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往何处去?

数学正处在这样一个形势下面,它必须要考虑自己怎样发展的问题。从数学的外部形势来看,在我国正处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面前、处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形势面前,科学与技术也正要以新的姿态向前发展,数学应该考虑在现在这个技术革命与科学大发展中怎样发挥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怎样发挥它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了每个数学工作者的面前。数学与     

从板块学说看科学革命的若干问题

科学革命问题,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较为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已据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几个著名的案例对科学革命的一般特征作了讨论。本文拟从地球科学领域最新的一次革命,即板块学说革命出发讨论几个值得继续探索的理论问题,以期对建立科学革命的一般图象提供进一步思考的资料。鉴于板块学说的历史一般已为人们了解,故本文中这方面的叙述将尽可能缩减。1、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一些其它案例的研究已经指出科学革命虽然伴随着科学理论的进步,但它的实质不能归结为这方面的变革,而是更为重要的科学观念的变革。板块学说的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现代地学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不是因为板块构造理论简单地代替了以前的地球构造理论,而是因为以板块构造理论所代表的新的活动论地球观(或地     

大家都来关心生物学的革命

十九世纪,细胞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建立使生物学从搜集和描述材料的科学,发展为实验科学;从分析、比较、整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历史的科学。这是生物学的一次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量子力学的发展揭示了微观客体的运动规律。量子力学和大批     

李森科发表“为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而斗争一文

“苏联农业生物学”1957年5、6期上,连续刊读了李森科院士“为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而斗争”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李森科对农业生物学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所阐述,这里将有关论点摘要如下: 作者在文章开头指出了苏联生物科学的特点: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以及其与实践的联系.此后作者写道:“……米丘林生物学过去和现在都是与科学中的落后状态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着自己.它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反对着虚伪的、非科学不符合客观自然界的、所谓经典遗传学的孟德尔主义、莫尔干主义以及新孟德尔主义原理.米丘林生物学发展了作为有机界发     

论科学发展的混沌模式

本文立足于当代混沌学的理论基础，详细地论说了科学发展的混沌模式。文章提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根源于科学系统自身的内禀随机性。在随机性的涨落过程中，科学系统围绕着自身的奇怪吸引子展开，形成科学的分岔。科学分岔受到费根鲍姆常数的制约而在特定的时期引起科学系统的混沌，从而产生了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科学革命，最终它在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达到新的有序。     

生物科学面临的一些问题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生物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在未来世界里,生物学无疑是科学中的一个热门。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面临着粮食、人口、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都与生物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分析国内外生物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景,预测生物学发展     

近代科学起源的环境与时机——接着巴特菲尔德论"近代科学的起源"

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描述了近代科学起源与发展中一系列重要的革命事件及其重要意义，但它并未对近代科学起源事件本身做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笔者引入现代进化生物学的边缘物种形成理论对此进行研究，以为近代欧洲相对边缘的地理位置、文化交流与中断的特殊时机是这一起源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物理学革命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张力

二十世纪初爆发的物理学革命在科学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核心思想和方法纲领都有深远影响。通过分析物理学革命对科学哲学三个流派的影响,开辟了在语境论基底上融合证实、证伪和范式方法的新视角。     

生物科学的发展趋势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相互渗透,不断在几门学科交界的边缘上生长出新的学科。回顾生物学近二、三十年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出它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与物理科学结合。在生命现象中,有许多看起来十分复杂甚至难以理解的事情,如果找到它的物理和化学基础,规律就较容易掌握些。遗传密码的发现,揭开了生命遗传现象的奥秘,这是物理科学向生物学渗透而建立分子生物学过程中的重大成就。这类事例是很多的。第二个方向,是与技术科学结合。首先是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生物学的发展。近年来电子显微镜、电子计算机以及光谱、波     

学科交叉与分子生物学的革命和发展 --纪念DNA双螺旋模型建立50周年

20世纪生物学最激动人心的大事就是50年前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作为纪念，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阐明这场分子生物学革命的方法论动因：物理化学技术在分子生物学中的运用。化学在生物学中的运用随着有机化学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进行，然而，物理学方法在生物学中的运用却需要理论的勇气和胆量。玻尔、薛定谔等对物理化学方法的倡导，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应用物理学方法研究分子生物学问题的资助等促使大批物理学家向生物学转移。同位素示踪方法、X射线衍射分析、超速离心技术等的应用推动着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性发展。20世纪末和新的世纪，计算技术、应用数学和信息科学方法代替物理学方法成为推动分子生物学发展的新方法。     

地学思维史简论

地球科学,严格地讲,是一门现代自然科学。它是研究地球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学问。地学思维的基本内涵是现代地球科学工作者关于地球问题的深层认识。它是地球客体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综合反映。追溯地学思维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地球科学的发展史,同样也离不开对地球科学的基本组成、地质学、地理学、海洋学和气象学等学科历史发展的考察。     

从整体论、还原论到新的整体论——论生物学方法论的革命

在生物学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次方法论的革命,并因此带来了生物学范式的三次转变。第一次整体论方法论革命是把生物作为整体进行科学研究,其主要代表学说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二次还原论的方法论革命更多地深入到生物的微观结构来研究生物的机制和功能,其标志理论为分子生物学。第三次新的整体论的方法论革命则体现了多种方法论、研究进路以及最新科技手段的多重融合,其代表学说为系统生物学。三次革命所呈现出不断递进的过程揭示只有对认识论的原理层面产生作用的方法论才是更为先进的方法论,也才可能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探索产生深远影响。     

合成生物学的知识伦理问题初探

合成生物学和所有高技术一样面临"两用困境":是造福人类,还是滥用知识而危害人类?这是生命伦理学家对合成生物学发展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发展"知识伦理"来探究合成生物学知识的产生和使用、科学工作面临的责任与规范以及如何制定有效的关于知识错误传播与滥用的减少风险战略显得极为重要。通过伦理分析,我们认为,针对知识滥用需要适度的伦理管制,对科学家在知识错误传播和滥用的问题上需要仔细区分责任,而知识的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也不能完全剥离,而是应该在追求知识的真理性的同时造福人类并规避风险。     

社会总体科学能力分布比较研究

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本领和“内在动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又分布在各个地区(各省、市)和地区各系统、各行业之中。研究国家或地区的科学能力的状况和发展问题,需要研究它在有关系统的分布状况和作相应的比较。要定量地表述科学能力在有关系统的分布状况和作分布比较,必须建立它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公式。本文就科学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布比较计算公式,它们的应用和验证等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     

从“量子论”的诞生看科学“遗产”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

有关科学发现的产生问题(generation)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是侧重于一个科学发现在思维方面构思成形和产生的过程。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考察发现活动的主体——科学家的智力、心理、能力等特点;科学家经历了怎样的思维、心理或情感的实际过程而导致了一个科学发现的诞生,以及这些过程的实质、规律等等。按照这种考察角度我们可以说,科学发现是由科学家作出来的,是在科学家的头脑中诞生的。本文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导致科学发现产生的某种客观必然性,探讨的重心不在科学发现活动的主体方面而在发现赖以产生的客观理论背景方面,即要解剖某些“伟大的发现”的理论内核及其结构,分析当时成熟的理论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系网络以及“发现”客观上在其中孕育的程度,和它不可避免将要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科学探索的逻辑——波普尔科学哲学述评

卡尔·R·波普尔的全部科学哲学,归根到底是要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科学知识是怎样增长的?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犹如“探照灯”([1],第346页),它总是把探索的光柱投向遥远的未知国土。它总是在追求着,尝试着,寻觅着。科学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完备的知识系统,它总是有待于改进、有待于完善的活的机体。探索的道路漫长而崎岖。人类的理性不能保证每一认识都正确可靠。“科学是人类心灵的壮丽的探险。”([1],第361页) 因此,科学要求思想自由翱翔的广阔天地。在历史     

试谈库恩的 不可通约性 论点

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ories)论点,自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于1962年提出以后,受到了科学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到科学进步的本质,涉及到理论选择问题,尤其涉及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冲突和争论,所以,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我们知道,库恩强调科学的发展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出现。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使他闻名遐迩。他的理论被称为科学革命的理论,他被称为“革命论者”(Revolutionism)。标志着这种革命变化的,则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库恩说:“从科学革命中实现出来的常规科学传统,与先前的传统不仅逻辑上互不相容,而且两者经常在实际     

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记赖尔和达尔文的友谊

赖尔和达尔文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两位杰出科学家。他们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关于他们所以能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亲密友谊却了解得比较少。赖尔和达尔文之间的友谊非同寻常,它是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发展科学的共同理想中凝结成的。如同他们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一样,他们的友谊也堪为世人的典范,是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农业“八字宪法”的辯証法座談会

今年三月二十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农业“八字宪法”的辯証法座談会。参加这次座談会的有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农业大学以及其它有关单位和院校的农学工作者、生物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等共约七十余人。会議围繞着农业八字宪法对发展我国农业的伟大意义以及八字宪法的哲学意义等方面作了了热烈的发言。大家都談到,自大跃进以来,八字宪法对农业生产已显示出无比的威力,并且它的潜力是无穷的。八个字之間是相互联系、相互推进的,是作物生长     

关于《原理》产生的背景、过程和争论的历史考察

1987年7月是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与宇宙的系统》(以下简称《原理》)一书出版300周年。《原理》是牛顿完成近代科学革命和奠定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划时代巨著,对300年来科学发展产生了人所周知的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在纪念它出版30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它产生的时代背景、过程和引起的激烈争论,以及牛顿为此做出的一系列贡献,予以回顾和考察,以期从中吸取教益和启示。既缅怀于古人,又有利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