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三桩誓言所蕴涵的信仰民俗

从语意上讲,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窦娥所发出的血飞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的誓言,不是单纯的三种现象,它体现着浓郁的传统信仰民俗。血飞白练,昭示着窦娥的清白;六月飞雪,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回归”意识的一种体现;亢旱三年,是祈求上天惩罚人间贪官污吏的理想。三桩誓言体现了“天人感应”的传统信仰民俗。     

“宰牲节”和“开斋节”

下面是读者程惠轩和作者盛炎先后给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对“宰牲节”和“开斋节”作了辨证。编辑同志: 读了你刊第20期盛炎同志所著的《巴墓斯坦风情散记》一文,其中提到:"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太阴     

试论阿Q的典型性格与“国民性”问题

一何其芳同志在写于一九五六年的《论阿Q》一文中提出了典型的“共名”说,在写于一九六三年的《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序》里,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文学上的许多典型人物,特別是那些影响很大的典型人物,都不只是有他们隶属的阶级和阶层的共性,甚至我们讲他们的典型性常常就是指的这后一种共性。”并举例说:“像堂·吉诃德、诸葛亮、阿Q,他们性格上的最突出的特点作为一种共性来说,概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的相同或相近似的精神状态。”何其芳同     

“陷阱导学稿”连接“螺旋式上升”初探

《高中数学新课程标准》在课程内容的设计和安排上体现了“螺旋式上升”的原则，即一个模块的知识分散在不同的几本书上慢慢讲，“螺旋式上升”地呈现出数学的重要概念，定理与思想方法。     

浅谈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

浅谈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王正威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关系》中指出：“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开放活。”这为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这十七年来，国有企业试行了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承包...     

从“雕虫”到“雕龙”

在我国文论史上,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曾经历了“雕虫”到“雕龙”的转变。 春秋时代的《诗》、《乐》,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学艺术成就,但先秦的一般认识以为,“《诗》以道志”,“《乐》以道和”,(《庄子·天下篇》)可见当时的文学还未从政治与教化中脱离出来,人们对文学自然还缺乏独立的认识。     

说“驴客”

本文通过对网络词语“驴客”的分析,探讨了“类推”、“飞白”两种重要的修辞格在语法造词中的应用,指出了这两种方法的重要性,并对现代人使用流行语的心理做了浅要分析,对流行语的使用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我国女性修辞建构的“阴柔之美”

女性修辞因其修辞主体的性别特点，具有异于男性修辞的美学特质。从我国女性修辞的具体表现来看，“阴柔”是其建构的主要美学特征。“阴柔之关”是我国女性在话语修辞时，通过对语音、词汇以及语法各手段的巧妙使用得以展现出来。在语音上，我国女性对细音的喜爱使其修辞语音娇柔，在词汇上对语气词“啊”的高频使用使其语气柔和，在句子上对祈使句的巧妙调整使其表意温和。     

修辞批评应当实事求是——也谈“广义”的意义

通过对书评《“广义”的意义一(广义修辞学)的价值与局限》的反批评，指出试图以修辞研究的横向展开来否定修辞研究的纵向延伸，无助于修辞研究的蓬勃发展，从而呼唤实事求是的修辞批评。     

“共名”说试评

何其芳同志提出“共名”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也颇得部份同志的赞同,更有部份同志在何其芳同志论述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这些年来赞同“共名”说或在何其芳同志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的美学论文有:蔡仪同志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李希贤同志的《论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见《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应汉光同志     

浅谈语言表达中的让步现象--辞格新探

所谓辞格,又叫修辞格、修辞方式等,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手段,是人们在运用语言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并总结出来的,有助于语言的艺术化,可以看作是带凝固色彩的语言表达规律。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例举出来的辞格有譬喻、借代、双关、比拟、排比、反复等三十八种。若干年来,大、中学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的、修辞学者研究的辞格,基本上不超出这三十八种。谭永祥同志的《修辞新格》,是华东修辞学会出版的《修辞学从书》中的一本。在书中,作者积多年研究之材料、归纳、揭示出闪避、别解等十五种修辞新格。现在,全国唯一的修辞学杂志《修辞…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汉语对日语的影响——以比喻为例

修辞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上的一句话:“修辞立其诚”.对于修辞的研究,我国自古有之.例如:六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代陈骙的《文则》、元代王构的《修辞鉴衡》等书,都涉及到修辞学.到了近代,“修辞学”、“修辞格”一类的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32年,陈望道教授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是一本系统的修辞学书,开创了研究     

如何使高校非政治专业大学生学马列“精”而“管用”

<正> 邓小平同志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精”而“管用”是对学马列提出的两个要求,其中“精”是内容上、方法上的要求,其基本要旨是简明扼要的学习、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小平同志说:“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 B C》”。“管用”是目标、效果的要求。其基本要旨是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识问题并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小平同志说:“实事求     

歇后语初探

在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运用汉语的特有形式,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方法,丰富了汉语森罗万象的语言宝库,而歇后语就是我们祖国语言中常用的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式之一。黄克诚同志在《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一文中说:“彭老总对部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自己也风趣地说:‘我这个人爱批评人,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加点的就是歇后语。 歇后语,修辞学上也有人把它列为藏词的一种。藏词有藏前语、藏后语之分。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谁知他将到而立之年”的“而立”系来自《论语·为政》中“三十而立”,现在     

推广“露露”经验 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 我市召开“露露之路”经验座谈会 “三大活动”组委会秘书长李靖同志,副主任易建湘同志传达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对“露露”的关注重视,市委书记傅贵武讲话

2000年5月24日,“三大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征评办主任李靖同志,征评办副主任易建湘同志及《科技智囊》杂志社副社长阮胜发同志等专程赴承,传达吴邦国副总理对“露露”案例经验作出的重要批示。《承德日报》特撰文对这次批示传达座谈会进行了报道:     

修辞“化境”四题

修辞的最高境界是修辞的“化境”。这种“化境”是指修辞主体运用修辞技巧已达到出神入化，游刃有余的地步，再也感觉不到自身在刻意运用修辞技法。同时，修辞接受客体也感觉不到修辞主体运用技巧的痕迹。要达到修辞的“化境”，必须达到天然自成的反映生活和修辞主体情感的“真”；修辞与语音、语境、语体的“谐”；修辞主体对修技巧的一种独特感悟与运用的“灵”；修辞语言清新自然言简意丰的“朴”。     

也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五十年代初,在当时的马列学院讲《费尔巴哈论》一书时,中国两位著名的哲学家产生了分歧。杨献珍同志说:它是黑格尔的语言,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艾思奇同志说:这是恩格斯的语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从那时开始,经历了三十多年,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着,壁垒分明,针锋相对。     

《文选》“杂诗”浅析

“杂”在文学上一般表示内容的博杂，《文选》首次专立“杂诗”一类，历来被认为内容庞杂而不受重视。文章首先对“杂诗”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界说，指出其“诗题”和“诗体”的两重含义，通过分析《文选》“杂诗”的著录情况，进而探究此类诗歌独特的艺术特征。     

再谈“寻常词语艺术化”

“寻常词语艺术化”是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虽然限于当时修辞的发展水平，这一课题在提出之初有其缺陷性，但是瑕不掩瑜，“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一理论终究在汉语修辞发展史上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指引后来者继续前进。     

“不忠”亦可为“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的“仁”,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地方有109处(见杨伯峻《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其中,达到“仁”的一条重要的道德标准是“忠”。《论语·里仁篇》记载的一段孔子与曾子、曾子与门人的对话,说出了“忠”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可见“忠”是“夫子之道”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忠”的念义,主要是指下对上,尤其是指臣对君的一种全心全意竭尽最大努力的态度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也指对一般朋友尽心尽力的态度,如“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篇)尽“忠”的最高境界无过于献身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但是对孔子说的“杀身成仁”的理解,却被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