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诗歌的诗学特征

食指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是一位具有分野性的诗人,他的创作分开了“失去自我”与“表达自我”的两个时代。他的诗歌既具有时代性,也具有传统性,散发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紧密结合的气息,体现出狂热激进的思想与理性节制的形式并行不悖的诗学特征。思想情感上的先锋性、反叛性与艺术形式上的传统性、保守性构成了他的诗学悖论。     

“疼痛诗学”新世纪文坛的悲壮崛起

四川达州和曾在迭州生活过的现居广东东莞这群诗人，结合自己的创作，近年来亮出了“疼痛诗学”的旗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通过其中的几个佼佼者描述的情况，分析了产生“疼痛诗学”的现实环境的“物质-身体”的外部原因和理想境界的“精神-心灵”的内部原因，并梳理了他们由身体向心灵、由个体向人类和由诗学向神学演变的精神走向。     

明清诗歌总集凡例的文体特性及诗学批评建构

从杂糅于序到独立成文,凡例的文体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区别于序体的叙说模式,诗歌总集凡例采用排比分条的论说方式,包容度广,自由度高,学术性强。凡例于说明总集编排体例和分类方式时,辨体溯源;凡例在交代小传的设置以及"以诗存史"的编纂理念时,体现编纂者注重考察人品与文品的双向互动;明确选本选录标准时,凡例则又关涉诗歌审美风范的品评。诗歌总集凡例展示了一条明清唐诗选本在格调与性情间寻求平衡与互补的唐诗学演绎轨迹,清代宋诗选本凡例展示了选编者标举宋诗的路径;选编者对各体式诗歌主体风貌的大致认同,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明清诗学的审美趋向和主体品位。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诗意”

叶维廉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现代到古典、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和回归。跨时代、跨文化的双重视角,为他的比较诗学理论开拓了思路,并寻求到诗学理论的据点：＂文化模子＂理论。随着国际性文化境遇的恶化,叶维廉感到强烈的文化忧虑,进而走向文化批评的诗学理论建构期,这显示了他深沉的人文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故胡应麟论“清”，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竟陵派所界定的“清”，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刘半农的诗学观念与方言诗歌实践

论文考察了五四歌谣运动的积极发动者刘半农"重造新韵"、"增多诗体"的诗学观念以及方言诗歌创作实践,作为新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刘半农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也是国语统一运动的积极推行者,以刘半农为个案是透视五四新文学与歌谣运动内在联系的重要关节.     

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探索——论吴思敬的诗学思想

“主体性”在吴思敬那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诗学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也作为观念原则和逻辑原则贯穿在其全方位的诗学探索中，并由此构成其诗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诗歌批评的中心观念、逻辑脉络和评判标准。     

“风水”之喻：宋人诗学“自然”观之精灵

在宋人的诗学阐释中，往往以“风水”之喻，说明“自然”之英旨。其内涵，一方面是主体意识的自由表达，一方面是客观物象的天然呈现，而且这主客体两方面又是浑然契合，不留人工痕迹。是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论的进一步开拓。呈现了自然平淡与艰涩雕绘斗争的轨迹。     

个人化诗歌写作与"非个人化"诗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出现了个人化的创作倾向.诗人从主题创作到把词语当作诗歌写作的尺度,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诗歌写作的根基,显示出根本性的变化,诗歌写作出现了困境,读者理解诗歌有了难度.由此,追溯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的诗学理论,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并认为没有诗人的审美体验,诗歌写作是难以想象的.     

文学的味道——关于“困惑诗学”的一点思考

文学艺术的“滋味”是考量艺术优劣成败的基本特征,由此也体现了艺术哲学作为“困惑诗学”的一种张力：如果艺术的滋味如此这般难以捉摸,诗学之“辨”又何以可能？但不对“困惑诗学”进行一点思考,美学也就形同虚设。事实证明,美学的根据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启动于一种审美困惑的“诗之思”,最终仍只能停泊于新的困惑。     

诗心共意象齐飞－－菲华新诗诗艺管窥

菲华诗人在诗歌意象的营构方面颇为着力，拓展了于有限中见无限的无究艺术魅力；善于放飞想象力的菲华诗人在诗思、诗形等方面的用心锻造，为读呈献了不少颇具审美意味的艺术佳构。     

《文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

《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自成理论体系,其一是《明诗》篇中对诗歌抒发情志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二是《情采》篇中强调诗的缘情审美特性,提出“为情造”,达到诗歌创作中情理并存、情志并重的状态;其三是《知音》篇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诗歌批评鉴定理论,对诗歌鉴赏的主体和客体诸方面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其四是《神思》、《隐秀》篇中对诗歌意象的深入探索,指出诗歌的特点就在于意存象中、隐在秀中,主客观相通,物我交融等,这些都是刘勰对中国诗论的重大贡献。     

文本阐释视域下的杜诗“诗史”之名缘起

"诗史"思维源自中国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传统,在漫长的理论架构和文本阐释过程中,杜诗"诗史"说形成"少陵生前流传""贞元、元和之际产生""宋代形成共识"等几种主流观点.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照的方法对上述诸观点甄别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更多文献的考证是对"诗史"之名缘起进一步界定的关键.     

论蔡襄的诗学思想——兼谈蔡襄诗歌与宋初三大诗风的关系

蔡襄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农学家,也是一个关心民瘼、情深意密的诗人。从蔡襄"文以道为本"的主张,以及其诗歌与"白体"、"西昆体"和"晚唐体"三大宋初诗风的关系,可以看出蔡襄诗学思想主要受韩愈影响。其诗歌创作博采众长,对于颇为后人诟病的宋初三大流派都有所吸收。     

诗意栖居——论中美西部诗歌的诗性之美

作为一种诗意载体、精神境界和审美风格之西部具有丰富的现代诗学内涵,体现出撼人心魄的诗性之美。其诗性之美乃在其诗意栖居的家园意识、灵魂与生命交融的西部体验以及独特的西部精神。中美西部诗人的西部体验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诗性体验,他们将这种体验融入诗歌的艺术形式之中,揭开西部厚重而神秘的面纱,重新发现人类诗意栖居之新大陆,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超越地域意义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以言志“与“诗言志“

"诗言志"是古典诗歌理论的奠基之石,考察这个命题,就会发现它是从作为文学接受理论的"诗以言志"发展而来."诗言志"首先是一个文学接受理论,其次是文学创作理论."诗"的概念也经历了文献<诗>向文体诗的转换.     

蔡琰对个人及社会命运的诗意性反思

蔡琰是封建时代的文化女性,她的《悲愤诗》既是其个人悲惨命运之写照,也是当时丧乱社会历史的真实记载。在这些诗中,蔡琰以其敏锐而独特的精神领悟力,将个体的生命旅程化为一种深层次的反思性诗意表达,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号召力与震撼力。     

耕耘在交叉小径的中国新诗园——曾思艺教授叙事诗、诗剧初论

曾思艺叙事诗和诗剧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力,是中国新诗创作的重要收获。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结合,民间文学色彩浓郁,还鲜明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型诗人所特有的学术背景与写作个性。     

《诗经·终风》篇诗旨集评与新探

<终风>篇的诗旨历来歧说众多,文章一方面对此作了分析汇总,同时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不同前人的新说,认为此诗是一怀春女子在阴雨天由于思念心上人而作.     

"伦理的诗学"与但丁诗学思想的特殊性

强烈的伦理关注是但丁诗学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但丁把他的《神曲》看作道德哲学,说明他从本质论上强调诗歌的伦理价值;他的诗歌形象,无论是地狱的怪诞恐怖还是天堂的和谐崇高都体现为一种诉诸道德价值的审美论,他的诗歌批评思想也表现出一种伦理评价的意识。因此可以认为但丁的诗学是一种伦理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