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冲突及解决

《合同法》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而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应当通过立法将他们协调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论无权处分的效力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无权处分问题又一次推向争论的中心。无权处分行为仅指债权合同,《合同法》规定其为效力待定,《物权法》亦未改变这一看法。而该司法解释却“越位”采取有效说,但其理论依据显然不足。未来修法时,可将无权处分规定为效力待定,但第三人善意且支付合理对价时合同有效,以实现无权处分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和多方权利人利益的平衡。     

浅析动产买卖中无权处分的效力

无权处分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无权处分的效力问题既涉及无权处分人、权利人以及受让人这三方主体的利益权衡,也需考虑对交易秩序与安全的维护。基于此,本文仅对动产买卖中的无权处分的效力进行分析与探寻。     

无权处分情形下合同效力问题研究——对最高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3条的解读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无权处分情况之下处分合同有效,至此,善意取得制度以合同有效为构成要件的阻碍已经消除.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在于“善意”,是法律对实务中这种特殊现象的一种总结和对交易安全的特殊保护,与合同的效力并无逻辑关联;此外,判断合同的效力不应区分买受人的善意与恶意,因为买受人在签订合同之时仅仅只能对出卖人是否愿意与之签订合同的负担行为有认识,对出卖人是否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的处分行为永远是“善意的”;在出卖人“善意”出卖他人之物的场合,可以依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来进行解决.     

试论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涉及权利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不同的法律规定直接关乎交易利益与安全。本文针对我国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的规定,主要通过保护当事人利益和鼓励交易的原则,探讨无权处分行为的性质和效力。     

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无权处分问题被法学界称为法学上的精灵,其曾经困扰台湾法学界五十载,经过王泽鉴先生的多次拨乱反正,最终将其驯服。无权处分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国大陆法学界,其中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是无权处分问题的核心。从宏观的角度看,无权处分制度既涉及《合同法》领域又涉及《物权法》领域;从微观角度看,无权处分制度不仅涉及无权处分人与财产权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涉及无权处分人和无权处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涉及法律不同价值之间衡量取舍。     

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台湾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说过：＂‘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是法学上之精灵,困扰实务界数十年。为期驯服,非彻底究明其‘本性’,不可济事＂。对于怎样制服＂出卖他人之物＂之精灵,得其本性,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主要结合理论界对于此论题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对如何得其＂本性＂发表几点浅见。     

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无权处分制度是民法学上一项十分复杂的制度。《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的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颁布后,学者就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关于其效力问题,主要有三种学说,即区分负担行为说和处分行为说、完全无效力说和效力待定说。     

无权处分论略

《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仍有很大不足,应当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确定无权处分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再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出发,利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对无权处分类型化的基础上确定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     

无权处分论略

<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仍有很大不足,应当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确定无权处分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再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出发,利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对无权处分类型化的基础上确定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比较与分析

无权处分合同，民法通则颁布以前的我国大陆，采用法国的意思主义模式，台湾采用物权形式主义模式，香港、澳门实行的是债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对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大陆实行效力待定原则；合同的效力取决于权利人是否追认及出卖人事后能否取得处分权；澳门实行无效原则，但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使无效变为有效；台湾法律对此虽无明确规定，但理论和实务上都属于效力待定原则；香港法律从实际需要出发，实行权利瑕疵担保原则，由此可知，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存在三种原则：完全有效原则、无效原则和效力待定原则，大陆民事立法应取消效力待定制度，实行以无效为原则，以有效为例外的制度。     

试论民法上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近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指无处分权人转让标的物给善意第三人时,善意第三人一般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它对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安全和快捷、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就我国物权法上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和效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在债权形式主义背景下无权处分与合同的效力归属

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立法对物权变动主要模式的确立,以及我国立法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划分的承认与严格区分,<合同法>第51条所确立的无权处分规定与其他法律规定存在的冲突已客观存在,并且此规则定与客观实践相抵触.无权处分规定涵需改革:有无处分权应成为物权行为及物权变动效力的判断因素,而非影响债权合同效力的要件.     

在债权形式主义背景下无权处分与合同的效力归属

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立法对物权变动主要模式的确立,以及我国立法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划分的承认与严格区分,<合同法>第51条所确立的无权处分规定与其他法律规定存在的冲突已客观存在,并且此规则定与客观实践相抵触.无权处分规定涵需改革:有无处分权应成为物权行为及物权变动效力的判断因素,而非影响债权合同效力的要件.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辨析──兼评《合同法》第51条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存在无效、有效及效力待定三种学说。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并赋予无权处分合同待定的法律效力。效力待定学说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其固有的不足。既然无权处分合同的性质为债权行为,那么其效力应当不受处分人的＂处分权＂的影响。无权处分合同应从传统的效力待定的合同类型中脱离,而成为有效合同。《合同法》第51条受到诸多指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践行的物权变动模式存在问题。     

论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物权变更制度。《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善意取得制度做出了完善明确而具有一般性的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在无权处分情况下,善意第三人能够优先于原所有权人而取得物之所有权的制度规则。本文对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发展沿革,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动产善意取得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方面所作的突破进行了介绍。     

论善意取得的客体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其在保障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秩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已制定了《物权法》,但善意取得制度仍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文章主要从善意取得的概念、学界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方面论证了善意取得制度的客体范围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并具体论述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客体。     

论物权的追及效力

物权的效力是法律赋予物权的强制性作用力,它反映着法律保障物权人能够对标的物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程度和范围。对于追及效力是否作为物权的一独立效力而存在,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从逻辑和利益权衡的角度考虑,追及效力应作为物权的一种独立效力而存在。在物权法体系中,在无权处分和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等的情况下,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物权的追及效力即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真实物权人和法律物权人的利益冲突,维护了物的占有和社会交易的安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无权处分理论的再思考——以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为背景

通过详细分析和论证在债权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解决无权处分而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来说明利用物权行为理论来驯服这个“精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善意取得制度是确定动产所有权归属的一种方式,一旦适用就可以确定善意第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原所有人不仅不享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追及权,也不得请求其返还原物,而只能要求过错人赔偿其损失,所以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关系到原所有人与善意第三人双方利益得失,判断什么条件下适用,这要求掌握好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要件,通过对司法考试案例及其它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将已熟知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归纳成一条逻辑判断锁链无非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