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生的自然和自然主体--论恩斯特·布洛赫的自然概念

自20世纪3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恩斯特·布洛赫在马克思意义上,把自然理解为一种"感性的自然界",提出了"能生的自然"概念和"自然主体"概念.根据能生的自然概念,自然不仅是无意识的最初阶段,也是人类事业的"前室".自然主体不仅仅是一个假定,而是一个存在论的根据.自然主体概念涉及一种"超自然化的地理学",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交互作用,从而自然主体造成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统觉的效应条件,即造成革命意识.     

伊斯兰文化与近代实验科学——兼论伊斯兰文化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

伊斯兰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她对文艺复兴运动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可区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但其中精神文化的贡献要远大于物质文化,而且精神文化的作用更具有本质的意义。在这方面,近代科学是一个典型案例：近代科学虽诞生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但她的实验方法论思想却是吸取了伊斯兰文化营养所结出的硕果。     

含混的自然概念--梅洛-庞蒂对笛卡尔自然观的批判反思

笛卡尔的自然实际上出自于知性的构造,它是一种祛魅的、纯粹的、自在的自然,但这种思想中还包含有许多含混之处,有许多非思辨的成分.这意味着两种自然,即"自然之光"意义上的自然和"自然倾向"意义上的自然的共存,知性自然建立在感性自然基础之上.在康德那里,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消除了这种含混性.梅洛-庞蒂本人要求把知性自然还原为感性的、前客观的、野性的自然,让我们在自然面前始终保持惊异,这种立场超越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争.     

自然分类、物理学的近似度和迪昂论题——物理学认识论方法的限度

迪昂论题和迪昂的自然分类目的观经常被人们引申出对立的观点。在物理学认识论方法的限度的语境中,这些对立和相关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自然分类、物理学的近似度和迪昂论题是迪昂在他的著作中给人们表述的物理学认识论方法的限度,在这些限度之下,作为知识的物理学理论是为了拯救现象而设计和发展的。     

论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前景

按照我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单独一物/一人/一地/一国的和谐不可能是真正持久和谐,真正有生命力的深层和谐必然是天下/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谐,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一物/一人/一地/一国才可能获得真正持久和谐。因此,中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只有化作全人类的智慧,成为全人类的世界观,世界/社会和谐理想才可能真正实现。作为全人类的世界观,“天人合一”思想至少包涵这样一些基本内容:①“天下,非一物/一人/一地/一国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以天下观天下”;②“慎终追远”,敬畏、热爱、取法大自然,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③“和而不同”,构建饱含仁爱情怀的和谐世界/社会;④从以生存为主导的价值取向转向以审美为主导的价值取向。     

赫胥黎与自然选择

在赫胥黎向公众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时,他对于自然选择的态度是复杂多变的。他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下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策略,常常使人们误以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宣传自然选择。但事实上,赫胥黎终其一生都对自然选择持保留态度,怀疑它是否能够真正地产生出新的物种。他就杂交不育问题对自然选择提出了直接质疑,坚持认为它只是假说而非理论。达尔文没有解决杂交不育问题,从而也未能说服赫胥黎将自然选择作为理论接受。     

中心法则与分子生物学的生命观

中心法则形成了分子生物学的生命现：生命世界在信息和规律上是统一的；生命的物质基础和主宰物质是不同的，生命的物质基础是以核酸蛋白质整合体系为主宰的原生质各种必要的物质组分及其实在的相互作用；生命运动的本质在于组成生命的各物质之间以及生命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之间和生命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     

自然与自然界

将自然等同于自然界,这是现代人的现代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批判现代性和保护自然环境,应该把自然和自然界区别开来。可是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由于未能区分自然和自然界,错误地将“人是自然一部分”等命题作为生态伦理何以存在的哲学根据。人只能归属于自然,而不能归属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界合二为一,人就沦落为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存在物并不能够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人是道德存在物。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罗马俱乐部的科学精神

罗马俱乐部成功地提出了关于世界前景的科学预测和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认识、对研究方法进行科学运用的过程中,罗马俱乐部的科学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清初三角学研究中的学术精神

清初中算家秉持正确的标准评判中西算法之优劣,悉心洞察前人成果之利弊,从而在三角学研究上取得丰富的成果,弥补、纠正了传入三角学知识的种种疏漏和讹误,促使三角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完善的数学分支,有力驳斥了当时拘守成法、空论疏学等不正学风。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彰显出"求是"、"求真"、"甘为津梁"、"嘉惠后学"的学术精神,对清初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犹可借鉴。     

论自然科学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

本文在深入探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目标、研究对象等方面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根据，阐述了自然科学方法向哲学社会科学渗透的途径和机制，并指出了方法移植的限度和原则。     

自然种类本质的倾向性解读

关于自然种类是否有本质的问题,本质观认为自然种类都具有本质,其划分也是基于本质进行的;而其反对者主张自然种类没有本质,分类是根据不同的兴趣和目的而进行的。面对生物学中物种和进化等的挑战,自然种类的本质观应从传统的强本质形式向弱的倾向性本质形式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