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小说的反讽意义形态初探

反讽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实践的一大显征。根据反讽的概念在90年代的演变和反讽艺术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将这一时期的反讽学划分为四种意义形态：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仿,据此分析90年代小说的反讽特征。     

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时序

新历史小说的叙述时序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特征,它以记忆的、逻辑的运行方式,呈现出共时态叙事,干扰、打断或倒装时间存在的持续性,使之出现矢向上的变异。叙述时序的变异则承载新的历史小说历史观,透视出文本外新的历史视角。     

论杨绛的反讽——以《洗澡》为例

以《洗澡》为例，讨论了杨绛小说中大量的反讽现象：言语反讽、情景反讽这两种常见的反讽形态都有突出表现；杨绛反讽的特点是针对所有人，连作者自己也成为反讽对象的全盘反讽和触及人类两难处境的深层反讽；杨绛小说反讽的特色源于与作者人生观相关的写作态度。     

论新历史小说叙事特点及其解构倾向

80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希望借助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和衡估，颠覆既定历史本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承担历史诉讼和重构的使命。新历史小说的这种解构倾向在作品叙事特点上表现为：1．民间话语的崛起，使业已固定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结论被重新改写；2．限制性内视角使历史事件的内部关系性质被重新叙述、重新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内涵被翻新或改写。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审美取向

新历史小说在审美取向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具有相当的趋同性,尤其体现在历史深度模式削平、主体的退隐或消解、反讽和戏仿的艺术策略等方面。但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新历史小说只能有限地接纳或"误读"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因此,新历史小说的审美取向只是接受后现代的浅层性特征。     

在颠倒与错谬中认知当下农村的现实——论《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反讽艺术

反讽既是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运用最娴熟的一种艺术手法,也是这部长篇最为显著的艺术风格.文章从标题反讽、叙事反讽、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等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作家是如何娴熟、巧妙地运用反讽手法,在颠倒与错谬中艺术地表现自己对当下乡土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认知的.     

论儿童图画书的反讽叙事艺术

反讽是儿童图画书经常运用的一种重要叙事艺术，其依托于图文配置。反讽既指文字的修辞手段、图画的叙事技巧，也指图文配置的组织结构方法，其通常运用于情节、人物或主题中，与正面描述意义相左，或暗示或对照，反讽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延展、塑造故事角色形象、深化故事主题三个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析《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的反讽策略

反讽是一种重要的小说叙事策略，它在《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得到了非常巧妙的运用。反讽手法，尤其是言语反讽和人物反讽在小说中的的得体运用，既深化了美国南方新旧矛盾冲突的内涵，同时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新历史小说中解构式的革命书写

对革命的书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历史小说相较于此前的"红色经典"以及80年代初中期出现的带有启蒙意味的历史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解构"为使命,解构历史目的、解构革命动机、解构英雄神话,表现出了极强的颠覆性。     

试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

新历史小说受国内外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视角,这一视角淡化了体现传统意识形态的宏伟历史事件,却侧重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变迁;其次作者以现代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处理文本中的叙事时间,使叙述者以现代人的身份出入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间隔;再次作者在文本中将虚构与真实并重,使历史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已死亡的历史,而是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历史,进而重建了一个崭新的文本世界。     

试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

新历史小说受国内外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视角,这一视角淡化了体现传统意识形态的宏伟历史事件,却侧重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变迁;其次作者以现代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处理文本中的叙事时间,使叙述者以现代人的身份出入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间隔;再次作者在文本中将虚构与真实并重,使历史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已死亡的历史,而是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历史,进而重建了一个崭新的文本世界。     

试论新历史小说对传统革命话语的解构

新历史小说对革命宏大话语的消解是立足于解构历史总体性基础上的。它对传统革命话语的解构表现在小说中的革命主体的置换,文本对宏大革命话语意义的消解和对历史循环论及历史偶然性的强调,其在革命叙事的视角设置与传统的革命叙事不同等方面,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信实如史写作方式,而且置换了革命的主体与母题。革命本身所蕴含的阶级性、人民性、历史动力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消解。     

从革命回忆录到集体记忆的营构——兼论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

建国之初，革命回忆录的兴盛是新生政权营构关于自身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教育、团结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王愿坚因参加革命回忆录的采编而获得营构并深化相关集体记忆的资格，其革命历史小说亦成为传播、延续集体记忆的桥梁之一。     

试论新历史小说创作艺术的古典回潮

新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着明显的古典艺术回潮迹象。这既与创作的历史转向有关，也是叙述形式探索及创作的解构性所导致的。然而思想内蕴与艺术形式的背反显示作者意图不在重温古典旧梦，而是“仿古说今”。不过，这种艺术倾向丰富了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审美探索和思想意蕴，形成其解构与建构相交织的复杂文化价值立场。     

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身体凸显及暴力美学

作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新革命历史小说与1950—1970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大差异。一个显著标志,就是革命者的身体得到凸显。新革命历史小说对男性革命者充满杀戮快感的身躯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现代性内涵与意识形态的意义。革命者身体的凸显及暴力描写,不可避免地消解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度和力量。这类小说在身体描写上不能走得太远,应比一般的“纯文学”及大众文化谨慎、持重。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论东西小说的反讽叙事

东西对现实世界有着清醒澄明的洞悉,他善于用委婉幽隐的反讽叙事来冲击悖立的本真生活。他的反讽叙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言语反讽、结构反讽和情境反讽。他的反讽叙事不仅揭示了生存的艰辛与苦难,颠覆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神话,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直指我们的心灵,对中国人当下的人性给予了犀利深刻而又不失诗意的剖析。     

从“史的宏大”到“人的回归”——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走向

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领域,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作家主体性的日益张扬,更具人性深度的创作面被开掘,阶级、革命、历史等宏大叙事逐渐为人性的抒写所取代,＂人的回归＂主题得到了愈益鲜明的体现,其经历了从隐性显现到狂欢表演,最终走向正常表达的三个阶段。本文结合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学作品,具体分析了当代历史小说的总体创作走向。     

论反讽的语用功能

反讽既是一种常见的修辞,又是交际中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反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关注。本文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反讽,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利奇的礼貌原则解释了反讽,并结合实例分析了反讽的讽刺功能、礼貌功能、彰效功能和幽默功能。     

解构与还原──池莉新历史小说的“预谋”

池莉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主要策略是：选择非主流人物,注重历史参与者的个人动机,突显偶然性,从而解构“正文”,还原生存本相和鲜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