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科技哲学学科发展的宏观问题分析——以26个学位点博士生导师为例

当前科技哲学学科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揭示其相关问题对本学科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基于科技哲学领域较早设立的26个博士点博导样本,通过对其年龄结构、教育背景、科研产出、研究方向等的计量分析,勾勒出学科发展现状,并就学科萎缩、跨学科导师比例减少等给出了建议:导师结构年轻化、背景教育多元化、创新思想学派化以及学科内核规范化。     

文旅融合背景下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服务的实践与探析 ——以山西省公共图书馆为例

在当下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山西省公共图书馆跨界融合、协作建设和开发省域文化资源,积极夯实原有的阅读推广品牌阵地、开拓创建阅读推广新品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延伸公共文化体系触角,全方位的承担起促进山西文旅融合发展的使命和责任,为山西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提供切实有效的文化支持和文化保障.     

企业与高校成功结合的产学研模式——以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和浦项工业大学的合作为例

产学研合作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处理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共同促进技术创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深入研究了韩国浦项工业大学与浦项制铁公司相互之间在经费、人才和研究设施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期望为我国大学和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提供借鉴。     

人文社科研究对技术创新的长线支撑效应试探——以中美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与技术创新成果的关联发展为例

对比分析中美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与技术创新成果的基本数据,考察二者之间的关联发展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分析大学持续作出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基础。研究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大学的技术创新在宏观规模和速率上取得了很大提升,而人文社科研究有所滞后;相比之下,美国大学技术创新发展相对平稳,人文社科研究却整体上呈稳步提升的态势,这种人文社科研究对技术创新的长线支撑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与对策分析——以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必须完善中小企业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加强中小企业的信用观念,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中关村地区可以通过打造中关村地缘金融,成立高科技中小企业治理顾问专家团,设立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论坛等方式解决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战略联盟与企业创新的辩证关系分析——以奇瑞为例反思中国轿车工业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轿车制造厂商主要分为跨国合资企业和本土股份制企业。与跨国合资企业相比，本土轿车制造企业起步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然而近年却相继在自主创新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本土轿车制造企业代表——奇瑞公司为例，从战略联盟的视角对其创新战略的形成及演化做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重点阐述了奇瑞公司在各个发展阶段运用战略联盟突破资源限制、提升技术能力的创新战略。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在网络化联结日益紧密的现代商业情境中，企业战略联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学习能力、合作机制设计以及联盟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联盟企业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合作性是实现战略联盟成功的重要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伦理研究的态势分析——以《科学与工程伦理》文本挖掘为例

《科学与工程伦理》是国际上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伦理的权威期刊,在科学技术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均有很强的影响力.本文对该杂志近二十年(1999-2018年)的文章摘要进行文本挖掘,探索了词频特点、主题词聚类和词汇时间演变趋势,结果发现责任伦理在科学技术伦理研究中地位突显,具体科学技术伦理问题被不断重视,研究热点从医学伦理向研究伦...     

对“多重稳定性”概念的澄清与质疑——以赛博空间中的变项分析为例

伊德的"多重稳定性"是后现象学中极具重要性但又意义含混的概念。多重稳定性来源于变项理论,伊德以多重稳定性来提高身体在知觉分析中的地位。但变项如何通过身体实现多重稳定变化是含混的。在考察伊德对网络中身体知觉分析之后,得出身体并非多重稳定变化的主要原因,这导致了伊德以及使用多重稳定性的人对于此概念产生不同的、有矛盾的理解。通过质疑此概念的构成前提,得出多重稳定性仍需在传统现象学以及新的技术案例中完善自身。     

从澳中科研合作报告看中澳科研合作的前景

2012年2月14日,澳大利亚工业、创新、科研与高等教育部公布了一份题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在澳中经济社会发展、双边关系密切以及科研全球化背景下的澳中科研合作状况。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科研合作关系已超过30年,这为未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国科研人员和机构应积极利用已建立起来的机构和政府间合作框架,继续推进在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     

高技术带动与中国大科学工程——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为例

高技术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标志,高技术带动是当下各国谋求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的主要方式。大科学工程是高技术群的集中点,通过国际合作发展服务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大科学工程来实现高技术群带动作用是一条有效途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作为我国首例国际合作建设的大科学工程,其高技术带动作用已经显现。本文以此为案例分析和探讨了大科学工程的高技术带动模式特征。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科技传播与普及中的公共性问题初探

从公共性视角对科技传播与普及过程中涉及的科普需求、科普事业、科普事业产品等公共性载体进行分析,尝试回答科技传播与普及为什么具有公共性,其公共性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其公共性又具有哪些特征等问题。指出,科普事业及其产品在实质上是满足科普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式途径与物品中介,但并非是唯一路径。随着科普产业的兴起,上述方式途径与物品中介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与特征。     

美国社会中的科学、宗教与法律:"斯科普斯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反进化论立法运动,把法律、科学与宗教密切地联系起来。本文从“巴特勒法案”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对“斯科普斯案”涉及的科学、宗教和法律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法律、科学与宗教的独特性,为深入理解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案例分析。     

后学院时代的科学奖励制度——基于齐曼"真科学"的考察

科学进入了后学院时代。为了促进产业发展,“科学-社会”系统建立了一套与产业科学相适应的激励体系即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与学院科学相比,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具有奖励来源多元化、奖励形式多样性、奖励范围广泛性、奖励标准可操作性等特点。而且,后学院科学在把精神性奖励与物质性奖励结合运用的同时,更加注重物质性奖励在促进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科玄论战”的出场语境分析

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知识的转型,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的全面转型。科玄论战标志着国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观照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检讨,其旨在建构新的知识座架,并企图完成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然而由于游离了文化生成的历史语境,从而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双重误读,并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只要社会转型没有结束,对科玄论战解读就不会结束。今天中国人又一次走到了社会转型的分岔口,重新审视科玄论战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同一性关系探析

科学技术与道德具有同一性的关系,在实践认识论的基础上,这种关系表现为历史同一性、形式同一性、结构同一性和内容同一性。     

科学文化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科学文化为大学人的自我发展树立了目标并创造了环境条件。当代大学文化建设必须注重科学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使大学人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全面和谐发展。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与“业余科学爱好者”相比。其最大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存在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它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有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