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词对《诗经》的接受与化用

《诗经》和柳永词在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雅俗分野,学界较少注意后者对前者的接受与化用。有宋一代,随着“诗话”这种文学形式的崛起,士人对《诗经》推崇有加,产生了向文学性回归和主体色彩介入的新变。柳永亦深受此风浸染,其词在意象、主题、用典、表现手法等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因袭《诗经》章句、结构,体现了宋代文学在世俗性的回归。     

论《诗经》的浪漫主义色彩

本文从"表现理想"、"抒发激情"、"想像丰富"、"神话传说"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诗经》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中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很丰富的,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具有深远影响。     

论《诗经》服饰描写的意义

《诗经》服饰描写的意义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服饰标身份;二、服饰示“美”,“刺”;三,服饰传情谊;四、服饰示“双关”。     

论刘勰的《诗经》学思想

《诗经》受到了刘勰的高度重视,在《文心雕龙》里,刘勰对《诗经》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充分肯定《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全面总结了《诗经》的艺术成就,认为《诗经》具有鼓舞天下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典雅美丽的艺术“风骨”。     

论《诗经》的经典化

《诗经》的经典化过程,是经历了从西周到汉朝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诸子百家对《诗经》的推动,而最有贡献的,当数孔予。这其中一方面有《诗经》本身文学成就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和孔子的认识经历以及他“忠、恕”的思想观念分不开的。正是有了孔子对《诗经》的推崇,《诗经》才能在汉武帝时“政教合一”,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经典与民族精神的积淀。     

赵沛霖《诗经》研究述评

赵沛霖的《诗经》研究是对《诗经》学史建构模式的超越,对《诗经》研究作了多方面的深入与拓展,彰显了研究上可贵的学术品格。     

论《诗经》的文学自觉意识

“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文学的自觉首先反映在诗文的内容上,是《诗经》在“情”的领域的奋力开拓.所谓“文学自觉”还包含着对文学艺术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重视.《诗经》是中华先民自我意识的诗性醒觉,同时也是“文学自觉”觉醒的标志.     

论《诗经》中的女性美

《诗经》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两千多年前的女性世界的艺术长廊，对女性的赞美是《诗经》的一个鲜明特点。《诗经》中的女性具有形象美、品德美和精神美。     

模糊性在《诗经》翻译中的运用

通过对《诗经》原作以及三种译本的模糊性特点的分析,提出译者在文学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并运用这一特点,使译文和原文达到最佳关联。     

《诗经》审美观念举例

尽管《诗经》并非专门的审美理论文本，它所包含的审美观念却大有可观。它们数量众多，涉及到广泛的审美领域；既有一般性观念。也有特殊性观念；有男女，有物我，有内外，有兼言，有专称，似足以形成一小小的审美评判系统，足可显示先秦中华早期审美意识之发展水平。     

论古代中韩《诗经》研究比较的可行性

中韩两国的《诗经》研究均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彼此之间互有同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仅就古代的研究情况而言,无论是在研究的历史时限上,还是在研究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极大的可比性.     

姚际恒对《诗经》诗学的拓展

《诗经》诗学是《诗经》学的组成部分，也是《诗经》研究的薄弱环节，清初学者姚际恒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从创作诗学、修辞诗学、阐释诗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见姚氏的开拓之功。     

论《诗经》成语的文化价值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中国文学起始阶段的最高成就。《诗经》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诗经》衍生出来的成语经过两千多年的使用和流传,已深深植入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成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钱锺书对《诗经》训诂学的开拓

钱钟书在《诗经》训诂研究中点燃火炬 ,开辟新路 :突破了“以古证古”的局限 ,把《诗经》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释义 ,从而获得更丰富的训诂资源 ;把《诗经》训诂与美学、心理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 ,从而使传统训诂学焕发出新的生机 ;总结出许多新鲜的训诂理论 ,为当代《诗经》训诂学的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的贡献不仅有利于当代训诂学 ,也利于中国阐释学的建设与发展     

论《诗经》中的新娘形象

在《诗经》的婚恋诗中,有十几位新娘形象。她们或以美貌、或以被尊崇的地位而存留于世人的记忆之中。她们在婚姻当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她们对自己的命运又有多少把握?要正确认识这些诗中的新娘形象,就必须对周人的婚姻观及其习俗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解读《诗经》春秋时期伦理思想建构

春秋时期是伦理道德思想大力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而此时的伦理道德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西周孝悌、惠爱、恭谨、节性等内容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反映在《诗经》中,表现为“信、义、忠、孝、仁”等多方面的道德行为规范,通过《诗经》各类诗歌,从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反映出来,显示出了它的社会作用。到孔子时进一步发展完善,进而形成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诗集传》对《诗经》爱情诗的多变态度辨析

《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在宋代疑古风气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反映了朱熹尊儒尚理的观念,另一方面体现了朱熹新的解《诗》方法,即"以诗解诗"。在尊儒传统、疑古风气以及朱熹自身读诗体会的影响下,《诗集传》对爱情诗的解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是与《毛诗序》相同,解为文王后妃之德或美刺诗;二是从诗本身出发,体味诗意,但又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把男女爱情诗解为"淫奔之诗";三是还原诗本意,肯定男女情思,不做过多的理学阐释。朱熹对爱情诗多变的态度也反映了朱熹本人思想的矛盾之处。     

《诗经·国风》诗旨阐述差异比较——以《毛诗序》《诗集传》和《诗经原始》为例

历代学者对《诗经·国风》主旨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阐述,汉代《毛诗序》从政治观念出发,对《国风》的解读与政治事件紧密结合,宋代《诗集传》从情感方面解读,将《国风》中涉及到男女爱情的诗歌评为“淫奔之诗”。《诗经原始》通过“反复涵咏”的方式对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力图推究诗人原意。三者虽各有偏颇,但都为解读《国风》提供了新角度,都有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