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地《诗经》学传统与黄道周《诗经》学述略

闽地开发较晚,但在五代至北宋初即已有蔡元鼎这样的《诗》学专家.至朱子兴学闽地,其所著《诗集传》在闽地影响深远.受其影响,闽地治《诗》者代有人出.黄道周浸淫于具有浓郁《诗》学氛围的闽南,一生治《诗》不辍.黄道周《诗》学著述散佚严重,但经过爬梳剔挟,还是可以发现其有大量的《诗经》学文献存世.梳理闽地《诗经》学传统以及黄道周的《诗经》学研究,可以引起学界对黄道周乃至闽地《诗经》学的关注和研究,以充分揭示其特点和价值.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诗经》学误读二题

孔子论《诗》、子夏《诗序》和郑笺在诠释“风雅颂”之“颂”时,均立足于盛德;《诗序》以“美盛德之形容”释之,郑玄径释之为“容”,并将其意义界定为德行广大崇高,至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后代的学者愈来愈倾向于离开盛德这一基本点,把《诗序》、郑笺所说的“形容”或“容”理解为舞容,严重误解了先儒的本意,模糊了先秦至汉代《诗经》学对帝王德行的高标准、高要求,也模糊了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特质。“风雅颂”再加“赋比兴”被称为六义,为历代《诗经》学的核心范畴。今人在诠释赋比兴时,喜欢称引朱熹《诗集传》的说法,但往往以为朱熹把比解释为修辞学中的比喻。实际上,朱熹《诗经》学中比并非修辞层面上的比喻,而是更高一层的“作诗之法度”;被人们称为比喻的篇章,《诗集传》往往释之为赋。     

汉儒的《诗经》阐释与“诗”的经典化

从文学解释学的视域来看,汉代《诗经》政教意义的生成,是儒家知识分子与《诗经》文本之间相互对话的产物.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语境,深刻影响了汉儒的《诗经》阐释立场.怀抱经世以致用的立场,汉儒运用挖掘诗作者之"志"与诗"本事"的阐释策略,完成了《诗经》的政教经典化.     

谈《诗经》中的变文手法

《诗经》重章叠句的形式导致了诗中变文的大量出现。自从汉代人发现了“变文同义”的规律后，历代学者都用这一思路来解释《诗经》。我们学习《诗经》，一定要了解这些变文的形式特点和前人解释它们的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诗经》中比较棘手的难词问题。     

《毛诗》与《韩诗》释义比较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春秋时代,《诗三百》一度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教科书。到了汉代,传《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起于西汉初年,统称三家诗。为今文诗学。西汉时都立于学官。《韩涛》为燕人韩婴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此后传《韩     

《诗经·载驰》体式考辨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历代所传《鄘风·载驰》诗的四种不同体式,就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本文从《诗经》风、雅、颂的分类特征,《鄘风》诗乐章的体式类型以及《载驰》本诗的章句构成、复沓风格、诗义解读和用韵特点等方面,对《载驰》诗的四种不同体式及类属之正误进行考辨,以求文献传承之准确性。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所引《诗经》异文看先秦至汉的《诗经》传播

<诗>分四家,有汉以来,几成定论.然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所引<诗经>的出土,使我们对先秦至汉的<诗经>传播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做进一步研究.本文考证了帛书<五行>所引<诗经>异文,并和<毛诗>及三家诗进行了比照.我们发现帛书<五行>所引<诗经>系统和<毛诗>及三家诗存在着许多异文,绝不是<毛诗>或三家诗之中的任何一家.而是四家诗之外而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另一<诗经>系统.从而显示了先秦至汉代诗学流派的丰富性和<诗经>传播的复杂性.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马其昶《毛诗学》的经世特色及其原因探析

马其昶继承了汉代《诗经》功用为主的阐释范式,通过吸收前代及本朝治经成果,扩大了主体视野,加强了对诗中涉及的名物、典制翔实的考证,以实证主义原则揭示诗的语境,使义理的阐释更为有所傍依。马其昶《毛诗学》寄托着他经世致用的思想,希冀通过对《毛诗》微言大义的阐释,发挥其教化功能,以救时俗,恢复和重建理想社会。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派别

根据清代《诗经》研究的实际，本文将清代《诗经》学分为3个发展阶段：清初经世致用思潮与《诗经》朴学研究之风的开启、乾嘉时期《诗经》朴学研究的极盛阶段和后期今文经学影响下《诗经》辑佚学的全面发展，并概况出每个阶段的特点和重要的派别，意在为清代《诗经》研究描绘出一个轮廓和线索，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前提。     

《诗三家义集疏》中的假借字研究

本文主要对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中四家诗涉及到的假借字进行分类研究,以便对四家诗之间的假借关系进行全面的了解。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萌芽问题研究述略

20世纪，关于中国文学批评萌芽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对中国文学批评之萌芽都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有《易经》说、《诗经》说、春秋战国说、两汉说等。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判断标准的不同、意识形态以及研究方法之影响：     

唐代接受教育主模式异化研究

受进士科考录取对象之偏好制约,以德宗贞元年间为界,唐代接受教育主模式之异化可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多录取生徒,故官学繁盛;后期官学颓败,录取进士偏重于乡贡,因而私相授学占据了主要地位。后期的异化结果,一方面打破了世人对官学素有的崇仰之情,另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捉襟见肘财政的缓解,符合唐王朝的整体利益。     

古诗词和音乐相融的历史沿袭

我国的古诗词,远从上古的讴歌吟呼,历经《诗经》、《楚辞》、汉魏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均为合乐之诗。可见,音乐和诗词之间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古典诗词吟诵在我国古代诗词创作和传播中生生不息地传承繁衍。     

胡适“诗经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现代学术范式之区别于传统者,最主要表现在"专业分科细化""经典的对象化与去伦理化"及学者的"知行分离"等几个方面。回到胡适的《诗经》研究可见,不仅其研究带有实验主义的特征,而且其对《诗经》的基本认识,如关于《诗经》是否神圣经典、孔子是否删《诗》、"诗三百"某些篇章主旨、如何科学地研究《诗经》的看法,基本上对应了现代学术范式的各个特征,因而在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实验意义和典范意义。但胡适的《诗经》研究并不完善,值得反思之处也有很多。     

论“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理论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献诗陈志",帝王公卿收集诗以观民风、查民情,考得失,这些诗经整理后成为《诗经》。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从春秋始,在《左传》中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三,"教诗明志",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此时《诗》成为政教工具,孔子、孟子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其四,"作诗言志",这时把文献《诗》还原为了文体诗,诗人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荀子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尝试者,而屈原则正式开始作诗以言志。     

《诗经》与汉乐府婚恋诗之女性比较

《诗经》和汉乐府为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但时代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汉乐府既与《诗经》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共性,又有差异。因而从《诗经》时代到汉乐府时代,爱情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中女性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     

“托辞”：方玉润的诗学修辞论

清代滇籍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中国传统《诗经》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清代《诗经》文学读解的扛鼎之作。方氏解《诗经》的诸多精到之处,论者已多有论及;唯其所标举的＂托辞＂却鲜有人注意到,而＂托辞＂正是其＂原诗人之始意＂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判定＂诗＂与＂史＂之分界及拓展诗之＂言外意＂的重要手段。当然,＂托辞＂的泛化也是方氏诗学不可回避的缺陷。     

魏源《诗古微》解说《国风》诗旨特色探微

在解说《诗经.国风》诗旨方面,魏源《诗古微》颇具新颖独到之处：一是注重《诗经》诗篇本意的探讨,否定《毛诗》美刺说,大胆解说爱情诗,有助于恢复《诗经》的文学审美;其次,魏源论诗注重地理风俗视角,但没有停留在泛论层面,而是和具体诗篇的诗旨分析密切相连;同时,魏源没有古今汉宋的门户之见,在吸收《毛诗》合理因素的同时,大胆采用三家诗说,广泛吸收宋儒诗说,可谓融贯群言,兼采各家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