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争论实际上是西学与西学的一场争论,他们的思想来源都来自于欧洲。关键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主张要从西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以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功利性,弘扬中国文化的美学特质,所以他们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他们强调对西方学说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慎重择取。在一定程度上说,“学衡派”具有更健全的中西文化观。     

“学衡派”与《学衡》之兴衰

《学衡》从创刊到结束,历时11年,其间经历了开端、发展、停刊、复刊、坚持到落幕。除却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方面各类因素的影响,学衡派同人及其他撰稿人群的人事更替,也左右着《学衡》之兴衰。     

论“学衡派”保守的现代性诉求

"学衡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它具有独特的现代性特征。由于历史语境的误置、评价标准的错位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学衡派所体现的现代性特征长期与封建复古主义等联系在一起。     

“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论清初“岭南三家”词——兼论“岭南词派”

岭南词从清初开始崛起,此期以“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为出色。大均词多抒写故国之思与哀怨之情,词风雄浑,词境开阔,想像飞腾,成就甚高;梁佩兰词清刚幽峭,陈恭尹词寄托深远,亦属出类拔萃者。“岭南三家”使得岭南词坛风气大开,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意义。屈大均、梁佩兰又和岭外词人有词学交流,这对于扩大岭南词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学界素有“岭南词派”的观点,此说不能成立。     

“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变奏——论“山药蛋”派的农村叙事

“山药蛋”派的农村叙事在农村小说的写作史上自成一支，蕴涵在其中的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从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和集体茏罩下的个体两方面得到了呈示。这种双重的变奏显现在“山药蛋”派的创作中．构成了一种内在的标识。     

关于“白马湖作家群”与散文“白马湖派”之辩——兼议该流派风格特征的存在

在白马湖文学群体概念的表述中,主要有两种称谓:一谓白马湖作家群,二谓现代散文白马湖派。通过考察白马湖散文家群体之形成流派所显豁的共同美学追求与风格特征,讨论其认定流派的种种客观的学理依据,进而阐释现代散文白马湖派,作为一个体现流派特质的散文作家群体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其散文白马湖派的称谓是相宜的。     

高等教育“适应论”真的是历史的误区吗?——兼谈高等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潘懋元先生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观点已得到我国学术界的公认。有学者将潘懋元先生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总结为适应论并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否定和批判,并判定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本文在尽力还原双方观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学者所谓的适应论是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一种误读,理性引领说中的很多观点虽有价值但是过于理想化,同时它对适应论的批判存在着误批和过度批判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理想应该立足于现实,在适应社会中引领社会,实现现实和理想的结合。     

“无心插柳柳成荫”——论《现代》杂志与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

探讨《现代》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编者在社会变动中采取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立场,大量译介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中的努力实践使得本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潮流的《现代》,却于＂无意＂中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潮的崛起。     

偏执与错位——荆州“10·24”事件折射出的教育问题

湖北省荆州＂10·24事件＂的惨痛事实表明,从中小学到大学,在校学生的求生能力群体性欠缺。在校生是教育服务的对象,也是教育的产品。在校学生群体性求生能力欠缺表明我国的教育存在着偏执与错位的问题,应当采取措施,纠正教育的偏执,促其归位。     

也谈礼貌的相对性——兼评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

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是一种策略性的礼貌理论,适合描写和解释西方文化中的礼貌现象,对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解释力不强。同时,不同文化中表示礼貌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人们用以判断礼貌的标准具有差异性,所以礼貌是相对的。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忽略了中西面子的文化差异,没有区分真实礼貌与虚假礼貌,也未提及礼貌与文化语境的关系,因此具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论梁漱溟先生建设中国社会新秩序的思想--兼谈本土资源派与法律移植派之间的论争

梁漱溟先生认为传统是新秩序的立基之本,建设中国社会新秩序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借鉴是新秩序的活力之源,即必须借鉴西方的团体生活样式来组织中国民众,激发中国人生命中固有的人生向上的真精神,这样才能使中国社会结束散乱局面,形成合力。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本土资源派与法律移植派之间关于中国法治化道路选择的论争实是梁漱溟先生已有思考的继续。     

谈《词论》的作者问题——兼与邓子勉先生商榷

关于《词论》的作者,词学界普遍认为是李清照所作。近来邓子勉先生又依据元人一则材料,提出了《词论》为李格非所撰的观点。笔者以为邓先生的推断多有不严密之处,继而认为在没有确凿材料发现之前,《词论》为李清照所作之说应更为可信。     

是“取消派”屈膝讨饶 还是英雄据理抗争——兼论陈独秀法庭抗辩的特点

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对所谓的“叛国罪”和“危害民国罪”的无端指控,先后采取独立证明法、推理反控法等多种方法进行抗辩,其逻辑严谨,雄辩滔滔,以理辩驳,言辞凿凿,特点鲜明,技巧绝妙,俨然一位原告的气派慷慨陈辞于法庭之上,既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同时也将国民党离经叛道和祸国殃民的罪恶昭告于世人,彻底否定了《红色中华》关于陈独秀“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的恶意中伤。     

明人的创新观与集大成意识——以“七子派”为个案

明人论诗普遍具有集大成意识,尤以七子派最甚。其基本内涵是：应师法典范作品,借鉴前人优秀创作的成功经验,集众之优而成就己作,从而创作出优秀作品。创作以集大成为创新,是明人面对创作的现实困境做出的选择。在实际创作中,集大成意识会导致模古流弊,但它强调继承、借鉴前人优秀的创作经验,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中国文学中的“情”、“味”、“境”——兼谈王文生《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

＂情＂、＂味＂、＂境＂是最能体现中国抒情传统文学旨要的核心概念,也是王文生对古典传统研究自始至终所执着追寻与探视的人生审美理想。《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是王先生继《论情境》后推出的力作。其最为新颖之处无疑是＂以情味之线,牵美学之史＂。他从中西文化语境纵观中国传统抒情文学并逗引出＂情味论＂,并对＂情味论的历史发展＂作了交互式的潜在整合、梳理和大胆果敢的纠评与言说,给人以深刻的启悟。     

畅言“火花派”的得失与“汾水派”的未来——兼论赵树理的风格及其影响

新时期的新文艺,新在哪里?要攀登文艺高峰,高在哪里?一句话,文艺必须现代化.关于这个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而《山西日报》开展“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讨论”,则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更有助于山西省文艺的进一步繁荣.(一)“山药蛋”的文苑     

危亡变局下的理想、传承与功取——浅议“战国策”派产生的原因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涌现的一个非理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因其思想观点的偏颇而备受诟病。该派别的形成主要源于抗日御侮的严峻现实、近代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和国家主义派以及外来的尚力思潮、尼采哲学和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     

试论冯梦龙的戏曲理论观念——兼论其戏曲理论与原创作品之间的"错位"

冯梦龙的戏曲活动,集中体现在他精心选编更定的<墨憨斋定本传奇>中.其中的精彩点评充分体现了他对古典戏曲的独到理解,不乏颇有见地的理论创新.但是,这种深厚的理论素养,只是指导他将名家名作改编的更为完善,却没有给他带来原创上的成功.这种"错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与他的理论家身份分不开的.     

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论概说——兼论西方现代哲学“语言转向”的实质

西方现代哲学的特色在于方法论。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所谓“语言转向”,其实只是其“方向论转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是方法论转向的一部分。这种方法论转向决定了西方现代学理论的批评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