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自治的教训

乡村自治是近代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制度形式,是乡村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有效途径.民国乡村自治在经历了直隶翟城自治、山西村制、南京国民政府自治后最终失败,它的失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即乡村自治必须彻底打破它的封闭性,积极开放以顺应社会的发展.     

一份启示性的关于乡村问题的研究结晶--读《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

乡村自治是国家推动乡村社会转型的理想模式，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国民政府成立后，实现乡村地方自治成为一种必然的政治选择。本文着重于乡村自治组织的流派、演变、社会影响及与政府、士绅、村民之间的关系探讨，从而作出启示性的思考。     

论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基本维度——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培养

肇始于八十年代初村民自治兴起的我国乡村政治文明建设，至今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在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的缺憾与村民民主意识的淡漠。因此，必须从完善乡村政治制度和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入手，推动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村制还是制村:民国时期山西“村制”制度考察

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为加强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整合,而实行地方自治则是当时通常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山西进行创制新"村制"探索,并最终走上了乡村社会体制变革的道路。由此,国家权力不仅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正式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替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组织。由此可知,当时国家政策不仅在有计划地改造基层社会,且已成功介入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再构、权威重塑等领域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对民国时期以山西"村制"为主要内容的具体考察,可以揭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思潮兴衰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村制还是制村：民国时期山西“村制”制度考察

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为加强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整合,而实行地方自治则是当时通常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山西进行创制新＂村制＂探索,并最终走上了乡村社会体制变革的道路。由此,国家权力不仅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正式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替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组织。由此可知,当时国家政策不仅在有计划地改造基层社会,且已成功介入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再构、权威重塑等领域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对民国时期以山西＂村制＂为主要内容的具体考察,可以揭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思潮兴衰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从乡村自治到农会专政:国民革命中的乡村民主政治实践

乡村民主政治实践在国民革命时期经历了从乡村自治向农会专政的嬗变。国民革命兴起后,由作为社会职业团体的农民协会和作为民选政府的乡村自治政权组成的乡村政治模式,意味着乡村现代民主政治的蓝图初步形成。然而,这时期乡村政治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制度融合和政治妥协方面的两大难题。一方面,农民协会的阶级斗争色彩和乡村自治的平民民权性质,遭到了以民团、宗族为代表的传统体制和势力的激烈对抗;另一方面,地主乡绅与农民农会之间,国共两党之间,都不能达成实质和制度性的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国民革命中的民主自治思想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演变为民主专政思想。而这后来又被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     

再论秦汉以来我国乡村基层行政的专制性

自20世纪前期开始中外学者中有人认为中国秦汉至清末的乡村基层社会是自治型社会,这与历史实际严重不符。实际上,中国该时段内的乡村基层社会不但不是自治性的,而且还是专制性的。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农民们“囚徒式”的“自己管理自己”。指出此点有助于我们今天的乡村基层自治沿着正确道路展开与发展。     

试论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社会正加快向现代多元社会转变,利益诉求呈现多元交织,基层矛盾日益凸显。因此,要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调整村"两委"关系和提高基层村干部素质,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加强和改进我国乡村治理——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受建国后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治理国家一体化、现阶段社会转型加速和国家现代化战略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着乡村治理核心结构弱化、乡村人才缺乏、乡村治理结构服务功能滞后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重点强化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来推进村民自治;其次,应根据城乡现代化进程的节奏,实现乡村制度的有序供给和创新;第三,应增强乡村治理结构服务乡村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乡村治理,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论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及其意义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到敌后，在创建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又领导根据地广大军民开展了全方位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其内容主要包括组织乡村民众团体、开展普选运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和民主运动等四个方面，其成功的经验和不足之处为当代的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勾建和谐乡村之加强农村民主和完善乡村治理的现实原因

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中的“管理民主”问题及结合农村基层的村民自治，历史将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摆上我们的日程之内。     

基于CGE模型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

实地调查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2镇17个村的村民自治状况,以"四民主"为框架,从政治发展视角进行了分析。在临夏州乡村,目前已普遍完成了6次换届选举,村民自治有序推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的规范制度与有限乡村资源发生背离;村民自治还不能得到村民充分认可;村民自治的理想价值还受到宗教宗族等因素的干扰;村委民主选举的规范性还需加强;村务民主管理基本环节缺失;政府影响村务管理自主运行现象时有发生等。     

试论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近代中国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广大军民艰苦抗战的同时,在乡村政权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最终创造出“三三制”这一既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特征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它改变了传统以乡绅地主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国家政治权力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以现代政党组织的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乡村管理体制是新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雏形,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借鉴。     

农村治理制度的绩效评估

80年代末,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对农村治理结构进行了冲击,并引起它的转型。以制度绩效理论为参照平台,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初步的绩效评估。所选取的评估标准包括:农村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与质量状况;农民公共参与水平;社会秩序。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村治精英的角色及行为分析

村治精英在传统和现代乡村社会的治理中都扮演者总要的角色。特别是建国后．村治精英随着国家基层治理体制的变化。经历了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治理模式下角色基行为的调试和变迁过程。在新的环境下又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对依法治农和推进乡村社区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德治的伦理内涵及建设

乡村德治即以德治村,它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形成高尚治理人格,使乡村治理行为和治理过程符合乡村善治的治理模式。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需要重塑以人为本的乡村治理目标价值,重视乡贤文化,壮大乡村德治主体,夯实乡村德治的内生基础,使乡村治理符合善治的伦理要求,从而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论我国乡村精英在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中与普通村民相区别的一个特殊群体。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受当地乡村精英的影响很大,乡村精英对村民起着示范和影响的作用。目前,在我国,对乡村精英进行社会动员和必要的政治培训,把他们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从而带动全体村民最终实现村民自治,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治”方略——陕西省汉阴县的实践探索

“三治”方略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略，其内涵、体系、内在机理三方面包含着乡村治理高效化、民主化、协同化、德教化和法制化目标。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实施“三治”方略的进路是：通过强化法治秩序保障机制，强化乡村法治化治理的支持力度及加大法治化宣传；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自治”平台格局及网格化治理模式的搭建实施自治化；以完善的机构和形式作为载体，优化政策，支持、保障乡村治理德治化建设，注重村礼文化的培育和传承，以合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正向建构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国家对乡村社会拥有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从1980年代开始推行的村民选举制度，通过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村民选举的实践，逐渐实现了农民的有限自治。村民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成果，它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促进了乡村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精神，进而使乡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在新的乡村政治环境下，民意成为乡村政治的精神基础，协商成为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诚信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