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域外小说集》译介——读者期待视野的解读

鲁迅和其弟周作人译介的《域外小说集》在1909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对于读者的缺失,周氏兄弟和业界各有说法。为此,从读者期待视野探讨《域外小说集》,对其翻译文本、文学形式、翻译方法和翻译语体4个方面进行解读,比较全面地阐述《域外小说集》读者接受失败的原因。     

论林纾与周氏兄弟的翻译模式

林纾和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晚清主要的翻译家,在对域外小说的译介中,他们各自的翻译合作模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都是较为独特的现象。林纾与众多的口译者合作,其模式为单一的口译加笔录;而周氏兄弟的合作则呈现多种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主译加润色。通过对他们翻译合作模式的考察,分析各自的特点——林纾模式对口译者的依赖及译文讹误现象,周氏兄弟在独立翻译能力下取长补短的合作等,进而探究不同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并进行评述。尽管他们的翻译模式各异,但对晚清翻译文学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     

周氏兄弟散文研究的新亮点

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具有细腻、平实、新颖等鲜明特色,推进和深化了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对于构建一套切合散文文本的本体性理论批评话语,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周氏冥通记》注译献疑

《周氏冥通记》是研究六朝道教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细致的点校与注解,是目前《周氏冥通记》最好的注本。然因该书颇具六朝口语的特色,在某些语词注释翻译方面尚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以葛浩文英译莫言《红高粱家族》为例

近年来,随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然而这也并非是件简单的事,其中牵涉到中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见解及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度问题。为解决这一不可跨越的鸿沟,翻译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莫言成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引起了中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的思考,激发了国内译者对汉学家葛浩文译介模式和翻译策略的兴趣,为了帮助中国文学顺利"走出去",文章以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家族》为例,就葛式译介模式的翻译之道和翻译策略展开深层次探讨,以期有所总结和发现。     

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要求及影响因素

英文版《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发行的专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刊物。从分析该英文杂志从创刊初期至2001年各年代作品选译的情况看,作为政府主办的对外宣传的刊物,该英文杂志在翻译选材上服从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国家外交需要,同时也体现我国文艺发展、变化的轨迹。杂志译介的作品虽然带有时代痕迹,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增强我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语丝》对周氏兄弟的倚重及“语丝文体”的形成

在新文学社团史上,《语丝》周刊具有标本意义,它以自身存在诠释了同人刊物的诞生和发展,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作了注脚。《语丝》对周氏兄弟的倚重不仅体现在文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上,还表现在以个体独立、思想自由、形式开放为特点的"语丝文体"形成上。时至今日,语丝文体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     

“5W”译介模式下的格非在日传播探析

作为著名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格非在日本获得了广泛传播。早在1996年，他的《迷舟》就与日本读者见面。其后，日本汉学家、翻译家又译介了格非的《褐色鸟群》《打秋千》《戒指花》等。运用“5W”译介模式，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以及“译介效果”出发，对格非在日传播这个极具价值的案例进行剖析，可以发现格非强烈的先锋性是他走入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译者独具匠心的翻译、格非本人与日本学界的积极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对中国译学的影响

谢天振教授从跨学科的视角介入翻译研究,创立了独到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中研究译介学、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文学翻译史等问题。作为专门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谢天振给"翻译"在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做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概括,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译学的进程和走向。     

动态顺应翻译策略——评析《论语》两译本

语言动态顺应论可从文化的多维度视角阐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了对比,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策略;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策略.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无声的语言 丰富的内涵——鲁迅作品中省略号的修辞功能及其教学

鲁迅十分注重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他在1909年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例略》中特别作了介绍:“!表大声,?表问难,……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缀。有直线的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他的作品的语言所以炉火纯青,生动传神,精当地使用标点符号是其原因之一,单就省略号而言,也匠心独运,别具一格,成为无声的语言,有着丰富的内涵,发挥了显著的修辞功能:     

《楚辞》英译与中学西传

《楚辞》是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英译是融合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为一体的跨时空对话活动。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势下,尤其需要学贯中西、译研并举的中国译者的主动译介。译者应注意保持译文的异域风味与流畅可读性的统一,采用化深为浅、韵律变换、译注兼顾等方法再现原文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情致。《楚辞》英译作为中国典籍英译的缩影,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具有进一步推介中国学术、客观诠释中国形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深远意义。     

欧化成分对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影响——以《传奇》为例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富影响力的一位作家,小说集《传奇》集中体现了其鲜明的语言风格。她的小说语言植根于《红楼梦》《金瓶梅》等传统白话文学作品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行的以传统白话写作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同时,由于翻译文学作品的浸润以及"白话文运动"之后新文学的熏陶,其语言中又有大量的欧化成分存在。在《传奇》中,欧化的成分被广泛用于词汇和句式两个层面,并对构筑张爱玲独特的语言风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国际传播视阈下张仲景文化译介模式研究

本研究对中医及张仲景文化在国内外的译介历史和效果做了回顾和梳理,对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的不足之处做了分析,以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为基础,构建了张仲景文化译介模式,包括译介主体的多元化、译介内容的多样化、译介途径的多渠道化、译介受众的合理分类和译介效果的追踪反馈机制等;并以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为基础,结合张仲景文化的特点,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举例分析了直译、音译、补译等翻译技巧。     

鲁迅与迦尔洵

鲁迅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在开始文学生涯之初,他就注目于俄国文学。他和周作人早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鲁迅译的3篇全是俄国作家的作品,包括迦尔洵的《四日》和安德烈耶夫的《谩》、《默》。而在他一生所有的译著中,苏俄文学的数量又居于首位,诚如作者1932年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所说: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     

《中国翻译词典》中“薄伽丘作品在中国”词目指瑕

论文对《中国翻译词典》中“薄伽丘作品在中国”词目中有关史实进行了核对和考证,纠正了其中的错讹、脱漏之处,补充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薄伽丘作品在大陆译介等信息。     

同一序曲上的不同音符:鲁迅与吴宓的翻译观比较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西方著作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但是,无论是译介的材料还是具体的译介方式以及使用何种语言作为译介的媒介,不同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想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在翻译中,鲁迅一直主张直译,除了坚持用白话文翻译外,还积极引进欧化的句式和词汇,意图"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及通过翻译改造中国语言,进而实现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吴宓主张意译,不仅力求文章顺达,更注重"新材料入旧格律",以实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左联”期刊检视(1932—1933)

"左联"在1932至1933年间创办了一些刊物,如《文学月报》、《文化月报》、《文学杂志》、《文艺月报》、《文学》月刊等。通过这些刊物,"左联"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讨论,研讨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彰显了北平"左联"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实绩,尤其是《文学》月刊的刊行和《子夜》的出版,标志着左翼文学开始走向成熟。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西学译介的本土化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构成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重要一部分,是这一高潮的前奏曲中一支鲜为人知的强音。他们用中国方言译介的西学具有译介适应本土的特点,考察产生译介本土倾向的根源和译介意图,是探寻其从事西学翻译活动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