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祈雨题材诗歌研究

从民俗角度对祈雨进行探究的文章屡见不鲜,而以诗歌为踏板,透彻表现祈雨意蕴的论文却所见不多。通过对宋代祈雨题材诗歌的研究,对其内容展开具体分析,可以反映出祈雨前后宋代社会的真实情况,同时可深入了解到宋人的精神世界,了解其独具特色的祈雨观。     

宋代“以鳗祈雨”习俗成因分析——以江浙地区为例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风调雨顺是确保农事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宋代时旱灾频发,举行祈雨仪式成为官方和民间抗击旱灾的重要方式之一。江浙地区就曾盛行过"以鳗祈雨"的习俗,这种祈雨习俗在官方和民间均有所体现。鳗鱼被选择为祈雨对象并非偶然形成,这种现象不仅是在鳗鱼、水稻、旱灾三者的叠合时间中促成的结果,而且是巫术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民间信仰因素和宗教信仰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之下的产物。通过对于"以鳗祈雨"习俗的分析,有利于补充宋代祈雨习俗的研究,也有助于呈现中国的鳗鱼文化。     

“以豕祈雨”探秘

在古时的祈雨仪式中，常用被认为是水畜的猪来作为沟通人神闻的信物．据说因为夏天下暴雨之前，天气闷热，猪往往跑到溪中、污水中或泥中浴身，以解酷署——古人注意到了雨前猪的这个特性，故用它祈雨。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只是道出了部分的、表面的原因，尚未能揭示其真正的内涵。     

传统“储存器”里的民间叙事——关中祈雨歌解读

仪式是传统的＂储存器＂,储存了民族的历史与历史深处最真实的记忆,无法看见的宗教与神话信仰在仪式歌的＂真情诉说＂中成为真实的＂存在＂。由于干旱一直是对关中农业社会危害最大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所以为禳除旱灾举行的祈雨祭祀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仪式风俗,伴随着祈雨仪式流传下来的祈雨歌是农耕民族在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章。祈雨活动在营造宗教氛围之同时,又根据现实生活之需要使仪式成为最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民俗活动,事实上,神话性与宗教性只是祈雨仪式的显性结构标志,其本质是对民生疾苦与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     

除魅与离心:晚清泰山祈雨礼的变异

咸丰朝以降,晚清官方的泰山祈雨(雪)礼出现了明显的变异.这一祈雨礼不再配有皇帝亲撰的祝文,从而在国家礼仪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由于泰山祈雨的结果不能及时如愿,清廷开始试用西方传来的农业灌溉技术,由此开启了泰山从神圣走向世俗的去魅之路.然而,从此泰山祈雨礼逐渐沦为地方官员借以谋取私利的工具,遮蔽了“礼治”体制承载的君恩与公义.晚清泰山祈雨礼呈现的“去魅”与离心,表明“神道设教”之道难以应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实际困境,而政治文化信仰的陨落隐然成为晚清“礼治”的深层危机.     

《雷雨》与祈雨仪式--曹禺剧作《雷雨》的文化学阐释

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并深受作者自己的喜爱,一个未被人们发掘出来的原因是它再现了一个古老的原型——祈雨仪式。在无意识的驱使下,曹禺以现代话剧的形式把古老的祈雨仪式再现在人们面前,不仅让人们重温了祈雨仪式中蕴涵的人类文化精神,也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在人生旅途中必须不断审视自我、拯救自我、完善自我的范例。     

论《邶风·简兮》为祭祖祈雨诗

《邶风·简兮》是一首祭祀殷商先祖以祈雨的诗。从地理角度而言,邶为殷商故地;从文本分析出发,《邶风·简兮》中写的“万舞”是殷商族的传统祭祀求雨乐舞,“西方美人”之语则显示了殷人对自己族系先祖的怀念。     

“猿猱闻鼓不须呼”——论苏轼在徐州所作《浣溪沙》词中的祈雨祭祀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由密州徙任徐州知州，到任即遇黄河决道，元丰元年(1078年)又逢春旱，苏轼按照朝廷颁布的祀龙祈雨之法，前往徐州城外的石潭求雨、谢雨，在这期间创作了著名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5首。这5首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北宋的农村场景，而且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苏轼的谢雨和村民们的社祭活动，其中“猿猱闻鼓不须呼”一句中的鼓声并非来自苏轼的谢雨祭祀活动，而是来自村民们在水灾后祈求丰收而举行的社祭。关于“麋鹿”与“猿猱”的不同解释，则是后世读者阐释焦虑的结果。     

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外译的类型、目的与策略

结合非洲、美洲及亚洲等地口传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外译所涉及的翻译类型、翻译目的、翻译策略问题进行阐述,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目的分为"为舞台再现服务""为文化研究服务"和"为文艺研究服务"三类,并分别讨论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参考。     

新时期河南籍军旅作家创作简论

在当代军旅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河南籍作家均取得不俗成绩。魏巍、阎连科、周大新等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新时期河南籍军旅作家的文学创作既涉及军事和战争题材又涉及军旅之外的现实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河南籍军旅作家创作的考察,也就是对河南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发展的管中窥豹。     

试论上古时期的文学诠释思想

自从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文字记载,并逐步出现了文学作品,伴随着文学作品的产生,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诠释进行了许多探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庄子的"言意观"及《周易》中的"立象尽意"等思想,对我们的文学接受与文学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为文学教育、研究机构的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汤晓青教授访谈录

2012年10月,“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课题组到北京调研,就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相关问题访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汤晓青教授.访谈主要涉及如下问题：（1）社科院作为独特的文学教育机构,在学位教育等方面的情况;（2）公共教育平台的建设、使用情况与数据库建设;（3）《民族文学研究》的概况;（4）成立以来所有立项的院级、教育部、国家社科项目;（5）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     

《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关纪新教授主编的学术论著《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近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华各民族文学贡献与相互关系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一项重大研究项目，关纪新为牵头人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该课题研究并担当相关部分撰稿人的学术工作者，包括樊骏、李鸿然、罗布江村、徐其超、苏光文、黄绍清、龙长吟、张直心、黄薇、徐新建、张明、李光一、黄伟林、阿库乌雾、刘洪涛、马绍玺、关纪新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一书的责任编辑龚黔兰在该书的简要介绍中写道：“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典型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为线索，追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民族文学交流发展的路径及走向世界的前景。特别是对民族文学与中原文学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对各地区民族文学发展的总结，中肯公允，有理有据，对民族文学发展有指导意义。本书涉及的少数民族文学家基本上是国内知名乃至国际上也颇具声望的人物。本书论述清晰、文笔流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文学价值论建构对文学观的更新和转换

文学价值论旨在突破和超越文学认识论局限,从而对文学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文学价值论强化了文学的价值观的地位和意义;文学价值论对文学观的历史建构和逻辑建构,奠定了文学价值观的历史传统和系统结构基础,促使文学观更新和转换,推动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革命".     

从"风骨"和"物哀"看中日文学的不同

中国文学代表性的文学倾向是气势磅礴、雄浑强劲的"风骨"文学.与此相对,日本文学代表性的文学倾向则是略显阴柔的"物哀"文学."风骨"与"物哀"分别构成了中日两国文学的文学特征.这种文学特征上的差异,可以从两国风土的不同中找到原因.     

网络文学的发展与研究现状

探讨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互联网为文学营造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制,网络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新型文学作者,形成了与传统文学多元共生的局面。就目前来说,网络文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研究,而缺乏对个案的研究,对网络文学的研究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和全新的眼光,简单的指责和印象式的批评是研究者所要警惕的。     

文艺本体论讨论与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生

加世纪80年代的文艺本体论讨论不仅推动了文艺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而且还促进了"文学人类学"的发生及形成.文艺本体论讨论中的认识分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文学人类学"后来的发展路向及研究格局.仅仅把注意力投向方法论革新,以及主体性精神生长等方面去探究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发生的原因,很容易忽视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建构在理论及实践层面上有什么合理之处,又有什么不合理之处等.     

“中国文学走出去”困难的成因与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越发频繁,交流日益密切,国家的软实力也显得极为重要。但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文化明显处于劣势,中国文学仍不为国外读者广泛知晓或喜爱,"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一些困难。文章分析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困难的原因,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途径,为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参考。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边缘化”另种理解

国内学界多年来有种看法:中国文学史书写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且还很严重。提倡各民族文学多元共生无疑必要,但多元共生涉及很多复杂因素,也并不意味着"平分秋色"。因之对"边缘化"问题应该综合把握,多些客观审视,防止以偏概全,避免理想代替现实的情绪化。由此要注意三个问题:历史状况的全局衡量;文学史书写与文学客观状况;文学史书写的经典化情况。     

刘勰文学发展论命题之模式、内涵及经学影响

刘勰通过提出一系列理论命题而建构了相对系统的文学发展理论。这些命题既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又阐释了时代社会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它们既有不同的构成特点,又有共同的生成根源;既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又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分析刘勰的文学发展理论命题,不但有助于《文心雕龙》文学发展观研究的深化,而且有助于当代文学发展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