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丧葬仪式结构及其文化象征意义解读（一）——以榕垌村壮族新丧首次葬仪式结构及其文化象征意义分析为例

壮族农村礼俗社会拥有一套以既定程式体现其基本社会关系结构秩序和特定文化价值意义的丧葬制度文化。它以新丧首次葬和拾骨二次葬两段完整的传统仪式完成壮族对个人生命存在意义和群体宇宙存续方式的展示和理解。其中，在壮族新丧首次葬仪式活动过程中，丧葬主体（亲属）、客体（死者）、中介（法师）、场域（灵堂、墓地）等众多仪式要素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个程式相对完整、意义相对独立的社会秩序结构体系，人们以一系列象征性的手段，通过这个结构体系，表达对死者的追念和对生者的关怀，实现个体生命存在形式的转场和社会群体关系秩序的整合。     

壮族二次葬的仪式与功能:以大新昌明为例

壮族二次葬是使寿终正寝者的魂魄聚入列祖列宗的仪式 ,是壮族通过对先人魂魄聚居于祖坟地的想象来达到整合现实中的家族主义的文化设计。二次葬习俗的形成与壮族的人观、宗教规范以及家族观念密不可分 ,它有着强大的心理协调功能。     

桂西南壮族祭月仪式解读——以广西天等县为例

祭月仪式是壮族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月神崇拜的体现。当下的祭月仪式已脱离原生越巫所具有的原生宗教样式,其所承载壮族人情感体验的涵义被道家文化冲击而被遮蔽。祭月仪式上师公所用的《解单丁独甲书科》充满了道家文化元素,但其内容表达了生命健康成长的祈求,这与月神崇拜所体现的人丁繁衍的情感诉求相契合。解读《解单丁独甲书科》可以给探讨壮族月神崇拜提供新的路径。     

传统与现代：民间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及其传承和保护——以麻栗坡县猛硐乡丫口村壮族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丫口村壮族的部分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了下来,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而部分传统文化因失去了其生存环境正在走向消亡。     

壮族诞生仪礼及其文化逻辑——以右江流域为例

右江流域壮族的诞生仪礼主要包括求子仪礼、孕期习俗、庆贺生子、佑子仪礼等四个阶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地方性,至今一直为当地壮民所崇尚,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死轮回观、子嗣繁衍观以及伦理道德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壮族婚礼的民俗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以右江流域为例

右江流域壮族婚礼特征突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相对稳定而完整的仪式,并随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变异。审视这一习俗不难发现,其中主要蕴含有趋吉观念、生育观念、道德观念等深厚的文化内涵。     

仪式叙事的原型结构——以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为例

治民族研究,民族叙事中"结构"必然是民族志的核心问题;而族源性纪念和祭祀仪式不仅成为一个民族叙事、表述和传承的"原生形式",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故以瑶族的"还盘王愿"祭祀仪式为例,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对瑶族仪式叙事的"根范式"进行分析;试图证明:任何一个民族重要的代表性仪式都存着特定的"原型结构",它既是存在,也是叙事,更是本色。     

壮族传统手工艺的有效保护与实践——以广西马海村造纸、雕刻工艺为例

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个案分析来探讨壮族雕刻、造纸传统手工艺盛衰的原因,从有效保护的层面论证以生产性方式保护传统雕刻手工艺技艺的切实可行.通过反思传统造纸手工艺的逐渐消失,试图为传统手工艺遗产的保护提供一点个案思考.     

仪式与意识：对丧葬的一种解析——以甘肃省陇中地区为例

丧葬活动中包含着丰富的仪式,在诸多仪式的背后潜藏着人类的种种意识。在甘肃陇中地区的丧葬习俗中,丧葬仪式的每一个环节都隐含着当地人的意识。在人类学的视野下,甘肃陇中地区的丧葬仪式中显示了灵魂意识、亲情意识、恐惧意识和狂欢意识。探讨在丧葬活动中的仪式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有重要的意义。     

“打工族”与壮族文化变迁——以田林那善屯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 ,那善屯“打工族”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 ,它包括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择偶方式与婚姻的变化、现代意识的增强等方面。“打工族”的出现既是文化变迁的结果 ,又是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     

壮族文化在南宁景观设计中的运用——以南宁会展中心西坡景观设计为例

南宁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作为壮族文化的中心，地域文化即壮族文化在南宁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是必须而且是必然的。在景观设计中恰当的注入民族文化特色，在合理利用空间的同时，提高其品味、文化内涵，是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操作意义的。     

瑶族仪式画的艺术人类学阐释——以广西金秀平道村岭美屯盘瑶仪式画为例

瑶族仪式画绘制的神仙并不是瑶族崇拜的所有神仙，但是仪式画却生动地勾画出一幅瑶族的神仙体系表。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瑶族仪式画有仪式象征的功能，是人们对神灵寄托的期望。仪式之上对仪式画的参拜也是瑶人追求自身利益和消除困惑的行为。在瑶族的仪式实践当中，仪式画上的神仙体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实际的仪式运用中它具有联络村民和规范村民行为的作用。     

象征与联结:民俗活动对传统与现实的表达——以赣南寻乌汶口村的迎故事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曾被国家“管制”的民俗逐步重新活跃于民间社会.曾经被当成“四旧”的许多传统文化在现实需要的召唤下得以解禁.国家需要征用曾被当做“迷信”而摒弃的民间活动或仪式,重新“填充”文化内涵.同时,民间社会也需要将国家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内置到自身文化体系中,借助官方力量来整合资源.由此,一个与官方文化既保持一定距离又保持适当接触的民间文化又活跃在世人面前,我们可以从民俗活动变化中感受到国家的在场,也可以在国家与民间的关系中体察到民间的智慧,国家象征性的出现以及实体性地与民间联结,民俗活动在传统与现实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壮族嘹歌与苏格兰民歌中思维原型对比研究——以壮族嘹歌之《三月歌》和苏格兰民歌之（The Twa Corbies）为例

壮族嘹歌和苏格兰民歌分别由壮族劳动人民和苏格兰劳动人民创作,充分体现了两种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壮族嘹歌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瑰宝,《平果壮族嘹歌》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格兰民歌是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传。通过壮族嘹歌与苏格兰民歌中思维原型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壮人和苏格兰人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为壮族及壮族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一些借鉴。     

文化变迁视野下的仪式过程及功能——以云南边境老山地区蓝靛瑶跳挂仪式为例

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宗教与宗教行为密切相关,仪式过程与功能始终是宗教研究的两个重要范畴.仪式研究的是宗教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功能侧重于仪式的价值.仪式是表达并实践宗教信仰的行动,宗教仪式是人与神沟通的重要方式,通过仪式达到人神直接的协调与和解.本文以瑶族宗教社会举行跳挂仪式过程为研究中心,来探讨瑶族原始宗教与神学相互吸纳的文化意义.通过对跳挂仪式进行人类学解读,有助于拓宽对瑶族宗教领域的研究.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消费的变迁——以云南省元江县泥戈村为例

文化消费的变迁是农村的一个重要变化。本文认为农业经济的兴起是文化变迁的基础,现代传媒为其提供了平台,变迁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婚姻、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主要原因是收入的提高、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文化产品丰富等,以期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调查研究——以广西田阳县敢壮山布罗陀文化节为例

为了充分发挥传统体育文化在壮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开发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我们深入壮族人民生活中去,认真研究壮族体育文化发展源流,努力探析壮族体育文化思想的历史足迹并在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现实中寻找壮族族体育文化思想变迁的社会动因,揭示其民族发展的社会、文化价值是本次调查的研究宗旨。     

全员PR视角下的旅游社区文化建设——以禄充村为例

旅游社区既是旅游景区,旅游接待地,同时也是当地居民．原住民的生活活动区域,旅游业已经成为该社区的主要经济支柱,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服务和旅游活动,并与旅游者互动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特有的旅游社区文化和价值体系。该文在分析禄充村的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议。社区良好的精神文化形象会赋予旅游景区形象内涵价值,增进旅游吸引力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旅游服务业的特点,精神文化建设可以直接反馈到经济模式的建设中,从而推进整体文化的发展。该文从全员PR的视角提出旅游社区文化建设的途径。     

论水族与苗族文化的融合——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为例

水族和苗族是有着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相互影响。世居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的水族与苗族,世代和睦相处,既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又吸纳了他族的优秀文化,树立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中的植被修复与景观设计——以太原市店头古村落为例

以山西省太原市店头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为例,从山体植被、古树名木、特色资源等三方面的保护入手,同时结合村落及其周边环境景观设计,介绍和分析了店头村植被修复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景观设计构想,也为其他地区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