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要求及影响因素

英文版《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发行的专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刊物。从分析该英文杂志从创刊初期至2001年各年代作品选译的情况看,作为政府主办的对外宣传的刊物,该英文杂志在翻译选材上服从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国家外交需要,同时也体现我国文艺发展、变化的轨迹。杂志译介的作品虽然带有时代痕迹,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增强我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十九世纪我国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19世纪我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够重视，译介的作品数量少，且为短小的寓言、童话等类作品；对外国文学的评论介绍也很少见到。究其原因，一是传统文化的排斥；二是时代条件的制约。直到维新运动兴起，译介外国文学才逐渐受到国人的重视。     

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的译介情况经历了三个阶段:从80年代的零星译介到90年代译介数量大幅度上升,再到新世纪后进入高潮、走向繁荣。美国华裔文学在国内译介的规模越来越大,但仍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主要表现在:译本体裁相对比较单一;译介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作家和作品;作家姓名翻译不统一。     

《中国翻译词典》中“薄伽丘作品在中国”词目指瑕

论文对《中国翻译词典》中“薄伽丘作品在中国”词目中有关史实进行了核对和考证,纠正了其中的错讹、脱漏之处,补充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薄伽丘作品在大陆译介等信息。     

从接受理论看文学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本文以接受理论观照文学翻译过程,发现无论在理解还是转换阶段,译者的主观创造都不可避免,从而指出以原文为依归的单一翻译标准是不现实的,文学翻译标准必然是多元性的.     

浅窥翻译作品历时性

翻译本身是译者对原文的再创造过程,受译者对原文语言社会背景,作者及其创造目的了解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受译者本身所处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及目标读者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文将从翻译标准的变化、翻译过程出发来分析翻译作品的历时性。     

浅谈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语言文字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件难事.古今中外许多翻译家和理论家提出不少切合本国语言实际和阅读欣赏习惯的翻译理论及其方法,有的侧重于忠于原著,有的偏向于富于艺术性的"再创造",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从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之不可避免及其对于不同民族文学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广泛地存在于不同语言间文学作品的译介中。传统的翻译研究总是把它置于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对照之后的“信”与“不信”、“意译”与乱译”、“归化”与“异化”之中去讨论。现试图从接受环境对译本的影响角度入手 ,从翻译史中抽取若干个创造性叛逆的个例来分析它们的诸多成因     

翻译文学的语言品质与发展方向

谢天振的《译介学》可被视为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学研究的先锋之作,它奠定了翻译文学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被接纳为民族文学的地位,但对翻译文本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才够资格被纳入翻译文学的范畴,翻译文学被接受为民族文学后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探讨甚少。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对翻译文学进行探讨,希望能为翻译文学的界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结构化翻译语境中文学翻译意义空白的填补

在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越来越注意到了翻译主题的多元性,也更加强调了在翻译的过程中,文本的意义只有在主体间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上才会彰显出来。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翻译主体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形成结构化的翻译语境,并在翻译语境的结构特点的影响下,通过四个主要层面的填充和弥补,完成对＂空白＂和＂未定点＂的填充,从而成功完成对文学文本的翻译。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障碍

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占有重要而特殊地位,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对于提高翻译作品质量和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文化差异对翻译造成的障碍和影响,并提出几种处理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完美的翻译作品——既充分体现原文的风格、内涵又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     

我国近代科学小说翻译简论

20世纪初叶，我国文学翻译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即国外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介入。由于当时我国文学翻译处初创阶段，加上翻译目的单一，因此，译出的这类作品缺乏忠实性。然而，这些译介作品在那一特定时期发挥了启迪民智的功效。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也存在不忠实于原文的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论文学翻译的特点

一谈起翻译,我们都知道必须兼顾两面即忠实与通顺。那是指一般标准,也是对一般翻译的最低要求;对于文学翻译,仅仅这样做还很不够。因为文学作品与其他作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它不单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节的记叙,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有着巨大的审美作用。所以,对于文学翻译的要求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茅盾语)这就是说,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仅要用流畅易懂的语言,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而且还要…     

解读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

翻译的文化转向使文化翻译勃然兴起,在文化的多元性不断丰富的当今世界,文化翻译观对比语言学翻译观具有现实的进步性,语言学的对等论已束缚了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多元系统理论及解构主义理论为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提供了理论解读,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是不同于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文化交融和冲突的空间,译者作为这一空间的操控者应该尽量以第三者的视角,客观、不偏不倚地审视翻译过程。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文学翻译模糊性纵观

本文主要分析和说明了文学翻译在语言、作品、翻译过程、风格、标准以及文化层面的模糊性体现。进一步佐证了文学翻译中模糊性质的无所不在和其诱人的无穷魅力。没有模糊性的翻译必定是拙劣之作，而有模糊的译作必然是既忠实又通顺的上乘佳作。     

论“17年”知识分子叙事的启蒙话语及其艺术张力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通过塑造与自身具有同构性质的知识分子形象来演绎和论证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主题,籍此凸显进而实现自身急切的工农兵身份转变的政治意图,是＂17年＂作家普遍的创作诉求。但在实际过程中,其创作仍然草蛇灰线般延续着五四启蒙思想,从而与追求本质真实的主流话语叙事规范发生龃龉。＂17年＂知识分子叙事整体性艺术张力就此产生,极具文化内涵和审美阐释空间,在讲述话语的时代令人耳目一新。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从《格林童话》的汉译谈起

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外来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大量译介的同时，应当注意译本的质量。从儿童读者群体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文化的传输等三方面看来，有必要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引入译者主体性。从《格林童话》的几个中译本中的语言使用、翻译选材以及文化传输等三方面来考证，译者主体性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有其重要性     

文学翻译再创作过程初探

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语言活动。对于翻译标准,历来各说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不能用一个标准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翻译。而翻译文学作品更需谨慎,在综合运用各种翻译原则的基础上,至少要经过知识准备、剖析作品、语言转换、校译、定稿等阶段,才能准确表达原作的内容,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体现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色。     

基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谈张爱玲的翻译作品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在我国20世纪文学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从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角度对张爱玲的翻译小说进行重新审视,从关注女性、还原女性原作形象、增补和强化女性形象三个方面入手,探寻张爱玲自译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