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凶器抢夺”之刑事立法解析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关于凶器、携带和＂携带凶器抢夺＂的主客观构成的理解以及抢夺数额在＂携带凶器抢夺＂中的意义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澄清。立足犯罪体系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凶器＂应当以可以产生足以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为标志,＂携带＂应具有随时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并根据主客观情况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对＂携带凶器抢夺＂进行了详解。另外,＂携带凶器抢夺＂构成抢劫罪不应以数额较大为要件。     

从一件审查逮捕案件看如何区分适用刑法第267条第2款与第269条的问题

案发前,程正华与程东合谋抢钱,并向程东出示过匕首,案发时,程正华亲自抢包,但未向被害人出示过匕首,程东假借问路,阻拦被害人及时抓捕程正华,后逃跑,程正华不知主犯用匕首拒捕的情况。程正华在逃跑过程中,使用随身携带的匕首抗拒抓捕。程正华没有向被害人明示或暗示凶器,仍然应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而不是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事后抢劫,程东对程正华携带凶器这一构成要件事实有认识,并且为之逃匿提供帮助,也构成抢劫罪的共犯,两人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①第4条规定的情况,应适用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规定,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之我见

抢劫犯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历来为各国法律所重点打击。但我国刑法第267条第二款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暴露出明显的不合理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抢劫罪的定性,罪质,与抢夺罪的本质区别,刑法预防目的等万面进行探研,得出对这一条款进行适当修改的结论。     

盗窃转化为抢劫罪相关问题分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转化型抢劫罪是犯罪性质的转化,只要罪犯实施了暴力等行为就构成既遂。而行为人入室盗窃后使用暴力脱逃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不仅要看行为人实施的暴力是否发生在当场,而且还应看其实施的暴力程度是否达到了使他人不敢或者不能抓捕的限度。     

论转化型抢劫之“暴力”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即所谓的＂转化型抢劫罪＂。依据本条规定,＂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重要要件之一。而本条所规定之＂暴力＂所包含的行为方式和程度如何,以及本条所指之＂暴力＂与《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之＂暴力＂有何关系,将是下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对抢劫罪中抢劫主体问题的探讨及研析

抢劫罪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严重犯罪之一。本文对抢劫罪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及其是否仅限于一般主体进行了探讨,并对刑法第289条的首要分子构成抢劫罪的理解问题作了研析。文中就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情况予以分析。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关于主体刑事责任年龄最低规定,适用于刑法第263条、刑法第267条第2款部分规定及刑法第289条的规定。而不适用刑法第269条转化抢劫罪。     

论金融犯罪中的罪数不典型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规定定罪处罚＂属于想象竞合犯。《刑法》第171条第3款属于吸收犯的情况,不属于牵连关系。行为人自己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然后用自己伪造的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的,应成立牵连犯,属于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牵连。《刑法》第197条的规定实质上是一个牵连关系和一个法条竞合关系,而不是结合犯。另外,将从重情节也理解为结合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贪污罪的定罪数额与情节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383条关于贪污罪刑罚的规定有一些不足之处,其相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不少争议。笔者针对该法条定罪数额的立法模式、定罪数额的合理性以及定罪情节的规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分析论证。     

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一罪与数罪

根据新刑法第238条第三款的规定，一般人认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应构成非法拘禁罪。给者认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不只成立非法拘禁罪，而应结合该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并区分该债务是否合法、索取的财物与债务数额比较之多寡、使用暴力的不同时间等案情，分别以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甚至以非法拘禁罪或者绑架罪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论抢劫对象特定化——从李政、侍鹏抢劫案切入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抢劫罪的加重处罚事由，基于该加重处罚事由，在进行罪量上的考察之后。引发了该加重罪状的罪刑不均衡的内在危机，李政、侍鹏抢劫案是符合我国现行立法的刑事司法案例，但同样沾染了刑法第263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之实质不合理性，科处了过度的刑罚。     

龚建平"黑哨"案一审判决定罪问题评析

“黑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足球俱乐部和广大足球观众利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我国足球职业联赛中的裁判可以以准国家工作人员论。“黑哨”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特征,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从曹保章案看我国环境刑法适用的尴尬

曹保章案是一起典型的与环境污染有关的重大犯罪案件,但适用现行刑法有关条文却遭遇尴尬: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违背了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初衷;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则存在主观构成要件的不适应.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在现行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增加故意犯罪条款.     

犯罪构成的犯罪主体条件——年龄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

根据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存在主观罪过的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行为，就可构成犯罪。刑法第17条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是犯罪构成年龄的规定，年龄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刑法在规定犯罪主体条件时，只强调行为人存在主观罪过，没有规定行为人要达到多大年龄。犯罪，就是存在主观罪过的行为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单纯出卖和购买器官的行为触犯行政法规但不构成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盗窃、侮辱尸体罪之间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应当适用法条竞合的处罚规则进行定罪量刑。     

论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

对我国《刑法》中的“盗窃未遂”进行了分析,认为盗窃未遂行为理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盗窃未遂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从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以及其他情节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盗窃目标数额巨大,一年内实施3次以上,且非危害性不大、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应以盗窃未遂定罪,且都可以独立作为盗窃未遂的判断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即可定罪处罚。     

浅谈嫖宿幼女罪的主观明知

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明知对方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嫖宿,以嫖宿幼女罪论处。200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嫖宿幼女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进一步界定为: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可能是不满十四周岁幼女而嫖宿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嫖宿幼女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把嫖宿幼女罪主观方面分为两种表现形式,即对受害人的年龄知道是不满十四周岁或可能是不满十四周岁。这一规定显然在该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有所放宽。在司法实践中“知道是“容易把握,确定性强。但如何把握“可能是“较为艰难,因此,司法实践中引起争议,直接导致定案的准确性。笔者现就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求得指正。     

论法定减轻处罚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减轻处罚包括法定减轻处罚和酌定减轻处罚。文章仅对法定减轻处罚适用中需要明确的问题进行阐述，旨在通过理论研究，正确认识与理解刑法有关减轻处罚的规定并继而予以准确适用，以符合刑法基本原则之要求，最终求得量刑之公正。     

论数罪并罚原则的几个问题

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所依据的准则。具体地说,是指法院对犯罪人在法定期限内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之后,依照一定的并罚原则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现行刑法第69条对数罪并罚原则进行了规定,但由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与数罪并罚原则相关的问题纷繁复杂,对于数罪并罚原则的适用存在争议,因此,在肯定现行数罪并罚原则的基础上,应当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关于数罪并罚的两点思考

关于数罪并罚的两点思考叶昌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数罪与数罪并罚的规定有五条，即第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七十和七十五条。其中第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条规定如何适用数罪并罚，第七十条规定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依照第六十四条适用数罪并罚，第七十...     

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新《公司法》中的科学完善

2005年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增加了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有限责任的规定，这一内容是借鉴了境外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或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原则，笔者认为（《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对此仅做原则性规定是不够的，这将可能导致公司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有违创立公司制度的本意，建议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新《公司法》中的适用要件，包括前提要件、主体要件、行为要件以及结果要件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