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宗教根源--莫尔特曼生态思想述论

莫尔特曼认为,用"生态灾难"来描述当今的生态危机是准确的,因为当今的生态危机是整个系统的危机,不仅是人类自然家园的丧失,而且也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错误的上帝观,即人认为因为其与上帝的相像而自认为是自然的主人,为此,他提出人类的自然化,认为自然具有主体性,而人类才是客体.莫尔特曼的生态思想突破了传统教会对待生态环境的主要模式,既不是简单的伙伴模式,也不是管理模式,更不是统治模式,而是人与自然充分和谐的生存共同体.这种以生态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对于人类改善自我意识和洞察力,对于基督教在现代发展中的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思考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休闲的生态哲学解析

休闲本身就是生态的。休闲的生态本质能促使人类走向生态文明。休闲不仅关系到个体人的生态生存与生态发展,也关系到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休闲有助于维护人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助于促进人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满足人的精神系统的需要。休闲可以通过丰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促进社会全面平衡发展,最终促使社会走向生态文明。在休闲体验中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动,从而使人与自然共同走向生态文明。     

试论恩格斯技术观的人学向度

技术观是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恩格斯从人学视角理解技术,从而赋予了技术丰富的人学内涵。恩格斯技术观的人性本质是建立在人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以技术为核心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时技术是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技术的异化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反映,并在人的社会关系、生产活动以及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扬弃技术的异化,需要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人与自然的和解中科学利用技术,以技术实践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技术的人性复归。     

自然的三重特性及其生态伦理审思

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自然所蕴含的三重特性及其所伴随的三个历史阶段逐渐为人类所认知，并显示出独特的生态伦理价值。第一阶段，自然具有自在性，表现为抽象性、实体性和复多性。其生态伦理价值在于人对自然的崇敬和畏惧。第二阶段，自然具有他在性，表现为不可知性、历史偶然性和人的意志能动性。此阶段内，上帝凌驾于自然之上，不仅表现出宗教对自然的压制，而且也逐渐展现出人与自然对立与割裂。第三阶段，自然具有有机性，表现为科学技术的构成、技术理性资本化与自身矛盾。生态伦理价值所展示的则是人的关怀，形成人与自然的既对立又同一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今生态文明的主题。自然生态既是科学的奠基性实体，也是技术的对象，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理性危机与可持续性伦理基础

人类的过分理性化以及有组织的控制自然过程，是导致现代社会发展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从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应该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局限性，唤起人在理性地与自然交往的同时，应该注重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建设，在进一步的生存实践中重新寻找促进“平衡”与“和谐”的行为规范。     

绿色价值观与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复杂性科学哲学的视野

绿色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价值观,其目标体现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复杂系统的目的性行为以及多目标多层次控制范式,为理解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与道德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视野和系统哲学思维。因此,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应着力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绿色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自组织进化、序参量与价值突现进行复杂性科学哲学的分析,将为我国绿色发展实践,特别是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     

追寻自然的精神价值——解读生存论视角下的爱默生自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并进而影响到人的生存问题，问题的出现迫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认为，爱默生从生存层面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到精神的领域，赋予自然精神价值和道德审美价值，并通过回归自然来提升人的精神世界，解决时代难题，他的这一思想解构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建构了人与自然关系在更深程度上的和谐，高扬了自然的地位，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的生态美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生态美学实现了对自然中心美学和人类中心美学的双重超越。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认为生态美并非自然界的自在之美,而是实践基础上的生成之美。马克思论证了私有制下人的感觉异化,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指出只有全面超越资本主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对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生态美学思想,既不能脱离其本真精神,也要与时俱进地与本民族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     

基本内涵、规制危机到转型路径——乌尔里希·布兰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探析

面对当前亟待解决的生态难题，乌尔里希·布兰德在吸收马克思自然观、调节学派规制理论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强调自然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与占有的，并从社会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双重维度构建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框架。在“社会的自然关系”架构下，布兰德批判性阐释了资本主义的规制危机以及作为危机应对方案的绿色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旨在实现社会生态转型。作为生态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布兰德揭露了根植于北方国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危害，虽因淡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陷入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但他对和谐公正的“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追求，有助于我们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为中国引领全球社会生态转型提供时代理据。     

绿色视界:生态思维与节约型社会

生态思维是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并以其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思雏方式。它既有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存在关系的多元性和价值联系的多样性。有机开放性和有序循环性，资源有限性与认识无限性等特征；又有协调人的自然与社会属性的双重性，渗透人的思维与行为习惯的双向性以厘辐射人的环保与发展能量的双效性等功能。生态思雏的系统研究和全面培育，对于强化人们的资泺节约意识与和谐发展理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叉。     

农耕文化的伦理价值与绿色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是以农耕伦理价值的构建为基础形成的,农耕文化伦理的核心是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蕴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农耕文化伦理体现出丰富朴素的绿色生态意识,它与绿色发展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探寻农耕文化伦理的传承路径,对新时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21世纪哲学观的新变革

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总是被人们在多种意义上来理解，但如果从思维方式上来理解哲学，那么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就只能作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理解、作哲学现的理解。这样，对科学哲学的追寻与批判以及人类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发展、人类需要的发展、人类思维的逻辑都使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向成为21世纪哲学观的新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和谐发展图景及其实现路径

和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所描绘的美好蓝图，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实践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追求和目的归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要实现和谐发展蓝图必须处理好三大矛盾人自身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而要处理好这三大矛盾、实现和谐发展蓝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加强人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这三大学科相统一的“大科学”的研究，以便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

自由是现代人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来讲,现代人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视为征服自然的自由,做自然的主人是现代人的光荣梦想。然而,自然本身是不可征服的,认识了个别事物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认识了自然本身的必然性,并且征服自然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和人在自然面前的不自由。扬弃征服自然的自由,需要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由。生态自由是人与自然整体相统一的自由,是克服了人与自然根本性对立而生成的自由。生态自由能够担保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做到人自由也让物自由。     

旅游解说规划理论的应用与示范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时,既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拐点,也是一个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拐点。在这个阶段,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关系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变化。在21世纪以来,民众出行旅游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在出行旅游中对自然、文化方面的知识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的。但是,在我国的很多旅游区中,     

从价值论看"生态人"的合法性

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要求人类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生态人”的合法性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三个层面的价值观论证表明：当今时代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价值观，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人”。     

从分化到汇合:科学与人文的历史走向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当代许多社会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教育改革、人的自我完善等)都与此有关.两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有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     

技术理性的生态审视

源于古希腊追求智慧的理性发展而来的技术理性原本是为了追求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居而蕴含着生态价值的,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技术理性不断僭越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对立引发生态危机而导致其生态缺失。科学技术尽管不是万能的,但作为人作用于自然之间的中介,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美好社会还是离不开科学技术。对技术理性进行生态审视,就是让技术按照生态的要求作用于自然。对技术理性进行生态建构是时代之需,明智之举。     

生态人类学视域下技术的文化属性

生态人类学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因此,基于生态人类学视角研究技术的文化属性,实际上就是把技术作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文化纽带加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审视,技术结构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负载的,技术功能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节制的,技术应用是对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调适,技术对象具有反馈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机制。     

当代技术风险的自然主义之殇

当代技术风险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如何解决这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使人类在技术应用形成的非平衡性、不可逆性、复杂性过程中,重启在自然中发生又回到自然的理性过程,这是人类文化实践的过程,又是技术自然化的过程。从技术风险的自然理解,到技术风险的唯理性、隐喻性和实践性,把技术运用的不确定与人类生存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基于自然主义理性前提的技术风险是科学文化实践的的逻辑演进过程,技术风险的文化反思是复杂性、多元性、特色性的理性路径,它兼容自然主义文化实践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