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事诉讼法中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条件的立法建议

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作为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内容，一直受到学者关注。本文特就2007年10月刚颁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方面规定的条件加以评析，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民事执行管辖

执行难是我国目前法律文书执行中的普遍现状,审执不分立是现行执行体制最大的弊端。在审执不分下建立的各项有关执行的制度也是造成执行难、执行乱的根本原因,我国现行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民事执行管辖制度就是审执不分理念下的产物。以审执分立为基本理念重构我国执行管辖制度,这就要求否定第一审法院管辖原则的主体地位,改变过去以第一审法院为联结点确定执行管辖法院,从执行工作追求的价值目标—效率出发重新选择确定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法律关系的联结点。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立法和完善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在审理国际司法案件时，依据冲突规则的指引本应适用外国法，但因其适用会违背法院所在国的公共秩序而排队该外国法适用的一种制度。从广义上理解，公共秩序保留还应包括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和境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在外国制成的法律文件等。     

民事（经济）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初探

民事(经济)审判工作是我国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我国大量的民事(经济)诉讼案执行难，阻碍着司法工作的进行，究其成因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官属地管理产生的弊端；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执行；立法不够完备，对当事人规避法律缺乏制止措施；对法院执行工作缺乏有效制约机制；对民事主体财产状况登记没有形成监督机制等。要解决我国民事（经济）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必须从加快立法，完善法制，提高律师在执法中的作用，改变我国目前法官管理体制，提高人民法院权威性，强化法院执行员作用等方面去考虑。     

“执行难”的成因和对策分析

近年来,＂执行难＂始终为社会所关注,不仅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同时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明确指出＂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因此,＂执行难＂的解决迫在眉睫。进一步解决＂执行难＂问题,需要我们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精神,不断转变和更新观念,用新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推动＂执行难＂的解决。本文对＂执行难＂的含义和表现都进行了说明,对＂执行难＂的成因加以科学的分析,主要有：一、由于被执行人自身的原因;二、由于地方或部门的保护主义;三、由于立法及政策原因而造成的执行难;四、法院自身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内外的相关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主要有落实法院宪法地位;改革执行机构;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及其它方面的对策。     

浅论民事执行举证责任的法律完善

长期以来，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既未引起立法者应有的重视，也未引起法学界足够的关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举证责任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从总体上看过于简单和原则，实际操作性不强，存在明显缺漏。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研究的不足给执行实践带来了很大混乱，影响了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执行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多年积压案件得不到及时执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造成社会上盛传“法律白条”现象发生，从而降低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度以及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威望。     

论民事执行和解的效力

民事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程序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执行难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法院执行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执行和解的效力．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和实践中操作不一的问题。在分析执行和解概念及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外相关规定，进而分析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完善民事执行和解的效力之建议，对民事执行和解效力的完善能有所借鉴。     

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近年来,法院“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法律实务界,而对基于犯罪行为而产生的赔偿义务即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难”问题,更让社会担心和忧虑,被害人无法获得充分赔偿,其利益甚至根本得不到应有保护。国家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文在对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议。     

天南地北

犯罪有赏今年10月,美国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地区法院作了一项奇特的判决。根据这项判决,一个犯有枪杀和抢劫罪的名叫巴雷特的人不是去监狱服刑,而是到某大学新闻系深造。法院的条件是,巴雷特在学习期间,功课分数不得低于“C”,否则就要被送回监狱。这项判决根据哪项法律,谁也不知道。为此,助理法官克利普斯丁向法院提出辞职,原因是这个法院已     

论执行难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法院的执行工作中“执行难”表现在很多方面;透过现象可知,形成“执行难”的因素也很多,有法院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执法环境的因素,还有执行立法滞后的原因;解决“执行难”问题,应先明确指导思想,进行体制改革,同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在法定的执行程序内采用法律手段,千方百计克服执行难的现象。     

论权利监督与司法公正——对司法公正与司法监督的一些思考

我国宪法第 41条规定了公民享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民法通则》第 1 2 1条规定了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 ,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 ,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享有控告权和索赔权 ,实行权利监督。上述根本大法和基本法律的规定 ,是公民、法人对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行权利监督的法律依据 ,因此 ,实行权利监督的权利是宪法权利。文章针对目前权利监督严重弱化、甚至虚化的事实提出了应当强化和实化权利监督的观点。     

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制的构建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要想对民事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深入了解法院的民事执行及其存在的问题。当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无须再讨论,问题是如何按照执行程序的特点和规律,具体地将执行监督落到实处。     

执行通知制度的存废与立即执行制度的强化

执行通知制度作为我国一项特色执行制度,是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理念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实践中,该制度的施行造成了纵容被执行人逃债等客观问题的存在。针对这些问题,一场关于执行通知制度的存废之争就此展开。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未废除执行通知制度,只是新增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2012年《民事诉讼法》也继续保留了执行通知制度,仅删除了其中关于履行期限的规定,就此立即执行制度予以确立并强化。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述评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主要以分权、防止司法专断、维护社会公益、实施法律监督与保障司法公正为价值目标。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诉讼法理和制度构造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其改革的路径应当是：增加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增加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加强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严格限制检察机关对审判结果的监督。     

民事经济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日趋频繁，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越来越多，但现实利益和合法债权的实现却因为执行问题而得不到兑现。文章分析了民事经济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影响，就如何妥善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从行政法与民法的关系及特点看民法典立法技术的完善

公法对私法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法来实现。立法者应该通过在民法典中设置一个“接口”的方式来实现行政法(公法)对民法(私法)的干预。该“接口”由两条路径和两种话语组成。两条路径是：在民法典总则部分，通过设置“原则”性的规定作出一个表明两者关系的宣告。在分则部分选择“民事行为”作为具体的规制管道；两种话语是：“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论我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民事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是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措施的三大基本种类之一,在强制执行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目前我国相关立法的规定比较落后,存在着立法条文过于原则和简单、部分强制执行措施定性不明、新增间接强制执行措施实施效果不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合理制度的基础上,制定我国统一的强制执行法,明确间接强制执行原则,进而完善间接强制执行制度,加大间接强制力度,并完善整个社会的诚信保障机制。     

民事制裁中的私权保障与正当法律程序分析

现代法治要求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均以保障私权为使命,公权的运行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但我国的民事制裁制度由于其天生的制度性缺陷,在分权制衡、当事人参与等各个方面均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民事制裁异化成了侵害公民财产和自由的非正义制度。应当充分认识民事制裁制度的危害性,并最终将民事制裁加以废除。     

刑事司法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公共利益在公法领域有着重要地位,也是经济法和民法理论体系构建及实践发展的基石。尽管刑事司法过程中公共利益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但由于刑事程序中刑罚权的异常强大,公共利益问题被长期掩盖。当前,人权保障思潮强调尊重个人利益,因此对刑事司法中的公共利益进行研究,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种关系进行协调显得很有必要。     

1940年代鄂东寺庙财产权初探

尽管国民党民法不仅在条文中做了关于保护财产权的规定,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曾被遵守.然而,与民法新秩序建立的同时,在维护新秩序或抗战的名义下,民法新秩序也公然地被破坏.1940年代鄂东寺庙财产权或被国家或被私人侵占从而出现的“化私为公”与“化公为私”正是反映了此点.根据寺庙财产权诉讼的具体案例,对上述现象做了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