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合时宜的唐僧——评李扬帆与他的《晚清三十人》

“晚清”二字，对国人而言，是个苦涩的记忆。百年前的中外冲突，天朝上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轰然坍塌，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并因此记住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凄苦命题。但是，在当前的语境下，如果有人说，晚清阶段所经受的劫难与痛苦，也是我们这个自视甚高的天朝上国在迈向全球化路途上的一个必经阶段，则肯定会招致很多无端的骂名。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在洋务运动中虽然李鸿章不是晚清第一个提出海防思想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使晚清海防思想走向系统,第一个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人,本文主要介绍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以及对中国海防的重要贡献。     

李鸿章与“球案”

晚清时期,日本无故侵吞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引发中日琉球问题之争。清廷重臣李鸿章主张通过外交途径,以“据理诘问”的对日方针,解决纠纷;在清廷准备与日本议结“球案”之时,李鸿章又建议琉球问题“惟有用延宕之法最为相宜”。李鸿章在清廷处理琉球问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李鸿章的浅见和软弱,导致清政府在“球案”交涉中的败局。     

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经世思想之比较

经世主义是中华元典的"伦理-政治型"的传统精神,晚清经世致用思潮是这种传统精神在古今、中西的冲撞对话中的历史贯通。在晚清社会政治巨变时,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经世思想出现了其如实用性和扩张性等共通性,但也都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李鸿章的“水鸟外交”政略管窥

在晚清外交进程中,李鸿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与各国不断开展的外交过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政略,被后人形容为"水鸟外交"。李鸿章用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力求达到均势制衡的效果。该外交政略在其前期的外交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后期的实践中,则逐渐走向了没落。李鸿章实施的"水鸟外交"政略能够反映出晚清外交的一些特征,同时也能折射出近代中国的一些时代特色。     

略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炮舰政策将中国强行拖进"国际家庭"。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对晚清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对李鸿章外交生涯的三个关键点,即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外须和戎的方针和以夷制夷的策略略作分析和评价。     

李鸿章、张之洞洋务事业比较研究

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主要表现在军事国防、实业建设、近代科技文化方面。比较而言,李鸿章偏重于实践,张之洞的洋务思想较李鸿章深刻些,主要表现在教育近代化和制度改革等方面。两人的洋务活动时间前后达40年,是晚清自强运动的一个缩影。而40年的洋务运动始终无法达到政治改革的层面,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我革新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无法自我完成的。     

晚清《孝经》学文献述略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中西、新旧学之间不断冲突、对抗与融合,学术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学风骤变的情势下,晚清《孝经》学亦有所发展,它除依循旧有的传统研究外,还有了新的研究趋向,更体现出文化转型的特点.为更好地把握晚清《孝经》学发展的进路与概貌,对该时段《孝经》类文献的著述和出版情况作初步梳理与研究便是首要关怀之所在.     

淮军政治与后期桐城派的文学表征——以吴汝纶的李鸿章形象书写为例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而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的最重要依附性力量。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的李鸿章历史形象初次塑造,更能看清桐城派的政治观念。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李鸿章从"能臣"跌入"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后期桐城派古文对淮系政治的文化建构与历史书写逻辑,是考察晚清民国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桐城派古文发展转变的重要因素。     

跪,还是不跪

人们对晚清对外关系观察的视角,往往更多的是停留在权力和利益的层次,事实上,中西制度之差别,曾经导致中国传统外交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危机。国内祭孔和祭祀祖先的礼仪以及朝贡体制之下的三拜九叩之礼仪均是中西交流的障碍。礼仪是中国传统社会立人、立国之本,也是国人最后的心理防线。此防线一破,传统体制可谓土崩瓦解。     

从类特质出发建构中国现代美学——关于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美学何以成为可能的几点思考

面对强大的西方传统学术背景，中国学人们意图在更高的维度上重构中国现代美学。也试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基于这样的认知，要想建立具有现代形态意义上的中国美学，要从“类特质”视角出发看待中国美学，既不要以西抑中，也不能以中抑西。应把中西美学看成两种不同“类特质”的美学资源。也因此，我们要摆正心态对待中西两种不同类特质的美学，挖掘各自有益于人类审美思想精华的东西，将中西两种不同类特质美学放置于平等的平台上，实现中西美学可能的对话与交流。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中国美学的建设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走上与西方美学同步的现代化之路。     

残缺不全的晚清长篇小说

晚清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有的认为“无结构;”有的认为结构精美;而创作者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序》中又谦逊地说“结构之必凌乱”。同样的小说,在结构的评价上分歧如此之大在小说批评史上还是罕见的。如果我们把晚清长篇小说与报刊媒体联系起来,把其放在报刊这个桌面上,学者们的分歧也许会小的多。残缺不全的晚清长篇小说在结构上采取“穿株式”、“游记体”、“组合式”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但很难说已到了匠心独运、妙不可言的程度。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正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鸿章是洋务派重臣,晚清政坛上重要的政治家;张佩纶是清流而通洋务的名士,深受李鸿章赏识,并得其将小女许为第三任妻子,孙女就是著名作家张爱玲。李、张本是世交,后又为翁婿,关系极为亲密,现存二人三十年间往来通信四百馀封,除初个别几封外,全部为亲笔通信,且多数可一一对应。     

刘师培“正名”思考的乌托邦瞬间

“正名”问题贯通了刘师培“变节”之前的思想脉络。刘师培一方面看到中国的意义系统在西方冲击之下需要依照“公例”来修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在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此一公例只会将中国置八这一霸权性关系，因而他的“正名”冲动意在同时“克服”中西弊端．也引导他走向无政府主义革命。刘师培的“正名”冲动呈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回应中西古今冲突的独特方式．此种冲动的兴衰起伏正相符于刘前后变化的轨迹。“正名”可以说激发出一个新的“起源”瞬间名物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整理与确认，而且这一“视野”的边界不单是中国，甚至涵括进整个世界。刘师培激进的“乌托邦”政治观正是更大的“正名”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刘师培、章太炎和鲁迅关于“语言”问题思考的同异也暗示着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不同设想。     

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梁启超《李鸿章传》一书评述

引言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史学界一直把他视为反面人物，概以“千古罪人”定论。但近来重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一书后，觉得梁启超当时对李的评价是中肯的，可以这样说李鸿章的结局就是时代的结局，我认为李鸿章非常有远见，但是缺乏对世界潮流的宏观视野导致了他虽然努力但收效甚微。     

晚清文学流派与政治集团的互利共赢 ——以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为例

晚清政坛,湘军集团式微,淮军集团崛起。作为绵延了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后期桐城派与淮军集团由于地缘上的独特关联,更因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师友渊源,产生了交集与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是通过淮军政治领袖李鸿章得以实现。通过考察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之交往,探究后期桐城派对淮军政治、文化之贡献,厘清淮军政治对后期桐城派发展与承传之影响,从而为全面研究桐城派以及晚清重臣李鸿章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大变局中的人物们

通过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这些标志性的时代人物,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晚清一百年大变局中的诸多因果关系。     

行善与劝善: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精英与晚清地方善政——以李鸿章为个案

荒政系"仁政"之一,是政府和精英执政时的主要措施.晚清恰逢中国封建王朝权力中心下移之时,作为地方官和封疆大吏之政治精荚在地方所行之"荒政",成为晚清地方善政的主要内容.李鸿章作为当时的政治精英和封疆大吏,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善政.使民安居乐业,其褒奖捐赈的劝善措施,形成政府与社会共行善举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领域之善政,成为晚清地方善政的最具代表人物.本文即是以李鸿章为个案,来考察晚清公共领域中地方政治精英之善政的实施概况,并由此得出在晚清王权衰败之时,地方政治精英仍能在其位谋其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移情说"中西比较的哲学理据

“移情”作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一直以来就是中西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学说。简单地说，“移情”就是将人的感情移入物中，使物也具有了人的情感，以此来渲染或抒发作者的感受。但是，中西的“移情说”并不尽相同。西方移情理论更多的是对于“外射”的探讨，而中国古典“移情”理论更多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反映。这种差别的产生是中国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因此对中西移情理论进行对比，探寻这些差别在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深层根源，能使我们更清楚、更准确地了解移情的发生机制，提高文学欣赏能力。     

蔡元培与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

蔡元培是中国文化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导引者。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既反对盲目排外,也反对全盘西化,提出“融汇中西”、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中西文化观,体现了一代文化大师特有的博大胸怀;他在主持全国教育工作特别是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力 排顽固,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将西方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引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蔡元培“以一身兼东西文化之长”,其“迹近完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尤足令后世敬仰。他留下的大量著述,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整理、开发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