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

利用1996~2004年湛江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在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4年,湛江市耕地、林地、牧草地面积在减少,其中耕地减少最多,减少了11954.1 hm2;园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未利用土地面积在增加,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最多,增加了7696.4 hm2。②1996~2004年,湛江市总ESV在缓慢减少,减少了0.5716亿元,变化率-0.44%;湛江市ESVf变化的总体趋势是: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土壤形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食物生产、原材料在减少,水源涵养、废物处理、娱乐文化在增加;不管是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是单项服务功能,湛江市各县区都在减弱。表8,参10。     

鞍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研究

分析鞍山市1995～2000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规律,为鞍山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应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采用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进行计算.结果表明:1995～2000年,鞍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828.75亿元下降到819.36亿元,下降1.1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不均,2000年,岫岩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鞍山市的57.7%,鞍山市区仅占4.7%;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率也不相同,2000年,林地占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68.02%,耕地占19.22%,湿地占10.81%,草地占0.65%,水域占1.29%.图4,表3,参11.     

鲁东南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以临沂市1991、1996、2000、2005年的土地利用类型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土地利用变化率、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等模型,对临沂市14a间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1～2005年间临沂市农业用地面积增加,农业用地结构发生变化,园地变化速度最快,与1991年相比,增长率达48．35％,林地有所增加,建设用地面积一直呈现增长态势,居民点与工矿用地1996～2000年间动态变化率相对较小;1991、1996、2000、2005年临沂市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别为267．86、268．89、270．47、276．61,土地呈现高度开发利用状态。政策因素、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都是促进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图4,表3,参15。     

北京市丰台区土地利用结构多目标优化

针对目前北京市丰台区土地利用中存在着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迅速,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等问题,在设计区间数多目标优化算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丰台区土地利用多目标优化模型,确立了三个目标函数及其相应的约束条件,并对丰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调整进行了计算分析,结合相关政策分析设计了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方案,即适当扩展园地的面积;需要继续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同时扩大城镇用地面积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减少独立工矿用地;交通和水利设施用地可以适当增加;特殊用地面积保持不变等.调整后的土地利用结构更能适应目前丰台区发展的需要.     

基于Markov和GM（1，1）模型的土地利用结构预测

根据张掖市2003-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分别采用Markov与灰色GM（1,1）模型,对全市2011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进行预测,并将所得结果相互验证、对比分析,以提高预测可信度。结果表明：到2015年张掖市耕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地将持续减少,林地和建设用地呈增长趋势;土地利用类型由耕地、园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地向林地、建设用地转化。表6,参8。     

1954-2005年三江平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评估

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下,通过历史时期地图数字化和遥感图像解译得到三江平原1954-2005年的6期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了过去50 a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原因,定量评估了三江平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了其变化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1954-2005年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变化剧烈,沼泽湿地面积比例从32.58%减少到7.44%,耕地面积比例从15.84%增加到55.16%。过去50 a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不断减少,减少幅度达48.00%。通过空间变化统计分析得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增加、没有变化的区域分别占58.16%、26.62%、15.2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的区域内多发生由单位生态服务价值较高的沼泽湿地、林地和草地向耕地的转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的区域发生了由单位生态服务价值较低的耕地向草地和林地的转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本不变的区域多为难以开垦的林地所覆盖。以上结果表明,人类活动是造成三江平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的主导因素。图5,表3,参15。     

新建县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分析

基于遥感影像和自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江西省新建县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原因和趋势。变化过程分析先从转入和转出两方面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转移特征进行分析，然后选取变化幅度和年变化率指标分析了其数量变化特征。变化原因分析得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人口增长、地理位置和政策的影响及自然环境因素是导致新建县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变化趋势预测表明，若继续保持1996-2000年的变化速度，耕地和未利用地将持续减少，林地和建设用地呈增长趋势，而草地和水域相对较稳定，草地有下降趋势，水域呈缓慢上升趋向。表3，参8。     

近20年来苏州市城市化与非农用地扩张动态研究

基于4期遥感数据与社会-经济资料，应用RS／GIS技术对1984～2003年苏州市非农用地扩张导致的农业土壤资源缩减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苏州市非农用地总面积比1984年扩大了2．9倍，年均扩展面积810hm^2。与苏州市相比，苏州地区的非农用地相对扩张强度（ER）较高，表明苏州地区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驱动力的泛中心城市化现象突出；而绝对扩张强度（EA）却明显低于苏州市，说明苏州市在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基础上，依然保持着高于苏州地区平均水平的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关资料分析表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土地资源的非农流转可能会对苏州地区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维护及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图3，表3，参13。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天水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性评判

利用天水市1996—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调查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对天水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①1996—2007年期间天水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度总体上较高,均在90％以上,在时间上的变化呈波动趋势,并且可以明显地分为3个变化阶段。②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影响不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牧草地、交通用地与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度的关联度最高。③控制交通用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过快增长,严格保护水域,调整牧草地的比例,对优化天水市土地利用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④该方法计算简便,思路清晰,结果令人满意。适合于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度评价。图2,表4,参9。     

烟台市耕地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关系的研究

利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烟台地区相关的统计资料,初步分析了该市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烟台地区耕地资源持续减少;②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③耕地快速减少在发生时间上与经济的过热增长基本同步,在空间分布上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相一致,即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烟台市耕地面积的减少程度由经济较发达地区向经济较不发达地区逐渐降低。因此,科学合理利用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与发展以及规划决策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图4,表2,参14。     

陕北榆阳区植被生态系统净第一性生产力动态

以陕北榆阳区气候及土地利用方面的资料为依据,根据研究区特定的自然环境,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实地调查结果选择测算模型,对该区1988～2003年间的植被生态系统净第一性生产力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估算和分析。研究表明：1988～2003年期间,榆阳区植被生态系统净第一性生产力总体上呈上升态势,总量在1988年的基础上增加了7．75％,年度递增率为0．50％;其中林地和园地净第一性生产力总量增加,增幅分别为11．35％和1054．99％,而草地的净第一性生产力总量呈明显下降趋势,降幅为6．15％;林地、园地和草地分别贡献了整个增量的95．56％、31．82％和-27．38％。榆阳区在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类型结构调整提升了区内植被生态系统净第一性生产力总量,改善了生态环境,为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图1,表4,参13。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补偿的探讨

黄土高原的可持续发展需强调生态和经济的协调。而目前黄土高原生态经济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农业的外部性（生态保护带来的生态服务）得不到合理解决。从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出发，认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持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对农业进行补偿的原理分析基础上，根据安塞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定补偿系数为2．0％，计算得出该县2000年需要生态补偿量为1289．86万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业生态补偿的途径和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图2，表1，参8。     

基于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以河南省为例

在引入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研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情况,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引入系统相对状态发展度模型,结合城市化水平,对河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城市化水平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测度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是否与城市化水平相适应。系统相对状态发展度模型具有思路简明、操作简单等特点,同时,该模型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基于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与独立测度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结果相比,两者差异很大。河南省大部分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各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最后,结合城市化水平、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对状态协调度等指数,对各个城市分类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小城镇园林绿化总量控制研究

运用系统论和生态要素阈值法,从小城镇人口承载力、碳氧平衡和水资源供应等生态要素方面,根据能量守恒与物质循环的原理,分析各个生态要素在系统平衡状态时的阈值,剖析小城镇生态平衡制约因素;同时,利用园林规划理论与生态学理论,对小城镇园林绿化总量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将生态要素阈值作为园林绿地规划指标的约束条件,基于小城镇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构建小城镇园林绿化总量控制模型,寻求小城镇适宜的园林绿化总量.     

汉中耕地面积变化与城市化发展相关分析

研究了近56年来汉中地区耕地面积动态变化情况及其城市化进程,并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56年来汉中耕地面积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与全省的耕地面积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城市化发展经历了停滞不前和稳步攀升两个阶段;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减少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类似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关系,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减少量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提出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应该采取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缓和库兹涅茨曲线的曲度,最大程度实现保护耕地的目标。图5,参17。     

太原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1949—200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太原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过程，并选取总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GDP、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比例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太原市耕地数量经历了较快增长-急剧减少-平稳减少-波状减少的变化过程，太原市各地区的耕地变化也有明显差异性；通过主成分分析以及建立太原市耕地面积与驱动力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第三产业发展是影响太原市耕地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内容和分析结论对太原市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图4，表4，参18。     

且末绿洲耕地变化与驱动力研究

利用且末绿洲多年的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对该地区耕地资源利用和变化的基本特征、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空间差异以及耕地变化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且末绿洲耕地面积呈不断扩大趋势,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造成人均耕地面积呈现下降的态势;且末绿洲耕地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单一因子考虑主要是由于人口数量增加的驱动.对于且末绿洲的可持续发展,认为应该进一步做好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工作.图1,表4,参17.     

近55年来延安城市化进程与耕地面积变化分析

分析了延安城市化进程和耕地资源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得出:延安市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快速增长、波动、徘徊停滞、稳步上升4个时期;耕地面积变化总体上呈减少趋势,与全省的耕地面积变化基本一致;耕地面积减少量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非典型的“U”型曲线形状。延安城市化进程中必须不断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变外延扩张为内涵发展,同时要加强耕地保护。图4,参19。     

长江三角洲土地资源利用与农业持续发展研究

长江三角洲土地资源紧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土地的非农化速度很快。作为我国历史上的重点农业区,尤其是我国难得的大面积粮食高产区,保护耕地与建设占地之间的矛盾随着人口、经济高速增长将日益尖锐,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谈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就可能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认清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其严峻态势基础上,对土地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了２１世纪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表２,参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