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随想录

“有终之美” 1972年8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下午4点30分,田中角荣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我和肖向前,同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日本在职首相正式会见中国访日代表团团长和我常驻日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还是战后历届内阁的第一次。陪同田中首相会见的还有二阶堂官房长官。我们按预定时间到达帝国饭店,从饭店大门口到高楼上的会见厅,长长的通道两侧站满了新闻记者和     

中日友好随想录

孙平化同志从建国以来就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六十年代曾出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中日友好随想录》一书,以生动的文笔,通过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描绘,展示出中日友好事业怎样从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滔滔江河。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从本期开始连续选载书中若干章节,以飨读者。     

中日友好随想录

二十分之一国会议员云集北京渠道接通之后,中日交往的领域越来越宽阔。不仅民间人士、贸易界朋友不断来访,政治家、国会议员等各方面人士也陆续访问我国。中日建交时周总理高度评价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贡献的日本朋友时说:“饮水不忘掘井人”,在打开中日关系方面劳苦功高的先驱者和掘井人确实令人尊敬。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出建国初期以来同日本朋友交往中的那些生动感人的情景。 1953年池田政之辅率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代表团来北京谈判,并于11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一行中有老资格众议员松田竹千代和社会党众议员风见章。风见是近卫文麿的谋臣,战后有一些政治家集结在他周围,形成一股主张革新、进     

中日友好随想录

为互设民间常驻机构扫清道路中日备忘录贸易达成协议,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中日关系中的喜事一桩接一桩,高潮一个连一个。既然双方商定要用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就应该在如何积累上不断作点文章。1963年当LT贸易额进出口达到一亿美元的时候,双方开始议论应该互设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互派常驻代表,以便加强联系,推动工作。迄今两国民间的联系虽然不少,但都是临时性的。如果能互设常驻机构,尽管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小规模的机构,无疑它是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1964年1月,我随中国青年京剧团访问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文艺界朋友们都希望中国京剧界的后起之秀能在日本舞台上演出,以满足广大京剧爱好者和日本人民的要求。神彰和他的夫人、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当时结婚不久,有一女儿)对此事颇为热     

中日友好随想录

亚太和会与照相机中日民间贸易谈判刚一结束,我们即转入另一项更加紧张的工作。为了准备建国后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在北京召开,1952年6月3日举行了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筹备委员会。     

中日友好随想录

“兴安丸”的历史贡献从1953年初起,中日两国民间开始进行一项比较大的活动。这就是,中国方面协助日侨回国,接收在日本的部分爱国华侨,其中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日本方面则把在战争期间被日军抓到日本迫害致死的中国烈士遗骨送回中国。日本投降后,除部分为苏军所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被带到西伯利亚外,在中国还留下了许多日本人。新中国成立前,在一些国民党“接收”的地方,由国民党从大连等地把一部分日本人遣送回日本,还有不少     

中日友好随想录

奔波于东京北京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舞剧团一行访问日本期间,几位日本老朋友也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北京之间,为迎接日中关系的新高潮而劳碌奔波。1972年7月12日,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老先生首先访问北京。当时围绕怎样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日方内部意见不一。焦点之一就是承认不承认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邦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佐佐木更三来中国之前曾往见田中首相,当时田中首相就表示日本     

中日友好随想录

不叫大使馆的“小型使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牌子挂起来以后,“生意”十分兴隆,日程排得满满的。宴请和赴宴也接连不断,算得上是“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从大型的国庆活动,到小规模的同窗聚会,乃至忘年迎新,婚丧嫁娶等等,活动频繁,丰富多采,忙得不亦乐乎。小小的联络处几乎每天门庭若市,宾客接踵不断。记得1966年在椿山庄举行国庆招待会,大厅和院内,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者多达两千余人。从规模来说,不亚于中国其他驻外使领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有时我们也参加建交国家驻东京使团的一些活动,加上接待由国内来访的代表团组、文艺体育团     

中日友好随想录

活跃在日中友好阵线的旧军人在片山哲前首相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会议访华代表团中,有一位曾经在侵华战争中身居陆军要职的人,这就是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牺牲,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     

中日友好随想录

“没有孙平化的孙平化宿舍”我们驻东京联络处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宿舍,总感不便。从1966年起我们就在筹划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买地盖房子。后经国内批准,我们在东京华侨总会陈焜旺(当时是副会长)和日本朋友的积极协助下,在港区惠比寿物色到一块地皮,是“三菱矿业”的“寮”(宿舍),面积约五六百坪(每坪3.3平方米),我们下决心买下这块地皮,盖一所办公楼,一所宿舍     

中日友好随想录

“万丈高楼平地起”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迅猛。看到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中日友好事业口新月异、中日邦交正常化指日可待,心中充满了喜悦。但又觉得似乎来得太突然,思想有点儿跟不上趟。因此,决心努力紧跟形势,领会上级意图。恰好这个时候,上级派我率团访日,时隔五年又踏上友好邻邦的国土,见到众多的老朋友,耳闻目睹许多新事,感慨甚多。     

中日友好随想录

红茶变“白水”在五十年代头几年两国关系的那种环境里,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但是,毕竟打开了一条微细的联系渠道,在一水之隔的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简陋而又不太牢固的小桥。继铺路架桥的先驱者之后,来来往往的通行者逐渐多起来了。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以后,日本贸易界的朋友陆续来华恰谈具体合同。接着于1953年11月29日又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次是在北京同池田政之辅为团长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代表团谈判签署的。前来参加谈判的除了头一年首批来华的帆足计之外,还有第一次来华的超党派国会议员风见章、松田竹千代、松前重义、长岛银藏等人。同这几位国会议员交往以后,通过他们的介绍和工作,又结识了一批新人。这对于扩大朋友、沟通和加宽渠道,争取实现官方之间的接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我们中国人     

中日友好随想录

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 1955年以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起来。这一年10月5日,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第一次在北京舞台上演出,那酷似京剧的艺术形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中国的广大观众。日本的演出团是由歌舞伎座董事、大博剧场经理松尾国三和歌舞伎名演员市川猿之助牢领的。作为歌舞伎来华演出的回访,应《朝日新闻》社和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我国在1956年5月27日派出优秀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领的京剧代表团(一行85人)访问日本。京剧团第一副团长是     

中日友好随想录

“民间来往,官方挂钩” 1955年3月29日,第二次鸠山内阁成立后第十天,中国贸易代表团到达东京。这是一次比较大的举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开始交往以来我国派出的第二个访日代表团(第一个是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继1952年双方签署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和1953年签署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之后,双方商定第三次协定中     

中日友好随想录

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宫房长官及52名有关政府官员乘专机前来北京。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刻就在眼前,两国人民莫不为之庆幸和欣慰。我们这些坚持在促进中日复交和中日友好岗位上的人就更加激动和兴奋。专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稳稳地停在开阔的停机坪上。田中首相走下飞机,周恩来总理迎上前去,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互致问候以后,田中首相在周总理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和接受众多的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时此刻,我心潮汹涌澎湃,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两国人民和广大的日本各界朋友及许多有识之士二十多年来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走过了多少艰辛的路程?!     

中日友始随想录

松村之意不在兰谁都知道,松村先生最喜欢兰花,大概是因为兰花的高洁、质朴、芬芳和这位政治家的品德、性格颇为相称吧!我多次去过松村家,它坐落在东京郊区的一所典型的日本庭院。院内杂木丛生,四季长青,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有一所简朴的兰室,培育着数不清有多少盆的中国兰。据说数量、品种之多为日本之冠。松村来中国访问时,每到之处必问有无兰花,如有必看必买。有人说:“松村先生一见到兰,眼睛生辉,心旷神怡”,我也确有同感。难怪有一次,古井喜实随同松村访华提前回国把松村托带的兰花忘在北京,到广州出境前留下一张名片说,实属“罪该万死”。我国《易经》一书载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兰谱》、《金兰谱》中也有详述。1963年4月,松村多次给廖公打电话,要中方派一个兰花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廖公听后判断:“醉翁之意不在酒,莫非老先生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讲?要快去!听听有何‘同心之言’。”     

中日友好隨想录

激流勇进的政治家长崎事件发生以后我国采取的一些严正行动,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执政党的有识之士愈益认识到事态的严重和自己身负的重任,有几位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审时度势、拍案而起,在逆流中力挽狂澜,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心愿的有益贡献。前首相石桥湛山毅然决定访华;曾任农林,文部(教育)大臣的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有志有方、不负众望;前经济企画厅长官高猗达之助通力配合、积极行动,在严寒的岁月里为发展日中关系挺身而出。     

中日友好隨想录

“LT贸易”的铺路人正好在松村访华后第二年深秋,高碕达之助先生以“打开日中贸易”为由率实业界人士十三人访问了中国。高碕曾任鸠山内阁经济企画厅长官,是日方出席万隆会议代表团成员之一,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和周总理、廖公相识并有所接触。     

中日友好隨想录

棋盲参加围棋代表团不识字的人称之为文盲,不会下棋的人大概可以叫作“棋盲”了。1962年7月,我这个对围棋一窍不通的“棋盲”,竟然担任了中国第一次访日围棋代表团的副团长。记得是在6月底7月初,廖公通知我说:“鉴于日本内阁更迭后出现了一些新形势,上级决定你作为副团长带领中国围棋代表团去日本,相机开展活动。先考虑一下,周总理有空的话还会向你作些指示。”我便开始了准备工作。围棋虽起源于古老的中国,并曾盛行一时,但到了近代,围棋在日本比在中国还要流行,可谓“围棋人口”甚多。日本棋院曾两次派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著名九段棋手、日本围棋名人吴清源的老师漱越宪作首先率团来访,中国围棋代表团是应邀第一次回访。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果然在百     

中日友好隨想录

“长崎国旗事件” 1956年10月,村田省藏、池田政之辅等人前来我国参加日本工业展览会,同时谈判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得不很顺利。贸易本身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核心问题是随着中日贸易的发展,中日政治关系能否改善。我方当时想法是在已有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动中日关系前进一步,因此再度提出互设贸易机构问题。但是,在日本政府尚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设立这样的常驻机构应该是什么性质的,以什么形式出现,驻在人员是否应该享受外交特权,建筑物上能否悬挂国旗等等,都需要政府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