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至”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文“偏至”概念解读

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文中的“偏至”内涵不尽同于“偏激”“偏颇”；它指的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它是鲁迅的一种历史文化观；是鲁迅人的价值观、美学观、思维方式的世界观基础。     

选本编纂与“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建构

虽然“第三代诗歌”大多数创作于1984-1987年间，但没有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接受。随着“第三代诗歌”在选本中集结出现，其存在的合法性逐渐被确认。这些诗歌选本首先指出了“第三代诗歌”作为诗歌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次通过建构“第三代诗歌”命名和谱系的合法性，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联系起来，提供了“第三代诗歌”入“史”的合理依据。“第三代诗歌”选本还凸显了“第三代诗歌”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从而建构了其美学的合法性。诗歌选本编纂对“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构筑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瞿秋白的"五四"批判

瞿秋白在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秉持一种继承、批判、超越的姿态。瞿秋白用发展的眼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论定五四运动的性质,指出：“五四”话语是知识分子与大众隔阂的新的起源;“五四”是欧化与文学宗派主义的起源;资产阶级的“五四”知识分子已经发生蜕变,新的文化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瞿秋白断定,“五四”革命精神必将被继承,“五四”文化革命必将继续。     

“偏至”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文“偏至”概念解读

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文中的"偏至"内涵不尽同于"偏激""偏颇";它指的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它是鲁迅的一种历史文化观;是鲁迅人的价值观、美学观、思维方式的世界观基础。     

比较:中西方诗歌文化

本文从西方诗歌文化与中国诗歌文化交错运动的视野 ,分析文化全球化语境的建构对中国诗学文化的影响与现代诗创作的转型。作为中国诗歌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语境把中国现代诗学及其写作带入了一个新的时空维度 ;这个新的维度对于诗歌文化比较研究的根本意义是承受反抗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虚无 ;并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个体自我认同和诗歌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动机和主题     

历史的个体化：中国第六代导演对历史的影像书写

与中国第五代导演对历史的寓言化不同,第六代更多的是将历史拉伸到当下。在这种对当下的冷静体察中,第六代将自己的个人经验带入到电影中来。通过对边缘题材的开掘,对失语的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一些亚文化层面的进入等影像策略,有效地打破了被官方垄断的历史记忆,在话语的“颠覆”与“包容”中实现了个人历史记忆的银幕书写。     

文化焦虑和审丑狂欢基于＂姐＂文化现象的思考

“姐”文化标举了一场喧闹的全民审丑运动,见证了当下社会波诡云谲的众生相。认同危机滋生大众的生存焦虑,社会价值的迷失导致了审丑膨胀。“姐”文化颠覆传统,引发审美紊乱。我们应当理性客观地认识这一现象,感悟姐“文化”的特质,提升精神品位,化丑为美、趋向崇高。     

对《中间代诗全集》的一种想象

中间代诗人安琪等编辑的《中间代诗全编》的出版,不是针对读者,而是针对诗歌评论家和诗歌史家。这样的编辑策略,凸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焦虑:诗歌的焦虑和入诗歌史的焦虑。     

精英立场与民间心态--也谈当前叙事文学中的"欲望化叙述"

“欲望化叙述“是当前文学创作中惹人注目的现象,根据其叙事功能和理论资源的差异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对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机器的戏仿与颠覆;对人欲横流的生活世界的玩味与认同;对男权话语中心的拒绝与反抗.但是,“欲望化叙述“的主体不论在价值取向上如何坚持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由于受本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他们的文化心态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准民间的.     

殇痛的回旋：论蹇先艾诗歌中的悲夏情结

“伤春悲秋”是文学界由来已久的一种文化现象与审美体验，也是中国历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与之相关的诗歌创作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有关描写夏季的诗歌并没有以主题的形式出现，且绝大多数诗歌是以一种激情与炎热并存的精神状态出现。蹇先艾作为一位以“乡土文学”创作闻名的小说家，在其诗歌创作领域开创了“悲夏”这一独特现象。“悲夏”作为蹇先艾诗歌中最具个人意识特征的体现，其所蕴含的生命思考和个人感受能较典型地反映他的文化心态。     

平民话语的诗歌表述

第三代诗歌在思想维度上显示出强烈的平民话语情结,把讴歌英雄、塑造主流意识的传统文寓模式引向了复写平民生活、建构平民意识的努力,创作主体在文化落差中实践着可能的选择和放弃,这其实是文化价值在商品交换中的自我消解和突破,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产物,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必然律动.     

“边缘叙事”：1990年代诗歌的叙事策略

相对于1980年代诗歌的“宏大叙事”,1990年代的诗歌则是“边缘叙事”。“边缘叙事”与1990年代特定语境中诗人及诗歌的不断边缘化有关。它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诗歌的“向内转”及对“当下性”的强调。“边缘叙事”的策略效应呈现为三个放逐：对抒情性的放逐,对主流叙事话语的放逐,对精美语言的放逐。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讨新时期大西南诗歌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研究”是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探讨新时期诗歌运动的发生发展的需要，大西南文化及其新时期诗歌发展的独特性构成了这神研究的条件。该课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新时期诗歌的消长与大西南文化的关系，二是中国新时期诗歌精神与西部精神，三是大西南文化对新时期西南特人的个性塑造，四是新时期大西南诗歌流派的地域文化阐释。     

文学体制裂缝与“第三代”诗歌呈现

＂第三代＂诗歌在1986年的群体展现之前,与文学体制的裂缝有着复杂的关系。有关朦胧诗的多次讨论,以及《诗刊》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显示出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杂糅。这给＂第三代＂诗歌的发展既带来束缚又带来时机,还影响到其文学形象的建构。思考裂缝与呈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文学历史的繁复面貌。     

权力话语的镜像表现——论中国“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

“十七年”电影中的性别话语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是一种功能、运动和关系,其意义也在这些功能、运动和关系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英雄叙事功能本身就构成一个复杂的话语系统。因此,“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研究就必须结合其他话语系统如意识形态、历史等,才能充分考虑背后的权力关系,即叙事运作的策略性关系。     

扩展与回归——戴那·乔亚的诗歌形式观

作为“新形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当代诗人和评论家戴那·乔亚在批判诗歌学院化导致“次文化”危机的同时倡导传统形式诗歌的创作。乔亚在诗歌形式方面的主张可以从“非个人化”的写作模式、“去精英化”的文化考量和“回归传统”的形式外观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三方面相辅相成，都是为了扩展诗歌功能，使之回归主流文化。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 ,有一些过去的定见需要纠正 ,“天安门诗歌”并不是当代诗歌的起点 ,这个起点 ,也即现代性的诗歌源流 ,应从 6 0年代算起 ,其代表主要有活跃在 6 0年代的“贵州诗人群”、以食指和“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地下的和非主流的知青诗歌 ;关于当代诗歌的分期 ,应该特别重视 1978年前的“前朦胧诗时期” ,并在 1978至 1985年的“朦胧诗”主潮时期之后 ,区分出两个时期 ,即以 1989年为界 ,分为“第三代”或“后朦胧诗”的蜕变期 ,与所谓“90年代”的弥散期 ,另外也要看到诗歌在进入世纪之交时期“70后出生的一代”崛起之后的新局面 ;关于当代诗歌的基本评价问题 :一是强烈的现代性向度与启蒙主义情结 ,二是必然的民间性与边缘化同在的倾向。     

文学共生场视野中的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独特的一个历史性存在,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话语姿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极为先锋,力图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来颠覆"五四";革命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作品的消费性迎合了时代情绪与读者需求;革命文学立足于上海的文化语境,与当时的现代都市文学、通俗文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的文学共生场.     

“非诗”之美——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评析兼论“第三代”诗歌

于坚,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尚义街六号》是他的成名作,被视为"第三代"诗歌"口语诗"时代开启的标志。于坚坚持以口语入诗,拒绝隐喻,关注日常生活,其诗歌理念代表了"第三代"诗歌的主流取向,论文着重分析了《尚义街六号》的审美特质,兼及对"第三代"诗歌的审美评价。     

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代创新政策实践与启示

随着新业态、新模式与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来临,创新范式发生了新一轮革新——第三代创新政策孕育而生。美国、欧盟、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践行第三代创新政策上抢先一步,并各自形成了政策实践特点。本文系统性梳理了若干发达国家的第三代创新政策实践典型案例,以期对我国“十三五”科技规划部署、新一轮的创新政策制定以及区域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