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台湾《歧路灯》研究述评

《歧路灯》在台湾的研究是从1980年中州书画社首版《歧路灯》传入开始的。1982年前后为批判性泛化研究,以大陆学界热议论题为批判对象,有意识形态对抗特征;1985年前后为文学性细化研究,聚焦小说观念、结构、人物形象及叙事艺术等方面;1996年以后进入文化研究阶段,以宜兰大学吴秀玉教授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的出版为标志;2000年之后进入专题研究阶段,但学术难以为继。自2010年"《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以来,台湾的《歧路灯》研究又开始活跃,专题研究更趋深入。     

《歧路灯》中的戏曲活动

清中期长篇小说《歧路灯》的108回中,有56回涉及戏曲描写,涉及演出剧目18种32出。《歧路灯》为我们全面展现了戏曲种类、演出剧目、演出程式、服饰道具及演员的社会地位和戏曲的社会作用等方方面面。透过《歧路灯》,我们可以更形象地了解明清之际河南乃至全国的戏曲发展状况。于此同时,作者李绿园还通过戏曲活动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明清之际理学影响下的典型戏曲观。     

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美学特征

艺术结构是戏曲叙事美学的重要范畴,戏曲作品的结构精当与否,是直接影响作品审美价值的关键。《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激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     

《歧路灯》叙事艺术论

《歧路灯》叙事艺术在故事建构、框架布置、情节设计与节奏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诸如以人家之"根柢"为叙事原点,一人为"中心"与双线结构,"三复""六复""七复"情节,"五世叙事""二八定律"与"六回节奏"等,皆模拟而有创新或属独创,体现了李绿园高超的叙事艺术。其独具特色,自成高格,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堪称"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外第七大章回小说名著。     

剪灯再话《歧路灯》——评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

《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是杜贵晨在其1992年出版的《李绿园与〈歧路灯〉》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系统论述了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学术史;二是全面、深入探讨了李绿园的生平与家世,形成了《李绿园传略》;三是以首、中、尾的分法对《歧路灯》故事情节进行了结构、文化分析,在文化背景中深刻诠释了小说的艺术特色;四是对《歧路灯》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学史定位进行了合理分析和客观评估。     

《歧路灯》中的"把"字句

《歧路灯》中"把 名 谓语"其谓语可以是复杂的结构形式,也可以是单个的动词;根据"把"后宾语与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可将《歧路灯》中"把"字句划分为处置义、使役义、处所义、工具义等类;"把""被"融合、主语后置、宾语加长以及谓语空缺等是《歧路灯》"把"字句的特殊形式。     

《歧路灯》的文类归属及家训主题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歧路灯》视为世情小说、教育小说或家庭小说。然而其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明显的训诫教化特征和略显疏散的叙事风格,始终与上述定位不甚匹配,影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认定和评价。鉴于明清时期家训撰写的普遍性,结合李绿园的社会身份及写作意图,依据《颜氏家训》等确立的家训文学类属标准,将《歧路灯》视为"家训小说",更利于其主题阐释和价值评估。     

第二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30—31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50多位专家学者就《歧路灯》研究中的新成果、新进展进行热烈研讨。本届会议主要涉及《歧路灯》的道德教化功能、语言文学艺术、李绿园生平家世等问题。此外,此次研讨会还成立了《歧路灯》研究会,搭建起《歧路灯》研究和交流的坚实平台。     

《歧路灯》词语校勘补遗

中州书画社1980年出版的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在一些词语的校勘方面还存在明显问题。本文利用同书及同时代词语用例、《歧路灯》清代抄本以及方言用法等，对部分失校词语进行补校。     

融媒体时代《歧路灯》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

《歧路灯》被誉为中国小说"教育题材的滥觞",是我国"世情小说"发展的重要一环,近代著名学者冯友兰、朱自清等都曾给予很高评价。当前,尽管在小说专史研究领域大家已经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歧路灯》的价值所在,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严重缺位。《歧路灯》陷入如此尴尬的传播境地,值得学人进行深刻反思。在媒体融合时代,我们认为《歧路灯》的传播要想突出重围,可以尝试以下策略:及早推出一流校注版本,进一步扩大其海内外影响力;早日达成学界共识,进一步凸显其文学史价值;切实做好新媒体推介宣传,全方位扩大其影响力;重视影视艺术改编跟进,适应当代社会的传播需要。     

《歧路灯》中“叫”字句的兼语结构的考察

本文考察《歧路灯》中带"叫"字的兼语结构,分析几种结构类型。     

《<歧路灯>词语汇释》补遗

《歧路灯》是清李绿园用河南方言创作的一部长篇白活小说,书中记载了丰富的河南方言口语词汇,河南大学张生汉教授出版了阐释《歧路灯》方言词汇的专著《〈歧路灯〉词语汇释》,收词较完备,但小说中“古董”、“费气”、“厮跟”等词在今洛阳等地方言中仍频繁使用,张教授的专著中却并未收录,现试做补充.     

水浒的融入：两部清代《金瓶梅》传奇戏曲考述

郑傅本和傅图本是清代两部有关《金瓶梅》题材的传奇戏,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傅斯年图书馆,又见于《古本戏曲丛刊》和《俗文学丛刊》。两剧版式行款相同,卷数相连且情节前后贯穿、照应,应为同一部《金瓶梅》戏曲残存的前三卷部分。剧中所引水浒戏有《双飞石》和其他佚名戏曲,其中《双飞石》的部分情节存在改写现象,而所引《金瓶梅》戏曲的具体剧目尚待进一步考证。剧中各出戏的顺序安排和两条叙事线索的情节发展相互对应。此剧作者有意尝试使用两条叙事线索,在正反对比中宣扬贞洁观念。水浒的融入成为清代《金瓶梅》戏曲值得关注的一种改编现象。     

文学经典与“可居”奇货——《歧路灯》的现代传播主题研究

1911年至1949年是<歧路灯>传播的第二时期,它的开始,是以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歧路灯>的传播主题渐趋多元,除了承续第一个传播时期"教育"、"淑世"的思想外,"商业利益"、"传统文化的复归"也成为了传播的主题元素.     

对《歧路灯》、《红楼梦》、《儒林外史》饮用义动词的考察

在《红楼梦》、《歧路灯》、《儒林外史》中,动词"饮"是个旧词,但使用频率仍然很高,不过绝大多数针对"酒",基本上不用于"水"、"汤"。《红楼梦》前80回、《歧路灯》、《儒林外史》中,表示饮用的"吃"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喝",但程度有所不同,《红楼梦》前80回中"喝"比较活跃,《歧路灯》居其次,《儒林外史》中的"喝"最不活跃,出现频率很低而且只与"酒"、"茶"相搭配。在饮用这一义位上,"喝"与"吃"的嬗代消长呈自北向南推进的态势。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北方官话词汇的内部差异和发展变化的趋势。《红楼梦》后40回"喝"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吃",而且"吃"则不用于"水",从"吃"、"喝"的使用情况看,《红楼梦》后40回的语言较前80回更接近于现代的北京话,同时也说明"吃"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最终从流质食品退出来的过程,是从"水"开始的。     

《歧路灯》中的“把”字句

《歧路灯》中“把 名 谓语”其谓语可以是复杂的结构形式，也可以是单个的动词；根据“把”后宾语与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可将《歧路灯》中“把”字句划分为处置义、使役义、处所义、工具义等类；“把”“被”融合、主语后置、宾语加长以及谓语空缺等是《歧路灯》“把”字句的特殊形式。     

《歧路灯》长明不熄

《歧路灯》长明不熄钟和《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是清代宝丰县（今平顶山市宝丰县）人，他生活及其创作该书的时间大体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相同。作者写作该书的出发点虽是为了“道性情，裨名教”，但同时由于作者受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在书中也不时地透露...     

校注本《歧路灯》存在问题初探

《歧路灯》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栾星校注本是三十多年来最为通行的版本。校注本系由多种残本合校、补缀而成,同时并对底本作了删改,文字面貌不但与现存主要底本差异明显,而且与《校勘记》也很不吻合,不利于《歧路灯》的传播和研究。     

再论《歧路灯》的版本

在《歧路灯》的诸多抄本中,安定筱斋抄本、晚清抄本甲、吕寸田评本三个抄本与国图抄本有清晰的传承关系,它们不但定稿时间相同,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有极强的相似性。国图抄本不是过渡形态的版本,而是形成较早的抄本。最早的《歧路灯》学生抄本应抄成于乾隆戊戌年即1778年。河南省艺术研究院藏本属于上图抄本系统,洛阳晁会元所藏绿野堂抄本属于国图抄本系统。目前传世的《歧路灯》版本仍以分为国图抄本系统和上图抄本系统两大类为宜,不存在过渡形态的版本或合流本。     

从《歧路灯》看清代河南的民间手工业

清代河南宝丰人李绿园所著《歧路灯》一书中,有大量描述当时河南地区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内容,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南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和生产状况。通过对《歧路灯》一书相关内容的整理和归纳,分门别类地对清代中期河南地方的手工业如金属加工、建筑装潢、纺织与服饰加工和雕版印刷等进行了简单地介绍和必要地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