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网络环境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以“王道”现象为例

本文以网络上盛行的＂王道＂现象为例分析了网络不良信息的传播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网络时代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各种手段。     

金元时期的水神形象建构与民众抉择——以山西新绛鼓堆泉为例

水神信仰是水利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山西新绛的鼓堆泉域以发轫于唐宋,成熟于金元时期的圣母和梁轨这两种信仰之间的互动最为典型。圣母崇拜是脱胎于泉水女神崇拜的民间信仰,最初并不为士绅、士大夫所认可,在金元之际,其境遇却发生了巨大转变,获得了国家封赠和官员儒生的承认。梁轨信仰虽为接受了儒家教育的上层社会所提倡,但却数次湮灭、几近消逝,最后借助于圣母祠才得以持续存在。以地方信仰为着眼点以划分类型是深化水利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金元时期民间信仰构建的抉择背后是各种力量与秩序之间的交锋与磨合,此后形成的地方秩序和社会格局得到了长时间的保持和延续。     

理初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以俞正燮、程恩泽为例

理初学派,是清代嘉道时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的创始人为皖派著名学者俞正燮。理初学派以俞正燮、程恩泽为首,其他核心成员有汪文台、汤球、程鸿诏等。该派在历史地理研究上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考据,但又能将考据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边疆地理学和地名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为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以中村法学派的方法论为视角

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单纯在理论上根本无法分清孰是孰非。然而运用中村法学派的诉讼方法论,将民事诉讼的目的置于两大法系的视野之下,追本溯源,则可清晰地看到规范出发型的罗马法系的民事诉讼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而事实出发型的日耳曼法系的民事诉讼目的是解决纠纷。从本质上看,我国的法律制度源于罗马法系,由此推之,我国的民事诉讼目的应是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

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意指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的是儒家对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追求。先秦两汉儒家在把王道理解为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的同时,也把它等同于“先王之道”;朱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了政治生活中的道义原则,把王道理解成为符合“天理”的政治,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朱熹的王道思想具有明显的道义优先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道义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把王道理解为符合普遍法则的政治表明了传统儒家对政治生活的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传统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中国学派”动画盛衰原因探析——以传统艺术对动画造型的影响为例

中国学派动画在美术造型方面借鉴我国传统艺术,在色彩方面融合传统艺术的色彩系统,因独特的美术造型与色彩语言轰动国际动画界而获得中国学派的美称。然而,过于重视造型图式而形成的图像叙事方式,艺术追求与商品化的矛盾,最终导致中国学派动画在短暂的繁荣后走向衰落。从传统艺术对动画造型的正反面影响出发,以期寻求中国学派动画的复兴之路。     

浅评《暮光之城》字幕的翻译——以功能学派目的论为指导

描写吸血鬼与人类爱情的小说《暮光之城》因其疯狂的畅销,使它很快被搬上了银幕。但是其字幕的中文翻译却需要进一步推敲。本文从功能学派目的论角度对电影《暮光之城》字幕的汉译进行评析,进一步探讨了电影字幕的翻译策略,并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与责任。     

民族精神须有理性基础——以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为分析视角

黑格尔认为,法的基础是理性,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提出了批判,认为其"民族精神"无法体现普遍理性,孤立的历史事实背后实际上仍是理性精神在起作用。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理性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自由;普遍理性并不否定个体自由。正确理解普遍理性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对于正确看待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争论有深刻的启示。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理论期刊的选题策划——以《探索与争鸣》为例

理论期刊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媒体,为了引领思想、文化潮流,应该注重选题策划.理论期刊选题策划的要素大致有五点:即前瞻性、组织争鸣、追踪热点、集束效应和占领学术高地.选题策划是编辑的工作中心.     

朱子学的当代发展与创新——“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4日至6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是国内朱子思想研究的一次规模较大、包容性较强的学术盛会,显示了当今国内外朱子学与理学学派研究的新进展。与会学磐主要就朱子哲学、朱子学与理学学派、朱子后学以及朱子学在当代的传播、发展与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PDCA循环在工程项目质量管理中的成功运用——以兰州石化公司研究院实验楼改造为例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管理过程,完备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是实现工程目标的保证。PDCA循环是一种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该方法应用于工程项目管理中,可有效实现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使工程项目实现预期目标。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大思路——社会经济科学分析模型的建立与中国适用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理论,其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以及制度变迁的作用。但发达国家理论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分析模型。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以此指导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操纵译者的无形大手——浅论“文化学派”与勒弗维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此,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它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探讨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70年代欧洲兴起了翻译研究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荷兰学者霍姆斯和比利时学者勒弗维尔。本文将集中介绍勒弗维尔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作用。     

产学研结合的一般动机——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万通药业集团产学合作为例

近年来,国学的兴盛、中医的走红,为北中医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医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中医行业的发展与专业的中医药高校的发展密不可分。而从人力资本化角度来说来说,经验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关键。使北中医的学生进入万通集团实习、让万通员工进入北中医进修、让北中医专家参与万通的研究开发,都是具有可行性的。     

东林学术与王学的斗法——明代中后期东林学派崛起之实

明代中后期,程朱之学受挫于王学之盛,造成了学风空虚的流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人源出于王学,而反之于王学,以“格物”辩“无善无恶”,成之于实学,造就了儒学内部王与朱共天下的格局,为东林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家先观念与度身仪式——以粤北方洞过山瑶为例

在粤北方洞,瑶族度身仪式与家先观念及其厅组织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将度身置于家先观念及社会结构进行考察,探索度身产生与维系的观念基础及社会基础,是全面理解方洞瑶族度戒仪式的关键。认为对瑶族度戒仪式进行简单的超地方论述是危险的,应将度戒仪式植回具体生态环境、思想观念、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中,进行地方性、情境化思考。     

也谈归化与异化——以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译本节选为例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介绍和比较了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倡导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进行翻译实践,并以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译本节选为例,进一步说明在翻译实践中需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译本才能既容易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又能使他们领略原著的异国风情.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