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我国计算机的两封信

本刊在去年第6期“科学家论坛”专栏中发表了《关于发展我国计算机的若干意见》之后,作者王行刚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现摘登两篇供交流     

对英国有关"公众理解科学"的三份重要报告的简要考察与分析

英国政府以及有关学术团体发表的关于“公众理解科学”的三个报告,探求Pus这一概念在英国的发展,说明了今天的“公众理解科学”已经不同于最初传统意义上的“公众理解科学”,即已经由科学家到公众的单向流动过程,转变成为由科学家到公众、公众到科学家的双向互动过程了。     

人类DNA含外星加密信息

日前,澳大利亚天体生物学家戴维斯(PaulDavies)在最新一期《新科学家》(NewScientist)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惊人观点:外星文明也许早将他们的信息写进了人类的细胞DNA中。这一消息在一些中文报纸与网站刊出,无异于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网民如梦方醒,意识到一些社会现象的原因;也有科学的“忠实卫士”,一概斥之为“典型的伪科学”。科学与其还未能探知的物质世界的较量又在人们的争论中拚搏了一个回合,冲向高潮。     

对所谓“人类观测的极限”的意见(一)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皮埃尔·俄歇在1964年的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发表了《科学的极限》一文。他在文中指出:(1)人类可观测的范围是有极限的,人类无法观测到距地球100亿或150亿光年的河外星系。(2)人类的旅行有极限,不可能访问太阳系以外的行星。(3)人类用加速器获得的能量有极限,永远不能达到强宇宙线的能量。(4)人类的思维迟早要达到它的极限,那时,不是思维的“贫乏”,就是“重复”过去人类思维的成果。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是不断发展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不断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任何为科学的发展规定“极限”的形而上学观点从来经不起人类实践的考验。俄歇在他的文章中,又一次宣扬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是一种对人类前途的悲观主义论调,是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在他的文章中,他企图给这种荒谬的论点作出“现代科学”的论证。其实他的“科学”论证是完全反科学的。为了揭穿这种谬论的反科学性,我们约请了几位科学家分别对俄歇提出的四个所谓“极限”发表了书面意见,刊载于下。同时附载了俄歇的原文,以供参考。     

太阳系外存在新形式的“超级地球”

<正>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消息,科学家确认太阳系外存在一种新形式的"超级地球",其"地核"并非铁核,但却富含钙、铝及其氧化物,而且可能闪烁着红宝石和蓝宝石。这也意味着,"超级地球"的构成远比科学家预期的更加多样化。相关研究发表在最近一期的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在仙后座,距离我们21光年远的地方,有一颗名为HD219134 b的行星,公转周期为3天,质     

科学技术伦理学的若干概念问题

本文由四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我从科学家自1945年以来所经历的良心危机开始,论证科学家的这些直觉反驳了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与其社会文化环境无关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模型。在第二、三、四部分,我论证义务、美德和资源的公正分配应该是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第五部分,我论证科学技术伦理学作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是通过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活动进行自我调节来解决专业自主性与社会控制之间可能冲突的唯一出路。在本文中,“技术”(technology)是指应用科学,“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但也不排斥人文和社会科学。     

通过手相揭示两性奥秘

看手相、看面相,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敛财活动。因为它们连科学的外衣也没有,所以通常大家也不说它们是“伪科学”,直接斥为“迷信”了事。但是有那么一群科学家,却专门在“手相”、“面相”上面做文章,搞研究,这难道是科学吗？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了三集系列片《两性的奥秘》,给我们展示了这项研究不为人知的一面。     

两种文化问题的历史考辩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化和整合问题,已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不过,国内文献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斯诺(C.P.Snow)首先提出了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概念,对于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相互不理解、相互对立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还没有谁比科学家兼文学家斯诺更早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这两种文化分别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按照这种说法,“两种文化”不过是1957年斯诺偶然提出的一个新命题,而与前此西方社会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绝无干系。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我们看来,两种文化问题从一个角度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误区,透露了当代社会进步内在动机的某种深层的消     

科学创造年龄谱的相似性分析

在《科学能力学引论》中，为描写一个科学家队伍的社会年龄，引入了“年龄谱”的概念。所谓“年龄谱”，是一种特殊的年龄构成，其特点为年龄变化呈连续分布。利用“科学家生涯图”，我们可以作出各国不同年代的科学家年龄谱的曲线分布，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和研究，预见到科学家年龄谱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本文的任务，就是试图用相似理论(参见附录)来寻求这一规律。     

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意义和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广大干部从事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与管理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它的发表与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领导意识与执政理念在今后社会实践中必将得到不断的深化与发展,这一重要理念的实践也必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未来。就此意义,我们应该广泛关注和研究讨论这一思想,使之切实得到贯彻。正像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的：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失掉这次发展的机会。落后,使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大发展机会人所共知,“科学”从“生产技术”中分离并萌发是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此后,古希腊与中国志士仁人就有了科学活动。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平一直是西方望尘莫及的。唐宋时代,中国科学知识曾达到顶峰。第一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明朝,中国在变本加厉地重农抑商政策和封建统治之下使中国科学思想停滞不前。恰在此时,即从十四到十七世纪西方执行重商政策,民主与科学思想涌动,此时出现哥白尼(1473～1543年)、牛顿(1642～1727年)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实验时代”,也引发了后来瓦特(1736～1819年)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这三四百年,我们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也失去了进行一次科学、文化、经济大发展的机会,走上由先进到持久落后的漫长道路。第二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在西方取得明显的科学与经济优势的时代,中国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坐不住了。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的35年,被历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从清朝统治者到学界商界的科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掀起兴办工厂、修铁路、办学堂、办报纸以引进外国科学思想、先进技术装备和军械武器的洋务运动的热潮。代表人物是湘军和淮军领袖,历史名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他们提出向“番邦”、“西夷”的洋人学习。引进一些工业设备和科学知识,也使中国社会发展发生不小的变化。涌现出一批科学家。但由于顽固派的实力强大,他们坚守保全封建体制不可动摇意念不变的思想,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使长达三十余年的封建王朝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与此同时,我们邻国日本,几乎与我国同时受到英、法、美、荷列强的入侵(1863年美国军舰炮轰日本下关,英军在鹿儿岛登陆),1864年,日本与列强签下不平等条约。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与中国清王朝处于同样被动挨打的经受侵略的境地。但日本没有“天朝大国”的包袱,也没有顽固不化的重农抑商思想,1862年,大规模派遣日人赴英荷学习,兴起“兰学”(学西方)运动。当时中国派遣到英国的人数11人,而日本人已经有500多人,赴荷兰学习的人数更是远远超过中国人。以科学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这些日人归国后,成为1868年明治维新的主力,明治维新的成功达到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我国比日本普及科学观落后了30年。30年前日人还学中国,30年后却使我们“泱泱大国”与“小日本”地位倒置,使我们屡遭日本帝国的迫害和侵略,中国学者留学日本者众。我国以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和严复(1853～1921年)代表的革新派领袖与科学启蒙大师不甘心落后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康、梁发动了“戊戌变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但这个提倡科学、鼓励发明、成立译馆、筹办学堂的“新政”又在清政府镇压中彻底失败了。第二次中国发展的机会又匆匆而去,而德国、日本获此良机崛起,它也埋下了新老殖民主义列强的世界大战的隐患。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德国引进和发展了英国的科学与工业,以霍夫曼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看到了化学的重要,开发了化学工业,形成了重要出口工业。1880年德国工业发展超过英国,1895年压倒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德国用40年(1860～1900年)完成英国100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国一而再地失去经济大发展的机会。第三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清王朝,是中国摆脱封建束缚,经济崛起的又一良机。1915年,中国近代史上兴起思想启蒙运动,它以陈独秀(1880～1942年)、李大钊(1888～1927年)、鲁迅(1881～1936年)和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思想家兴起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改革与科学进步大旗,宣传科学观,提倡科学精神。当时《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和《科学》杂志成为宣传革新与科学观念的最有影响的号角。1914～1918年,正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在华欧洲贸易与商品大幅衰减,此时给中国提供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绝好机会。当时,仅1912～1919年,新建工矿企业多达470多个,其速度超过洋务运动以来的任何时期。日美两国也乘机在中国开办工厂。此时,社会思想活跃。于是在1919年中国爆发了欢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斗争。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政治形势好转,但随后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日本侵华战争,又失去了第三次大发展的绝好机会。近代史上科学发展观成为“生死结”回顾历史,直到唐宋盛世,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成为西方、日本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向往追求的富国。明朝末年,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工业革命到来的先兆”,而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认定,中国三大发明“成为欧洲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新精神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精神,到16世纪就兴起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实验运动。17世纪,我国康熙年间,以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科学革命兴起,1760～1875年欧洲进入以瓦特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时代,随后是美国(1865～1890年,清代同治与光绪年间)和日本(1868～1900年,清代光绪末年)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发展机会都在于政府高层决策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历史事实表明,经济起飞与发展的机遇是人们思想解放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的结果,西方靠文艺复兴运动,日本靠明治维新,中国靠改革开放,无不如此。思想解放带动认识世界的科学实验活动,随之,人们行动起来以科学精神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整体面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人类社会变革过程无不靠认识科学、掌握科学,以科学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发展观。值得我们反思的是1840～1864年期间,中日两国同受英、美、法、荷炮舰威胁,而且也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皇权统治并且都是签订了与欧美列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跻身列强,中国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混乱漩涡。这个分野要害何处？在推翻封建王朝是一样的,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求知世界,意志统一”;一个是“天朝大国”,目空一切,“耻言西学”,自我封闭锁国,内斗不止。但根本分野在于内忧外患之时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不能解放思想,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科学的概念滞后,“科学”名词出现也就晚了。本来日本引进的是中国近似于科学的概念,日本引用《中庸》“格物致知”的概念,提出：“致知学”,即“实践出真知”之学。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科学启蒙大师、教育家福泽瑜吉在翻译“science”时译成“科学”,开始在日本广泛应用。1893年,在30年之后,康有为引进了日本用的“科学”二字。随后,中国科学启蒙大师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才把“科学”二字在中国加以推广和应用。现在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指出的：我们不能再失去这次非常难得的经济崛起的战略机遇。为了和平崛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意义重大。它关系到现在和未来的祖国繁荣与富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一、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全党全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机遇,明确和平崛起发展思路,不能再受干扰,也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二、这也集中表现了全党全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进一步深刻认识的集中表现,它将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方针深入人心。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确实把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吃透。“三步走”的战略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完全体现。坚决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永不动摇。三、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的指导思想。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全民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上来。发展观在于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发展观,显然是“科学观”与“发展观”两个概念的结合,这就有必要弄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观”？1993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前后,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提出编一本科学技术教材,让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学习,这本书就是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并作序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我在写第一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首先遇到“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科学这个概念看似人人皆知,但严格界定其内涵并能服众,却十分困难。我拜访了科学家,也收集到很多种定义和说法,但都是从一个侧面揭示或描述其本质特征。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家丁·D·贝尔纳说的：“科学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有不同意义。”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确认19世纪首创进化论的生物科学大师达尔文(1809～1882年)提出的科学定义对实践最有指导意义。他在1859年遍游三大洋四大洲之后写出永世巨著《物种起源》,之后29年,他悟到什么是科学的内涵和本质。他在1888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生活信件》中提到：“科学就是收集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和结论”。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过程,也揭示了科学的本质要素是“发现实事和规律”这个基因要素。他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他的一生业绩也证实了他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与理解。科学概念第一要素是“事实”,这个“事实”可以是自然界的事实,也可以是社会的事实。科学家就是发现前人别人都没发现的事实。如法国居里夫人(1867～1934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镭,英国戴维(1778～1829年)发现钾和钠,又如苏联科学家N·D·康德拉季耶夫(1892～1941)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长波理论”,所有这些探索未知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共同特点就是“事实”。这就引申出科学的第一基因是“事实”,是“实践出真知”,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的言行与思考要“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最近,在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党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一再强调和引用,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就把“科学”二字的本质点到家了。小平同志是被世界公认的一位诚实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领袖。科学的本质的第二要素、基因,那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实与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发现事实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发现规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就是风与月、础与雨的关系。掌握这个变化关系,就可预知天气变化,为我所用。这就成为学问、知识。规律是客观的,很久以前就存在的,所以说,可发现但不能创造,但学问和知识是反映客观事实的主观范畴的东西,因此它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作为学科、专业就是事实与规律构成的知识体系。科学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涵,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按规律办事。没有别的了。人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勇于进取、寻求变革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方法也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全民具备科学精神之日,就是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之时,现在群众的科学素养与领导干部科学意识汇合而成的高位势能是明日国家高速大发展进入强国之林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的本质含义清楚了,科学的发展观的深重意义也就清楚了。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观。清末,我国创造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前身,其校训即为“实事求是”。毛主席在延安给党校题词也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后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看书不多,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可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伟人与科学家心中的重要地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同志多次讲话中都有深刻论述。为了在本世纪前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他强调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二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观念。因此,下面三个概念就非常关键了。一是“全面”。即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五个方面实现“五个统筹”,从而达到持续发展,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要正确对待GDP增长问题,不能一味追求,而忽视人与环境的问题。另外,也不能降低GDP增长速度。专家认为,要保持7%以上的速度。二是“协调”。即在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宏观与微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总之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保持改革与发展二者的稳定关系。三是“人本”。即把“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本就是民本,就是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首位。因此,提出人本工作就是在发展经济前提下,做到如下四条：第一项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第二项是尊重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项是提高全民素质;第四项是创造既能使人们平等发展又能发挥人们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说到底,科学发展观是国家、地方、企业发展的本质,是对全局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是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影响。同时,它也是个思想方法论。首先分清主次,先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二是坚持系统思考与重点发展的统一,即坚持事物普遍联系与主要矛盾的统一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追求形式忽视本质,追求手段忽视目标,追求片面忽视全局,就成为我们走向小康在思维方式上的最大敌人。 *杨沛霆先生是《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长期从事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的宣传工作,给中央领导和地方各省市级领导讲课达18年之久,上文是他应编辑部所邀撰写的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编者     

世界首条柔性人造触觉神经诞生

正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文涛团队与美韩两国科学家合作,研发出了世界上首条柔性人造触觉神经,让更智能的人造皮肤离现实又近了一步。这一研究成果在最新一期国际刊物《科学》上全文发表。人类皮肤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其中有成千上万个感受器用于感知压力、温度、位置等信息。这些信息被转化成神经信号,在外围神经和中枢神经中逐级传送。如果能让机器人拥有类似皮肤的     

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界发动的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本文试图分析知识界中科学家群对这场运动的影响与贡献。从儒士到科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家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一个人若成为科学家,他就必须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去从事研究工作,以他的科学活动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同,社会也由此承认他的科学家角色。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盖伦、张衡、葛洪都当作科学家时,实际上是只着眼于在今天看来是有科学贡献的一个方面,同时却忽略了科学共同体和虚拟了社会承认,结果给哲学家、医生、太史令、道士都加冕为“科学家”,这是用回溯法研究科学史所不可避免的。但毕竟应该把史学意义上的科学家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加以区别,后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关键力量。     

科学的"计划"与"自由"发展:争论及其影响

20世纪以来，围绕科学的“计划”与“自由”发展这一主题，科学家、政治家、人文学者与社会民众展开了三次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人们逐步达成一致的观点：政府应主导和组织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最终要体现国家目标。这些观点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科学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於对量子力学的解释

关于对量子力学的解释,是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激烈争论。同时在唯物主义旗帜下的科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彻底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都有重大的意义。在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上,苏联以现任联合核子研究所所长布洛欣采夫为首的一个学派的见解,我国过去作过较多的介绍。布洛欣采夫著的、获得斯大林奖金的“量子力学原理”一书早已译成中文,并被普遍採用作为我国大学的课本。布洛欣采夫、切尔茨基、奥米里扬诺夫斯基等的阐明这一学派的观点的几篇重要论文,曾经集中译载在“科学通报”一九五二年八月号中,后来又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二)物理学之部”一书之中。苏联另外还有一个学派,那以福克院士为首的学派,这个学派不同意布洛欣采夫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个学派的观点,过去我国很少介绍。本刊本期发表了不久以前福克系统阐明自已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的观点的重要文章,还发表了一九五二年时福克批评布洛欣采夫的一篇文章,以及布洛欣采夫的回答。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福克学派的观点及其同布洛欣采夫学派的争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上,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国物理学家德·布洛依为首的一个标榜唯物主义的学派的出现。德·布洛依的重要论文:“量子力学是非决定论的吗?”已译载在“哲学译丛”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同一杂志还在同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德·布洛依的“波动力学注译”的译文。此外,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的观点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哲学译丛”在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了他早年的著名论文:“对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是完备的吗?”的译文,“学习译丛”在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发表了他的“量子力学与现实”一文的译文,这是爱因斯坦晚年的著作。最后,当然还要提到有浓厚唯心主义色彩的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学的解释。本刊希望,我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更多地关心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本刊今年的中心工作之一。欢迎大家向本刊投寄这方面的稿件。为了便利大家讨论,本刊将继续发表在这个问题上各学派的代表性文章,作为研究、讨论及批判的资料。欢迎大家投寄这方面的稿件,帮助本刊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为什么恋爱中的女人爱生气

韩国电影《野蛮女友》一度风靡中国。这和我们传统上认为恋爱的女人应该温柔有很大不同。现在,科学家为“野蛮女友”们找到了理论依据。据最新一期《新科学家》杂志报道,意大利女科学家马拉齐蒂研究发现,热恋中的两性性情差别并不那么明显,因为男女在恋爱时期体内的雄性激素水平趋于一致,换句话说,男人更像女人,女人更像男人。男性会变得更温柔多情,女性则会变得更热情奔放。除此,一些社会心理因素也对男女在恋爱中的这种变化有所影响。首先,这是社会传统文化对男女的不同要求。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总是要求男性要大度、慷慨、沉稳、有容人…     

"科学家”职业的演变过程及其社会责任

本文认为科学家从一种有闲人的“业余爱好”变成一种专门的社会职业，是一种历史的过程。科学家的职业化伴随科学的体制化演进，科学家在社会中担当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本文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家”一词的来历、含义，科学家社会职业的历史演变，科学家在英、法、德、美等国发展的不同特点，以及当代科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新的科技革命对科学家提出的道德责任要求。     

太空、航天等名词规范化问题的讨论 对宇航、航天、太空、空间等名词的商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类对大气层以外空间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 ,但是 ,长期以来此领域的某些术语一直不统一 ,例如常见的“空间”、“太空”、“外空”等等 ,成为一些比较混乱的多学科常用词 ,给大家带来很多困扰 ,使用时无所适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认为应当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相关的重要词 )。本刊特辟专栏组织各方面专家开展书面讨论。在此基础上 ,我们将组织专门的研审会 ,力争确定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统一的意见。此项工作得到许多专家热情的支持 ,在此谨向各位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里我们先选登一部分稿件。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新的意见 ,以便科学地、民主地、全面地研究 ,做好定名工作     

1963年我国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论文评述

本刊这一期刊载了过去一年中我国报刊发表的有关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论文和参考资料的目录索引,其中录有我国作者写的有关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哲学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各种类型的文章近一百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一个方面(虽然不完全地)反映了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的成果。从这些文章来看,一年来我们的工作,有哪些进展和哪些成绩呢?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呢,在这篇评述里,我们仅从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供大家讨论参考。     

编后记

本刊1965年第三期提前和读者见面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六期发表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和编者按语,引起了我国科学界的热烈反应。许多科学工作者批判了阻碍本门科学发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如何在本门科学研究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意见。本刊本期刊载的由物理学、化学工作者写的四篇文章都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对如何在各门学科的研究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问题发表意见,本刊准备多登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科学革命的结构》(选登)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自1962年末在美国出版以来,首先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热潮”,1970年,出版第二版,加了一个重要的“跋”。1975年,苏联出版了俄译本。中译本即将在我国出版。这里选载的,是该书的第八章。库恩原来是学理论物理学的。1947-1950年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时,兴趣转向科学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观。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科学革命”。当科学发展中出现“反常现象”愈来愈多,原有的理论、模式或“规范”无法解释时,就会引起科学的“危机”,最终导致“科学革命”,拋弃旧规范,提出新规范,使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并引起世界观的改变。库恩的科学观在西方科学界和哲学界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库恩的科学观和世界观在现代西方是有重要代表性的一家之言,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