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器看中山国的北方民族特色

中山国铜器的造型,除了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与北方青铜文化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中山国出土青铜器大致可分成三类：中原风格的器物、独具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器物、混合了中原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器物。在纹饰上,鲜虞人的游牧情结、狩猎习俗以及对动物的喜好在青铜器纹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榆次猫儿岭战国熊鸟纹青铜带钩的文化内涵

晋中市榆次区猫儿岭战国古墓出土的熊鸟纹青铜带钩以其独特的装饰、秀美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而成为艺术精品.此带钩钩体肖熊形,钩首模拟鸟形;采用高浮雕形式,结合模拟、写意、图案化等多种手法完美地将熊、鸟饰于一件器物之上,体现了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匈奴动物纹的特征及相关问题

在我国北方草原广泛出土的匈奴动物纹器物，其年代主要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所表现的动物及其形态与匈奴生存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亦受同期相邻文化的影响。匈奴动物纹装饰艺术形成后，与晚至北朝及中原、西南地区的同类艺术也有着交融发展。     

云南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出土铜器的再研究

云南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铜器。这些铜器制作精美,类型丰富,堪称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为进一步研究祥云红土坡石棺墓出土铜器的制作工艺,对20世纪80年代两次发掘祥云红土坡石棺墓所出土各类铜器(包括剑、矛、钺、斧、锄、动物模型、杖首)进行了成分分析,并对其制作工艺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祥云红土坡石棺墓出土的铜器材质主要是红铜或低锡青铜,含锡量很低是该墓葬群出土铜器的一大特点。这些铜器主要用作随葬明器,少数兵器为实用器。个别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已经出现了在合金中加铅的技术。其制作工艺以铸造为主,少数器物表面镀锡。这一研究成果,对今后探索洱海区域青铜时代金属技术及其文化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中国青铜时代失蜡法百年研究史略论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青铜时代是否存在失蜡法,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在详细梳理百年研究史的基础上,以重要器物出土与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为节点,将此研究分为完全失蜡法期、半失蜡法期、完全块范法期、块范法与失蜡法胶着期、空腔器物失蜡法工艺细节对比研究期五个阶段。研究显示我国青铜时代中原核心区基本使用块范法,但至迟秦时已可熟练使用失蜡法铸造器物。战国中晚期,草原文化与滇文化等边缘地区偶见受其他文明影响的失蜡法器物。对空腔器物范芯表面有机成分的检测,或可给我国青铜时代失蜡法使用问题以明确答案。     

三星堆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显示出早期巴蜀文明的独特风格,代表了我国商周时代青铜器铸造艺术的另一个高度.三星堆青铜器在造型方面像生描摹和夸张变异共用,多数器物呈现出高瘦的特质;在纹饰方面则显现出附属像生性和抽象像生性,并且在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发展;在审美风格方面,以磅礴壮阔的气势和奇谲神秘的气息展示出其独特之处,在富于变化的同时显示出统一多元的特征.     

北朝艺术考古中的粟特艺术

北朝文化空前交汇杂糅,创造出精彩纷呈的艺术。北朝考古出土了一系列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这批葬具纹饰精美,雕绘图案自成体系,代表了北朝时期中国石刻艺术的高峰。从这些现存的北朝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入手,完全可以提炼出粟特雕绘图像中常见的文化符号以及艺术纹样,挖掘出北朝艺术考古中的粟特艺术核心。通过对北朝艺术中的粟特艺术进行考古研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努力。     

碑与像的分离:青州北朝佛教造像碑特征浅析

佛教造像碑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曾盛极一时,但之后就迅速衰落。青州作为这一艺术形式向东传播的最后一站,是造像碑发展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佛教造像碑呈现出碑与像相分离的特征,和关中、河洛地区相比,首先,青州佛教造像碑在碑阳构图上从先前重龛像装饰转为直接对主尊佛像的装饰;其次,重视对主佛背光纹饰的刻画,以繁缛的背光装饰烘托佛像的神性。     

论元代陶瓷艺术的时代新面貌

不同时代会出现具有时代特色美的形式,陶瓷艺术到了元代同样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风格转变,这些变化分别表现在器物造型、釉色变化。制造技法,纹饰装饰以及艺术陶瓷上,而这些变化与当时具体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人情等各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越国玉器造型艺术特色探析——以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为例

东周时期玉器进入发展高峰期,不仅在社会礼制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表现了承上启下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追求。越国作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体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以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出土的48件玉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对其纹饰与形制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归纳出三点艺术特征：在静态的雕琢中追求动势,对线的提取与开放式韵律的追求,镂刻工艺与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越人正是通过这些纹饰与造型特征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语境,进而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及艺术追求,表达了生命意志的张扬及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之境。     

传统金银纹饰研究与启示

中国传统金银纹饰在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从分析传统金银纹饰对称与均衡的构成形式、对自然物象的抽象、概括与解构构成手法到对传统金银纹饰赋予祈福纳祥寓意,从中总结出对设计的启发之路。     

关于集安高句丽古墓壁画造型艺术的探讨

高句丽古墓壁画是我国古代高句丽民族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在实地考察、查阅文献的基础上,探寻高句丽壁画的艺术风貌和艺术特征,对促进民族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三星堆出土乐器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处早期蜀文化古遗址群,在七十余年的发掘历史中,先后出土文物数千件。其中出土的具有音乐声学性能的器物,与战国时期蜀乐器和商代乐器之间有相似之处,并表现出蜀音乐文化自身的特征。通过考证与分析研究,这些器物的乐器功能浮出水面。     

关于集安高句丽古墓壁画造型艺术的探讨

高句丽古墓壁画是我国古代高句丽民族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在实地考察、查阅文献的基础上，探寻高句丽壁画的艺术风貌和艺术特征，对促进民族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新石器彩陶纹饰的文化内涵论析

通过彩陶纹饰这一文化载体可折射出当时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先民对图腾的崇拜及创造美的能力.把握新石器彩陶纹饰文化内涵,对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艺术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新近的考古发现看斯基泰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从阿尔赞2号王陵、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墓地等处的考古发现入手,可以发现公元前10世纪前后,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斯基泰人(Scythians)从南西伯利亚来到吐鲁番盆地。到达吐鲁番盆地之后,洋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可能为了追逐更丰沛的水源来到托克逊河流域,文明继续发展,发生了社会的分层和贫富的分化,终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国家——车师。在两汉时期的汉匈斗争中,斯基泰人同汉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已经开始。450年,车师为柔然所灭,斯基泰人融入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之中。吐鲁番盆地的斯基泰人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水平。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很可能受益于欧亚草原同内陆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     

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分析

青铜器艺术是至今可见到的中国奴隶制时期最突出的艺术创造。青铜器艺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器物造型和纹饰方面。本文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分析、论述商周青铜艺术表现出的不同特色及各自的成就,启示我们创造更加辉煌的现代艺术。     

再论“令人费解之物”(“弓形器”)的用途——考古学与神话学的对照研究

本文试图从中国、蒙古、后贝加尔和南西伯利亚的考古文物出发探讨三组青铜器的用途问题。这些器物在文献记载中名称不一,其中一个名称叫“轭件”(或称“挂缰器”——译者)。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专论中国“轭件”用途的文章中,A.B.瓦列诺夫详细评述了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见解,并列举了有关的论著目录。除了上述几个地区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这种令人费解之物——“轭件”。其使用年代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时限。在中国,它们见于殷、周时期,即公元前14—7世纪。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出现于公元前约11—10世纪,即卡拉苏克文化末期;在其后的斯基泰人塔加尔文化中,这种器物继续使用至公元前3世纪。并随着时间的     

岭南文化考古学新探——以陶器刻划符号和礼制为中心

岭南南江流域出土陶器刻划符号数量丰富,刻划规范娴熟,承载着岭南地域文化信息。本文在对南江流域出土陶器刻划符号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南江流域所处的地域环境及考古学文化内涵,对其刻划符号进行科学的释读;进一步联系南江流域大量特殊的出土器物,如玉装饰品、铜鼓、编钟等,研究探寻岭南文化中礼制的发展轨迹。     

王子午鼎的工艺创作价值研究

青铜器的工艺创作是一个完整系统的过程,多数器物的铸造、造型、纹饰、铭文四位一体,紧密结合,构成青铜艺术独特的美。王子午鼎鼎形高大,器型形式感较强,铸造工艺精湛、高超,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精细、新巧,铭文书体整齐、优雅,突出地表现了春秋时期的青铜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精美绝伦的王子午鼎,在当代仍具有较大的工艺创作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