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明清时期芜湖的藏书与著述

明清时期芜湖藏书刻书比较活跃。考察明清时期芜湖三县藏书与著述的概况、形成著述目录、探究藏书活动与散佚原因,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浙人平步青及其文献学成就初探

平步清是晚清浙东一位重要的文献学家,他学识渊博,著述丰硕,在刻书、校书及目录学思想上均有独到之处,是浙东学术在晚清流风余绪的传承者。他对乡邦旧籍与乡贤文献的董理、刊刻成绩卓著,为浙东学术勾勒出黄宗羲直至章学诚的传承脉系,在浙东学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古碑书刻与立石次序考辨

古碑是先书刻后立石,还是先立石后书刻,前人有不同的观点。在宋代以前,碑可以先书刻后立石,也可以先立石后书刻,宋代以后,碑都是先书刻后立石。古碑书刻与立石次序的改变与书写方式的改变有关。     

北宋委托书坊刻书的出版方式创新及其相关问题

宋代刻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除了自行雕版刻书这种主要方式之外，还出现一些其它的刻书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委托商业性书坊进行刊刻的方式。此前的学界对此研究存在严重问题。通过对宋代出版史料的考辨，揭示出北宋已经出现了委托书坊刻书的新型出版方式。这对于重新认识宋代官刻、坊刻均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康熙间梅文鼎历算著作刊行考北大核心CSCDCSSCI

梅文鼎是清初最重要的历算学家,一生著述丰富。在梅文鼎生前,其历算著作在友人蔡璿、李光地、李鼎徵等人的资助下,先后经过五次刊刻。本文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本《勿庵历算书目》为主要依据,结合诗文集等文献记载,以及新近发现的梅文鼎历算著作的康熙刻本,对这五次刻书活动的时间、刊刻书目及相关刊刻背景和所刻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订正了之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以期有助于学人进一步认识梅文鼎的历算交流活动以及梅氏历算学在康熙间的传播。     

康熙间梅文鼎历算著作刊行考

梅文鼎是清初最重要的历算学家,一生著述丰富。在梅文鼎生前,其历算著作在友人蔡璿、李光地、李鼎徵等人的资助下,先后经过五次刊刻。本文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本《勿庵历算书目》为主要依据,结合诗文集等文献记载,以及新近发现的梅文鼎历算著作的康熙刻本,对这五次刻书活动的时间、刊刻书目及相关刊刻背景和所刻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订正了之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以期有助于学人进一步认识梅文鼎的历算交流活动以及梅氏历算学在康熙间的传播。     

略论明清陕西刻书

明清时期，陕西刻书与陕西文教事业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陕西各地刻书业之间，无论是刻书机构或所刻书籍，均具地域特征，大致可分为关中、陕南、陕北三大类型。     

晋代孙盛著书考

晋秘书监孙盛,博学强识,著述宏富,可惜多已亡佚。后世征引其书,名目繁多,使读者难辨真假。详细考辨现存资料,孙盛著书应有八种,即《魏氏春秋》《晋阳秋》《魏阳秋异同》《孙盛集》《魏世谱》《蜀氏谱》《逸人传》和《易象妙于见形论》,其余当为繁复。据现存材料,仍可以窥测原书之内容及著述体例。     

钱熙祚藏书与刻书考述

金山钱氏家族长期从事藏书、刻书事业,尤以刻书为盛.家族成员中以钱熙祚所刻《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小万卷楼丛书》等最负盛名.钱熙祚广搜书籍,集众人之力,刊刻完成了《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等丛书,并兴建藏书楼,以"守山阁"命名.其刻书搜罗美备,采择严谨,校勘精审,虽有疏漏,但不失为善本古籍,在近代文化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颇具影响.     

武英殿聚珍版书印刷规制述评

清宫木活字印刷规制集中体现于四库纂修副总裁金简所编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有清一代留有大量的则例,也即今天所谓的典章制度。而程式者可谓更高标准的则例。金简编纂此程式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一种印刷标准,以便印刷时在计划、组织和控制生产时能够做出切实可行的判断,也在于传播一种印刷技术,俾海内欲将善本流传之人皆得晓此刻书简易之法。《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不仅指导了宫廷刻书,也引导了地方刻书技术的改良,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印刷技术的发展,堪称历程碑式的重要著作。     

山东境内北朝摩崖刻经中"僧安道壹"初考

通过对北朝时期东平洪顶山刻经及题记的研究 ,明确了“僧安道壹”的姓氏、籍贯及刻经范围 ,并认定邹县、东平两地出现的“僧安道壹”署名的榜书均为安氏所书     

天津乡人著述书目考

乡人著述书目或称乡贤著述书目,常为地方志中艺文志的一个独立类目或附录部分。也有附于介绍地方情况的撰述(如游览志)中,作为一个门类的;又有单独成册称为书征或文献书目的,如《大清畿辅书征》《辽海书征》《安徽文献书目》等。此种书目,有时又附有繁简不同的提要,如《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著述书目有不收在世者之书的,也有并无此种限制的。本文因探索乡人著述书目的未来趋向,故讨论中亦涉及今人。过去论及此种书目,每谓对乡贤著述有所记载,为不致日久湮没云云。这表明旧日对乡人著述的认识,多局限在尊重和纪念前人著作的性质上,不同于今日的认识深度。事实上,乡人著述书目集中了某一地区历代文人学者活动的成果,展示了这一地区的文化演变进程,可作为衡量一地区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的标志之一,有助于了解一地区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又能为进一步搜集地方史资料提供线索。其所著录之书,对研究地方史的某一专题,研究地方人物,往往有重要参考价值,有的本身就是地方重要文献,因之乡人著述书目为学者所重。旧志多有此一门类,编纂新志更不能缺少这一部分了。本文考天津乡人著述书目的沿革变化,述其演变之迹,从目录学角度论其编例与著录之得失,亦从历史发展论及其未来趋向。目的在为编纂新志提供参考,为目录学研究提供一个乡人著述书目的当前情况及历史源流的实际例证。其中某些个人意见,论断或有偏激,倘蒙同行先生匡谬,幸甚。     

美国所藏闽刻文献掠影

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与书籍传播紧密相关联。福建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刻书中心,一千多年来,闽刻文献在推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美国所藏闽刻文献繁富,尤以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等为多。为了进一步推动对闽刻文献的研究,建议编撰《海内外所藏闽刻善本书志》,对海内外闽刻文献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著录和复制书影;建议在福州南后街三坊七巷设立闽刻图书博物馆;并在充分研究海内外闽刻的基础上,全面评估福建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孙诒让著述考略

瑞安孙诒让(1848-1908)、学问渊通,潜心经术垂四十年,著纂宏博,为世所称。其书已成者二十六种,未成者七种,别有题跋书牍之属,不在著纂者,不可胜记。顾其书内容,未有简明记述,玆考其著述,分的编,属于自己所著各书的,曰经术类、小学类、诸子类、文献类、结集类;外编,属于批校他人所著各书的。如此,则孙先生一生著书成绩约略尽矣。内编经术类     

试论湖北崇文书局的刻书业

湖北崇文书局(又名湖北官书局)是晚清四大书局之一,它有70年的历史,其所刻书籍数量较多,质量较精,且流传较广,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影响较大.通过分析崇文书局设立的时间,刻书的数量、品种及其特点,经营状况,认为近代崇文书局繁盛的原因在于地理位置重要、经营思想明确,在图书的内容和形制上重视实用,在具体经营上,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图书的销售和流通.     

《学书枝言碑》的诸多问题探讨

孙清彦《学书枝言碑》原石已毁湮,传世拓片亦不全。相关史载多有舛误,由于一直看不到全碑全文真相,书刊文章引用时只能沿袭旧说。本文在整理点校全文基础上,就其作者问题,书刻年代,立碑地点,书刻形制,内容字数等等作出考定,期望相关部门在重修史志时,能据实予以更正。     

中国印刷版权萌芽于南宋

版权问题是印书事业充分发展,尤其是印书商业化的产物。据香港《明报》载,在中国历史上,印书商业化可上溯至南宋。在南宋中期,刻书风气盛行,不少通行之书因屡经刊刻产生了刻书权利属谁的争执,刻书之家由此注意到了保护权益的问题。如《东都事略》的刊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极似现代书刊板权页上“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可说是言简意赅的权益声明。此外,浙本《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则录有官府     

魏晋及南朝碑额书法研究

碑额是一品碑刻的题额部分。由于东汉中期以来碑刻开始盛行,因此产生了大量书刻精美的碑额,其中以汉魏隋唐时段碑额最具文献与艺术研究价值。选择魏晋及南朝时期的碑额书法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该长时段相关地域中碑额的存世状况、时代特点、书刻风格等问题,并就部分有笔法争议的碑额作品进行简要的考辨,以填补目前书法史关于碑额类型研究中魏晋南朝时段的空白。     

《国朝汉学师承记》的"黄顾问题"略论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治学广博,著述颇丰。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授受渊源。在书中,他列黄宗羲、顾炎武于卷八,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梳理,探讨江藩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