事核”的,也体现出叙事的实录性特点。     

“五四”女性叙事文学的审美形态

“五四”女作家在空白之页上创造出的女性叙事文学 ,最显著的审美特征是其摇曳多姿的古典韵致 ,体现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真切而意味无穷的意境 ;其二是浓烈却有所节制的情感 ;其三是凝练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但是“五四”一代女作家的叙事文学作品又显现出一些突出的现代特征 :从取材上看 ,多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素材 ;从立意上看 ,通过身边诸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去升华出对世界的认识 ,涉及各类主题 ;从技法上看 ,结构、文体日益丰富 ,对叙事的节奏、声音的控制也更富于变化。     

论网络文学的"粗口秀"叙事

“粗口秀”是网络叙事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戏嘲崇高、拼接凡俗和渎圣思维形成的脱冕式俗众狂欢,感觉分延、宣泄逻辑、谐谑炫技和短句陈示等演绎的平庸崇拜,是网络学“粗口秀”叙事的鲜明表征。网络“粗口秀”叙事源于“E媒体”语境的修辞方式——网络写作依托电子技术书写着“赛博空间”里自由的修辞社会学、民间话语的修辞媒介学和自娱以娱人的修辞美学。     

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五四"的"神话性"体现在现代中国思想每当面临着重要的转折时刻,总是要重新回到"五四","20世纪80年代"作为历史的转折期,自然也有重返"五四"的冲动.通过对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细读,可以看出作者用"启蒙"和"救亡"的互动关系及其冲突来重新定位"五四",其目的依然内在于"20世纪80年代"强烈的"现代化"诉求以及这一诉求所包含的深刻危机.     

《莽丛中》的叙事学分析

《莽丛中》是一篇十分特立独行的短篇小说，它打破了许多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莽丛中》淡化了情节，讲述案件的目的不在于指出真正的凶手是谁，而是把注意点集中在七个人叙述的矛盾中，利用不同人在不同角度叙述同一件事时产生的不一致，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同时也打破了叙述者的权威性。芥川龙之介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灵活地运用了许多叙事技巧，本文就旨在挖掘出该小说的叙事方法。     

时代的救赎：两种不同的时代救亡方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辨别

学术界大都认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了＂新文化运动＂;在词语使用习惯上,或将两者替换使用,或合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用,代称该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事情。两者关系之密切由此可知。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新文化运动＂最初名称不一,甚至被认为是敌人的诋毁称呼,只是到了后来才被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五四运动＂则最初是指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是针对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状所进行的思想文化补课,属于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救亡,具有间接性;而＂五四运动＂则是爱国情感的直接表达,指向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层面上的救亡,具有直接指向性。两者虽有联系,但不宜混淆,因为这样必会遮蔽其中一者的主体地位。     

从思想到行动——略论五四运动与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着多种成分并给后世留下了不同的解释.人们需要的是将其放在整体的历史变迁中来认识其必然性和有限性.它和欧洲启蒙运动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倡扬科学、理性和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为民众的政治行动所代替.然而它也不同于法国的启蒙,即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以至其思想启蒙过于短暂并带上了激进主义的特征.     

以科学精神为指引深化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赛先生”，之后的百年间科学对国家建设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科学精神在当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从科学精神的内涵出发，回顾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百年传承，论述了国人的科学观历经由救国利器到建国生产力、重要文化元素等观念的步步深入的过程，明晰了科学精神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位置，并以科学精神为标准剖析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和现存的问题，针对科技体制改革的现存问题和未来走向提出若干建议。     

《民国日报》在二月民众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１９１９年二月事件发生后,中华革命党人创办的《民国日报》以爱国、救亡为已任,驳斥日本政府制造事件、阴谋侵略中国的真相;揭露和批判北洋政府卖国罪行;唤醒民众爱国、救亡意识,引导广泛的二月民众运动,从而揭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的序幕。     

《新青年》“随感录”研究

"随感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所首创的报刊专栏,"随感录"以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五四运动"的主将,成为他们抨击封建思想文化和不良时政的一种理想方式。他的开创者陈独秀不仅首创了"随感录"这种讲究时效性、新闻性的杂感类专栏,启发了当时的许多报刊纷纷仿效并开辟了"随感录"以及类似的专栏,为当时知识分子开拓了一种新的批评空间;同时"随感录"也成为了一个文体概念,陈独秀首创的这一文体成为了中国现代杂文的雏形,并为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纪实与虚构——论电影《三峡好人》的叙事策略

影片《三峡好人》讲述了在三峡拆迁的真实历史影像中两个虚构的故事,采用独特而新颖的表现方法与叙事视角,纪录了三峡拆迁过程中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追求.文章从叙事结构、主题阐释、电影语言、结尾叙事四个方面分析了该影片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     

一项未竟的审美现代性诉求——国剧运动述评

国剧运动是一批有着世界视野的戏剧倡导者们发起的一场旨在恢复戏剧本性的戏剧运动,他们以戏剧的审美现代性诉求来反抗五四《新青年》派学者们提倡启蒙而带来的戏剧的功利化倾向。虽然当时尖锐的社会现实使得国剧运动倡导者们追求艺术至上的戏剧主张成为泡影,但他们的审美探索却弥足珍贵,他们为中国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走向。     

对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再认识

十七年文学在精神上是延安文学的延续，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主题上都保留了延安文学的特点。同时，十七年文学也受到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这种特点使得十七年文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从历时的角度来比较，十七年文学落后于“五四”文学，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十七年文学落后于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代性被解构，而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法也失妥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集体想像的结果，值得反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