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科学不端行为"定义的历史演进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较早和较为系统开展科学不端行为定义研究的国家.1989年美国公共卫生局颁布了第一个正式科学不端行为定义,引发了贯穿整个90年代的持续争论.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批评上述定义基础上提出了"三种行为框架"的定义建议.1993年美国研究诚信委员会针对1989年的定义转而提出"主要原则加例子"的定义建议.直到1999年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颁布基于1989年定义基础上改进的"研究不端行为"定义,才结束了持续争论.纵现这场争论,科学界认识到不端行为的危害性和定义的重要性,政府机构的积极推动,构成了美国定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从职业伦理到科研诚信——科研不端行为的国外研究动态分析

通过文献考察发现,国外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孕育期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的科学史记载、萌发期的科学规范与职业伦理探讨、发展期的公共政策与科研诚信分析、成熟与国际化时期寻求综合防范及全球合作等4个阶段,且每一阶段各有其认识论前提、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特殊性。这既有助于我们系统把握该主题下的历史脉络及其逻辑关联,又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原料和基础。     

从职业伦理到公共政策的制度性转变——美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策略及其意义

因传统防卫方式的失效,美国政府开始转向和尝试以制度化的公共政策来应对日趋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这种制度性转变的策略,呈现出早期的伦理政策化和法律化,与后期的政策法律、伦理、教育、训练、研究、技术等相结合的特点和趋势,并逐步形成科研不端行为的综合防治策略与机制.其具体表现为:制定和实施完备的政策饭嫣逑?设立和运作良性的层级监管机制;规定统一的举报和查处程序;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保证科研诚信、防治科研不端行为、营造培育负责任研究行为的良好环境,建立和实施系统有效的教育、训练和研究体系.这种系统和制度化的科研不端行为综合防治策略,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重大科研不端案例与美国科研诚信制度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重大科研不端案例推动着美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四阶段演变,启示我们超越负面情绪的就事论事,转而从建设性的制度逻辑视角看待重大科研不端案例:索曼案、达西案推动着1981-1989年美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科研诚信的建制化;巴尔的摩案、盖洛案推动着1989-2000年美国实现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的规范化;舍恩案推动着2000-2010...     

奥地利科研不端治理体系的进展与启示

奥地利是首先建立起解决科研不端问题的协调系统的少数国家之一。奥地利科研不端治理体系经历了从科研伦理到科研规范、从分散应对到集中治理、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强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点带面、有法可依、有组织有秩序的综合治理体系。其中有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用社会学越轨理论中的社会反常论与文化传播论系统分析了科研不端行为。前者认为普遍性规范没有充分实现与科学共同体的分层导致科研不端行为发生;后者表明在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中,科研不端行为必然被科学家在其社会化中学到,从而可能导致不端行为传播。     

科研不端行为的激增与无私利性规范的存废——以朱克曼和施茅斯的争论为中心

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激增,无私利性规范能否构成独立的存在而不被替代,成为朱克曼和施茅斯争论的主题。第一,社会规范不能取代科学规范,科学规范体现求真的建制性目标,这是无私利性规范的独特特征。第二,技术规范不能取代科学规范,二者不能混同,无意识地违反技术规范,不等同于违反科学规范,它不属于科研不端行为;整篇论文剽窃违反无私利性规范,属于科研不端行为。第三,诚实性原则不能替换无私利性规范,无私利性规范保证了科学领域更高的诚实性要求,比如列出不利于自己的反方观点和证据等等。     

试析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被迫现象”——从学术能力的视角看

当今高校有不少学术不端者的不端行为具有被迫特征。这种不正常的学术不端被迫现象有成为正常现象的态势。这里面蕴含着巨大而深刻的学术危机。以学术能力为视角来研究高校学术不端被迫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视角下,描述了这一现象在高校的种种表现,从科研管理制度、研究生教育、高校教师招聘制度等方面透视了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美国科研诚信建设演变的制度逻辑与中国借鉴

梳理美国科研诚信建设的阶段演进和制度逻辑,有助于精准把握中国科研诚信制度的当前阶段与制度目标。纵观美国科研诚信发展史,1981—1989的开创阶段重在正视科研不端行为,推动科研诚信建制化;1989—2000的规范化阶段重在惩治科研不端行为,推动调查规范化;2000—2010的成熟阶段重在预防科研不端行为,强制普及科研诚信教育;2010至今的科研生态体系阶段重在确保科研诚信。以此制度逻辑为鉴,当前中国科研诚信发展具有预防科研不端行为与健全科研生态体系的双阶段并存的建构难度,亟待科学共同体的全面深度参与,及科研服务机构纳入科研诚信主体等。     

科研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基于国外实践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数据实现开放获取的重要意义,指出推动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数据实现开放获取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在分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理事会等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开放获取政策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科研资助机构制定开放获取政策的几点经验和启示。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

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及路径转换现象。文章从技术哲学研究中的流派、伦理转向和经验转向等方面梳理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认为这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技术哲学发展的脉络、洞察技术哲学研究的概貌、探询技术哲学研究的新动向以及技术哲学家们的思维触角等是有益的,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技术哲学研究的前沿、明确技术哲学研究对象与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     

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

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及路径转换现象。文章从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传统、形态、流派、时代烙印、技术发展理论、伦理转向和经验转向等方面梳理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认为这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技术哲学发展的脉络、洞察技术哲学研究的概貌、探询技术哲学研究的新动向以及技术哲学家们的思维触角等是有益的,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技术哲学研究的前沿,明确技术哲学研究对象与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     

异质经济人假设:按技术分配的哲学基础

技术所有者是纵向异质与横向异质统一的异质经济人。作为经济人的技术所有者通过个体学习、协作学习与团队学习来实现自己的纵向异质化。在纵向异质化的前提下,素质不同和能力差异成为经济人横向异质化的主要内容。因按技术分配形成的集体成员“不对称”与“选择性激励”时技术所有者产生的极大激励作用,纵向异质与横向异质统一的技术所有者内在地需要按技术分配。     

数学真理的发展及其对自然观演变的启示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数学与自然科学各自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特别是20世纪以来诞生的各种数学新理论，正在逐步地改变着数学真理的传统观念。数学真理与自然法则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和深化了。数学新的真理性质对自然观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尔特霍夫体系述评——大工业时代的德国大学和科学政策

1882年至1907年间,阿尔特霍夫是普鲁士文化部主管高校的官员。在他的指引之下,普鲁士大学进行了一些改革。另外,一些国家研究所也建立起来。他还是威廉皇帝学会的最早发起者。这些改革措施被人们称为阿尔特霍夫体系。本文介绍了阿尔特霍夫体系的内容、人们对它的评价,并结合当时普鲁士权力结构探讨了这一体系形成的原因和所存在的问题。     

智慧政务:信息社会电子治理的生活化路径

信息技术应用的生活化趋势,不仅推动着电子政务向电子治理过渡,也使公共需求日趋小型化,表达着公民对电子治理走向日常生活的渴求。然而,随着科技越来越智慧化以及个性化信息设备的应用,智慧政务及其交互型治理结构使电子治理实现生活化成为可能。智慧政务通过跨边界的集成与泛在化公共服务的提供,推动着包容性电子治理的实现。公民实现了对技术的宰制,呈现出技术民主的愿景。     

国外科学资助机构资助海外优秀人才的政策措施及启示

本文介绍了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政府吸引海外优秀研究人员的政策措施,并重点介绍了这3个国家具体资助科学研究的机构如日本学术振兴会、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吸引海外研究人员的项目类别和具体做法,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制定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措施和计划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