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技术治理的理论建构与时代意蕴

技术治理在当今社会中无处不在,智能革命更是将之推进到智能治理的新阶段。在基本理念层面,有限技术治理信奉科技谦逊主义,坚持有限工具原则,主张渐进工程方法,赞同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在主要措施层面,有限技术治理防范伪技术治理,控制反治理现象,完善再治理制度。有限技术治理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结合中国传统与国情,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具有很强的时代意蕴。     

技术嵌入与制度吸纳:提高政府技术治理绩效的运作逻辑

目前学界对技术治理研究的框架主要有技术赋权与技术监管、技术生产与技术约束.然而这两种研究视角都将技术治理的治理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从技术治理的制度层面展开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反思当前我国技术治理绩效提高仍停留于表层的技术手段升级改造,忽略了制度支持在技术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出发,进而提出一种新...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为整合与完善新兴技术治理研究,提出新兴技术治理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梳理分析国内外研究基础上,从新兴技术治理研究现状、多元主体导向新兴技术治理研究现状、多元主体导向新兴技术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研究现状三个方面,讨论新兴技术治理的发展趋势以及提出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思考。     

“硬技术”与“软技术”:论米歇尔·福柯的技术哲学

我们可以把米歇尔·福柯看成是一个技术哲学家。一方面,福柯区分了"硬技术"与"软技术",认为前者是指技术物及其制作活动,后者是指与治理功能密切相关的实践理性;另一方面,福柯也提出了一套技术分类学:即作为"硬技术"的生产技术和作为"软技术"的权力技术、符号系统技术和自我技术。在这一技术分类学视域下,"硬技术"与"软技术"之间的相互交叠、相互转化,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技术体系。福柯因而深刻地洞见到技术与权力、技术与真理以及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本质同源性。     

高新技术治理难题及其应对策略

技术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展开基础。作为现代技术的前沿领域,高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处于成长和摸索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其治理过程也展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法律与道德等传统治理手段一时难于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这就需要人们在传统技术治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订高新技术的治理策略及其方案;依据不同高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的不同阶段,规范和引导高新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造福人类社会。     

科学与政策的复杂关系：臭氧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的政策比较

本文从科学与政策互动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国际环境事件的复杂性,并从臭氧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两个案例出发,分析影响其治理的政策因素。分析认为,确定或不确定的科学结论,国家利益以及替代技术是影响臭氧治理与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因素,也导致了两个看似相同的国际环境事件却最终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效果。最终本文认为,政策议程总是在"基于知识"的认知共同体和"基于利益"辩护原则下交替出现,科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在实际事件中总是变化并可以协商的。     

技术治理的两幅面孔

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增进了社会福祉,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风险。本文从技术的双重互生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技术的以生产和赋权特征为代表的仁慈面孔有助于增进社会福祉,同时,技术的以侵入和约束为特征的阴暗面孔使技术治理潜藏着系统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技术的短期跃进效应将长期固化体制的韧性,导致新的马太效应;为此,未来的技术治理首先应该是人本主义的、开放包容的,政府应该同时扮演好工程师和园丁的角色,构建由社会心理、社会信用、社会组织和社区构成的社会支撑体系,建立动态的多元合作的技术治理框架,从社会内部自发预防和消除技术治理的外部性。     

大数据时代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与回归

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技术治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是催生了技术治理的全面扩张.大数据技术治理带来治理效率提升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控制人,偏离服务于人本身等方面的异化,致使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情感是技术治理的必要内涵,是技术治理的出发点和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通过强化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情感支...     

权力对军事技术的影响: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技术发展自主论不考虑社会因素,社会建构论却又忽视了社会因素中的结构性力量。考察权力对技术的影响是试图突破两者局限的理论新视角,而军事技术的特殊性使得军事技术远比一般技术更容易受社会制度、国家权力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文章从概念上分析了"权力"与"国家干预"、"自由"的关系,论证了"国家干预"与"自由"何以可以作为权力影响军事技术的表现,以及为何要存在"国家干预"与"自由"两极。     

社会实验:作为一种技术治理路径——以氟氯烃的社会引入为例

在科学与社会的传统契约视角下,技术或技术产品的社会应用等同于确证知识的社会应用。然而随着现代科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新技术社会引入的实验特征越发凸显。对新技术的社会引入进行系统考察,综述了技术社会实验理念的提出与发展,总结了其基本特征,提出了技术社会实验的分析框架,并将之应用到"氟氯烃"社会引入实验的考察之上,验证了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最后提出了社会实验理念对新兴技术治理的一些启示。     

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     

综合治理观的兴起——简析现代中国建设时期的综合治理与科学治理观念

中国自古即有治理水患的传统,它体现了治理者的主体意志。1949-1966年从集中用于治黄治淮开始,到治理江海湖泊、治水、治土、治山,到治理沙漠、综合治理,进一步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深化了治理的综合性和科学性,形成了治理就是具有能动性的治理主体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包括把科学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去治理自然的综合治理观。1970年前后,综合治理观类推到治理环境、治理污染;经过197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次儒法之争,治理环境污染的观念外推到社会污染治理,形成了儒家"人治"与法家"法治"相综合的综合治理法制观,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清代区田法的技术形态、经济效益及地方治理

通过溯源区田法的技术形态及其来源，可以发现传统农业经济史中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与汉代原始区田法相比，经清代士人变通后的区田形制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可操作性，其田间管理方法在深耕、浅作、稀种、熟粪等环节更加细化成熟；另一方面，看似严密而完善的技术体系却在人、水、肥三重因素的制约下，难以实现区田法倡导者所标榜的高产目标，更无法大规模推广，造成区田法经济功能的缺失。造成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区田法所具备的农政属性使之成为官员施政与士绅治理的重要手段，它并不是源于农业实践的纯粹技术。其背后的地方治理逻辑在于，由士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区种试验通过技术与权力的勾连，最终目标旨在构建其所处的基层秩序，从而形成了传统社会独特的技术教化情景。     

技术自然主义:老子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老子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并以自然主义反思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发展,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技术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称为技术自然主义。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以"道法自然"为作为技术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以"大道废"作为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以"复归于朴"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性路径,以"小国寡民"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想国。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实质是要以"道"的自然性规范技术的发展,以道驭技,建构技术价值与技术规律相统一的技术发展道路,反对技术的滥用。老子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技术发展寻求了理性的发展路径,指明了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技术的本质、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当代的技术研究、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八届全国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年会会议通知(第一轮)

<正>全国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八次年会,将于2014年8月15日-18日在内蒙古大学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社会治理是一个融合了系统理论与实践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问题,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特别是从复杂性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及其伦理秩序建构

随着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活新空间,国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作为现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而网络空间伦理治理则是创新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视域。网络空间伦理治理旨在建构网络空间的良性伦理秩序,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探究

当前,人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呈现出某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倾向,这种截然二分的态度实质上是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技术,其结果是唯一确定的。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因为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相互构建和相互规定的,这种互动性是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根源,并且由于社会因素的融入和具体技术的语境性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对人工智能不确定的治理需要遵循预防原则;对具体人工智能技术要进行评估,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全球层面进行治理,引导人工智能与人类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