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利益诉求分析

以贵州省金沙县坪坝镇双兴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典型案例,对城镇集中安置型农户宅基地复垦权益诉求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该安置点户主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低,近70%的户主在村内或乡镇范围内就业;搬迁农户户均宅基地面积为148 m~2左右,其中低收入农户宅基地面积最大,中等收入农户最小;高收入农户宅基地内部结构更强调其居住功能,而中低收入农户兼顾其生产功能.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方面,且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其政策认知能力越强.因此,除对搬迁农户进行就业培训之外,应设置一定量的公益性兜底就业岗位,实现搬迁农户从"传统自给型农业就业"向"城镇型现代多元化就业"转型.同时,完善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之后的农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等与城镇居民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加强搬迁农户的后续扶持政策,真正实现搬迁农户"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脱贫目标.     

生计视角下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农地流转是实现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缓解当前农村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存在很大差异,目前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阐明这一问题,分析了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户的生计状况.结果表明:1)在2012—2014年间,农地流转面积和涉及农地流转的村、户数量均有所增加,但不涉及农地流转的农户在2014年所占比例仍高达60.7％;2)农户间的农地流转大多是便于调整的短期行为,仅有2.7％的农户经营农地规模超过1 hm2,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老龄化较为严重;3)农地净转出户、无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都是非农就业,但农地净转出户比不涉及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更富裕,后两者富裕程度相当;4)这3类农户非农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别,但农地净转出户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最长,尤其是中老年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最高,这是他们收入水平高于其他2类农户的原因.     

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武陵山区永顺县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位于武陵山区永顺县的168户农户进行系统调查,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兼业型Ⅰ、兼业型Ⅱ、非农型4类,进而分析了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特征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类型以兼业型Ⅱ居多,所占比例为46.72%;其次为非农型,为22.13%;纯农型为16.39%;兼业型Ⅰ最少,为14.75%.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纯农型农户生计活动单一,脆弱性和风险最大,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民族贫困区未来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3)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耕地的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及粮食生产力水平.4)民族贫困区耕地资源缺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以及农户自身劳动素质共同制约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加强农户劳动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加快土地综合整治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是民族贫困区提升农村内部发展能力,实现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可持续性的根本途径.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512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禀赋、农户认知水平和农地流转特征3个角度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流转价格以及政府参与度等6个因素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户主年龄、耕地破碎度、对土地的感情对转出行为具有负向作用.其中耕地破碎度、流转价格和政府参与度在影响农户自身认知和规范流转过程方面显著性更高.因此为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应加大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力度,建立合理的转出价格"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     

惠农政策实施状况及其对农户农地利用的影响——基于随州市苏家寺村农户调查

以对湖北省随州市苏家寺村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惠农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其对农户农地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惠农政策总体实施较好,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惠农政策的实施对年龄较大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影响较大,对较高文化程度和中年劳动力影响较小;农户农地投入物质成本增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惠农政策在短期内对解决农地撂荒问题较为有效,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地规模经营和农地流转。     

农村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重庆市300户农户调查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采用问卷调查法、Logistic分析法,从农户视角分析宅基地流转的原因,探寻农村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务工距离、社会保障水平、宅基地距城镇距离、宅基地流转政策满意度、宅基地流转收益、人均住房面积等因素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具有明显正向影响,其中,非农收入和宅基地流转收益对农村宅基地流转正向影响最为显著;户主年龄、宅基地利用情况等因素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具有负向作用.研究认为,农村宅基地流转应基于农户自愿原则,通过提高农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水平和经济意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针对性措施,促进农村宅基地健康有序流转.     

基于田野调查的农户农业生产区位分析——以河南省巩义市吴沟村为例

以农户为调研单位对河南省吴沟村农业生产区位分析结果表明,距离、肥力、劳动力转移、兼业化都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产生影响.吴沟村农户农业区位的选择遵循以下规律:①距离对农业生产区位仍产生较大影响,地块类型仍按照菜地、好地、中等地、差等地有规律地分布;②在主要地块(面积较大,条件较好)种植主要作物——小麦、玉米;③即使经济状况较好,很多农户仍用人耕做,机械化程度低;④农户一般选择最近地块种植蔬菜、红薯等作物;⑤在劳动力迁移和兼业化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农户种植作物多样性减少明显,作物种植单一性现象突出.提出了改善吴沟村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建议:①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②创新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转;③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以临洮县洮阳镇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户兼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其势必会带动农村资源禀赋的调整,农户兼业是否促进土地流转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以洮阳镇为例,基于120户农户的调研样本,利用logit模型,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四个角度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都不高,但三者相比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显著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的概率都低,纯非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稍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对土地流转正向作用不明显。     

山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相关性分析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要素,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能够有效促进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基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和永胜县的抽样调查,分析山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现状,运用线性回归方法、趋势线方法,研究山区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就业两者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受农户自身素质、土地耕种条件、地形条件等影响,山区土地流转规模小,比例低,行为不规范,效益低;山区农村非农就业以文化程度较低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为主,且非农就业经济收入比重偏低;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高度相关,相关系数R=0.913 9,地势平坦的区域尤为显著。     

基于农户尺度的鄱阳湖平原水稻多熟种植现状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该文以多熟种植典型区域——江西省鄱阳湖地区为例,基于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该地区水稻熟制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i)在研究区内约66.47%的受访农户选择多熟种植的耕作模式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ii)农户水稻多熟种植模式的选择主要受灌溉条件、地块面积、家庭规模、微地貌类型、农户对农业补贴的评价、非农总收入、旱灾等因素的影响;(iii)灌溉条件、地块面积、家庭规模、微地貌类型、农业补贴与农户水稻熟制的选择呈显著正相关,而不断爆发的旱灾频度和非农总收入的增多对水稻的多熟种植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iv)未来政府应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进行多熟种植,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农户层面的农用地流转影响因子分析--以三峡库区沿江村为例

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以三峡库区3个沿江村为例,共调查农户276户,通过因子分析方法,从农户角度定量分析了三峡库区沿江村农用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将农户层面影响三峡库区沿江村农用地流转的因素归纳为务工因子、务农劳动力因子、政府补偿收入因子、户主因子、教育水平因子、收入因子等6个因子.针对此提出积极转移非农从业人员、提高政府补偿收入、重视农户户主、提高农户的教育水平等对策以促进三峡库区农用地的流转.     

大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西安市秦岭北麓684户农户调查

大城市郊区受到城市的影响,土地用途转换频繁,农地流转较为活跃。研究大城市郊区土地流转对于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以西安市秦岭北麓4县(区)为例,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选取19个乡村,并根据距离西安市中心城区距离分为近郊村和远郊村,通过实地问卷调研684个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结果表明,与远郊区相比,近郊农地流转具有以下特征:(1)土地流转率高,农户流转意愿强烈;(2)流转价格高,年期长;(3)流转规模小,流转后土地用途多样化,既包括农用地也包括建设用地;(4)流转行为规范。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郊乡村土地流转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与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因素,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务农劳动力的耕作面积、家庭参保比例及距离城市中心距离对土地流转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开展技能培训、丰富信息接受渠道、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系统、规范土地流转机制。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以福建省500户林农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自己经营林地还是转出林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就业技能等级、林地每块平均面积、林地质量和务工年收入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显著;而农户家庭总人口数、林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林业收入、获得资金与劳动力支持户数、新农保的保障程度和林地流转价格满意程度等因素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不够显著.在此基础上,建议政府在推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能力,提高务工收入金额和比例,减少对林地收入的依赖程度.     

民勤县生态政策实施的效果在农户中的响应

民勤是内陆河石羊河尾闻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盲目开荒、过度抽取地下水等过度经济活动的不断加剧，致使水位不断下降。土地盐碱化、沙化的现象也日益严重，造成民勤县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态环境问题一再告急。2002年民勤县开始组织农户实施退耕还林（草）、禁牧、移民搬迁以及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等生态治理政策。调查表明，农户作为参与实施生态政策的主体，其经济活动具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特点，因此，退耕还林、禁牧与移民搬迁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政策能否真正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从经济利益方面能否接受。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以三峡库区云阳县为例

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和方差分析法,建立了土地流转感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三峡库区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指数,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指数差异及原因.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农户生计方式单一,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3.75,河谷平坝区、低山丘陵区、中高方山区的农户非农户水平依次降低,非农活动均以外出打工为主;随着地势升高,农户的土地流转质量感知、关注度感知等呈递减规律;随农户非农化水平提高,农户的土地流转质量感知、关注度感知等呈递减规律,农户的土地流转变化感知、土地流转现状参与感知呈递增规律;不同区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必要认知感都较高.     

江西红壤区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以兴国县为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确定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水土流失现状等5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量化成11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量化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运行结果表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主要受到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比例、农业经营土地面积、家庭从事农业人口数量以及水土流失减产损失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因素对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距离城镇近的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机会高,因此,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目标的水土保持投资兴趣不大;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多的农户,由于受到食物需求的压力,其受到的水土保持投资激励也大;同时,来自种植业占家庭收入比例高的村庄,其从事水土保持的积极性更高．最后章提出,在稳定国家水土保持治理投资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及水土流失治理“合作组织 农户”、“公司 农户”等的组织制度,推进水土保持治理．     

退耕还林农户技术禀赋对经果林换种的影响

【目的】 分析退耕还林农户在采用果树新品种时的行为决策逻辑,为引导退耕经果林换种,促进后续产业持续发展以及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提供参考。【方法】 基于退耕农户技术禀赋对采用经果林新品种行为决策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利用川渝397份退耕柑橘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IVProbit模型、IVTob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技术禀赋的退耕农户在换种行为方面的差异及原因。【结果】 退耕农户的经果林管理技术水平普遍不高,且农户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种植管理技术水平对退耕农户换种与否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越高,换种可能性越大;种植管理技术水平对退耕农户换种时期、换种强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技术水平高的农户,在采用新品种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追新”特征。【结论】 通过实施相应的举措提升退耕农户整体技术水平,对于推动果树品种更新换代,促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1个县的农户调研数据

贫困地区的土地流转关乎广大农户的基本生活和农业方式发展,当地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值得关注.结合来自贫困县的1 316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考虑以及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是农户土地流转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2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可分为3类:转出土地的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者和追求高收入非农就业者、转入土地的扩大规模农业经营者;3贫困地区土地流转受多因素影响,土地转出数量不足,制约了当地的土地流转.     

巴渝新居集体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差异与建设路径

巴渝新居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户最需要、最长远的生计问题。比较集体搬迁户生计恢复力的前后变化和主体差异，有助于识别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对于保障农户长远生计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燕坝村为样区，基于燕坝场、白龙场、彭家山等3个巴渝新居点集体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构建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按种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种植型农户、养殖型农户、种养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识别影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探索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建设路径。得到以下结果：1)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差异。搬迁前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种植型农户(0.166)、非农型农户(0.161)、养殖型农户(0.139)和种养型农户(0.106)。搬迁后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为种养型农户(0.376)、养殖型农户(0.365)、种植型农户(0.311)和非农型农户(0.265)；2)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在搬迁后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生计恢复力提升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种养型农户(0.270)、养殖型农户(0.226)、种植型农户(0.145)和非农型农户(0.104)；3) 影 响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家庭通讯费用、财务储蓄等非农业因子，影响其他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种植、养殖业产值以及人均旱地面积等农业因子。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居住有效提升了农户生计恢复力，但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较大，应侧重从提高农户教育水平以及增加生计多样性入手，分类建设农户长远生计保障的路径。     

基于农户视角的兰州百合种植适度规模研究

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基于兰州市364户兰州百合种植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农业利润最大化法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法,对兰州市百合种植适度规模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运用劳动力机会成本法测得兰州市百合种植适度规模为0.53 hm2,农业利润最大化方法测得适度规模为1.06 hm2,得出兰州百合种植农户适度经营规模为0.53～1.06 hm2/户的结论。最后提出推进百合适度规模经营的措施：政府部门应加大兰州百合规模化种植宣传、完善土地流转政策、鼓励科研和技术人员推广科学种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