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声誉激励机制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为了探究声誉激励机制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论，构建了考虑与未考虑声誉激励机制两种情况下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两种模型的局部稳定性，探讨了金融科技公司创新行为与监管部门监管策略间博弈的演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声誉激励机制有效地促进了金融科技创新的自律性，当声誉激励高于一定的水平时，金融科技公司将自觉开展合规创新，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声誉的激励效果受违规创新的惩罚值和违规创新所得额外收益的影响较大，通过合理设置违规创新的惩罚值，违规创新的额外收益以及声誉激励系数实现最佳的声誉激励效果。     

基于安全风险等级的港口危化品监管问题研究

针对港口危化品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构建了考虑安全事故发生率的演化博弈模型,在安全事故发生率坐标轴上导出低中高三层安全风险下的系统演化规律,以此探讨风险等级对港口运输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开展了动态演化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港口运输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成本-收益比率是区分安全风险等级的阈值;面对低的安全风险时,港口运输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都会忽略风险存在而消极对待;面对高的安全风险时,港口运输企业选择自觉守法运输,而政府监管部门则会宽松监管;港口危化品监管中存在"激励悖论"现象,从长远发展来看,应加强对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的惩罚力度,而不是单纯地强调加大对港口运输企业非法运输的处罚.     

大数据“杀熟”如何破？基于政府-消费者协同监管的演化博弈

电商市场频频被披露隐性存在的大数据“杀熟”现象,暴露出电商市场存在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隐患。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建立电商平台“杀熟”定价行为及用户消费渠道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惩罚力度对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规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政府惩罚力度足够大时,系统稳定于（网络消费,公平定价）的理想情形;但如果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消费者的公平关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电商平台的定价策略,系统均衡结果将趋向于（网络消费,“杀熟”定价）或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电商市场陷入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困境。那么,电商市场应如何破除大数据“杀熟”所造成的信任危机？基于此,建立政府和消费者协同监管机制下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得到：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是影响消费者监督策略的关键因素,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的差值越大,消费者选择“积极监督”行为的演化速度越快;而且,当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时,消费者监督带来的舆论压力和声誉损失可以有效约束平台的“杀熟”行为,倒逼平台进行“公平定价”。研究结果对电商市场大数据“杀熟”行为监管机制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第三方监督的食品安全监管演化博弈模型

为探讨第三方监督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第三方监督对食品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第三方监督对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性,强化第三方监督有助于促使政府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以及改善企业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激励悖论"现象,相比单纯强调加大对食品安全事件中对企业处罚的力度,加强对政府监管部门及其人员本身监管不力等行为的惩罚,对于提高食品安全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最后结合三鹿奶粉案例,阐述了第三方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对演化博弈结果的重要影响.     

动态惩罚机制下互联网金融平台行为及监管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平台行为及监管策略的博弈演化过程,系统考察了互联网金融平台行为及监管博弈过程的影响因素,并重点对固定惩罚机制和动态惩罚机制下互联网金融平台行为及其监管策略博弈均衡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固定惩罚机制下,互联网金融平台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博弈过程不能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两个群体的行为呈现周期模式.动态惩罚机制下,互联网金融平台和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博弈演化轨迹呈螺旋收敛的趋势;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自律"的初始概率不同,其随时间演化收敛到不同的均衡值;提高最重惩罚度上限,互联网金融平台选择"自律"行为策略的概率增加.     

雾霾背景下政府监管与交通企业低碳行为演化博弈

雾霾背景下,针对城市低碳交通建设问题,考虑第三方公众的监督作用,构建政府监管部门与交通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监管成功率、第三方举报率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交通企业低碳策略的实施受到政府监管力度、查处成功率以及第三方举报率的影响。在不同情势下,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理性决策和策略选择,有效遏制企业非低碳的违规行为,为城市低碳交通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建议。     

媒体曝光视角下环境污染邻避冲突多方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媒体对环境污染事件曝光的不确定性,探讨了邻避冲突中污染企业、周边群众与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的行为策略选择问题,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数值仿真,分析了各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与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研究表明,在媒体曝光概率较高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主体行为的演化趋势都与其他两方的策略选择密切相关;降低媒体曝光的交易成本、增加对污染企业违规排放的处罚并提高周边群众由于污染受到的补偿,同时上级政府加大对环境监管部门宽松监管时的惩罚力度是有效控制污染邻避冲突的关键.     

公共资产配置与预算管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在公共资产配置与预算管理过程中，由于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共资产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低下.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公共资产配置与预算管理的博弈演化过程，研究了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声誉激励效应和监督惩罚效应，给出了不同类型预算单位与财政部门之间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重点对静态惩罚机制和动态惩罚机制下博弈均衡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声誉对高成本的预算单位具有激励作用，监督对低成本的预算单位具有惩罚作用，动态惩罚机制比静态惩罚机制的监督效果更好，监督概率和监督惩罚量越大监督效果越好.     

具有惩罚策略的公共物品博弈与合作演化

采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具有代价的第二方惩罚机制对于公共物品博弈均衡选择及群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将群体策略选择过程描述成一个多维马氏过程,通过极限分布分析系统演化稳定状态.分别考虑只对背叛策略进行惩罚的一阶惩罚机制和同时对背叛及不惩罚背叛的合作(二阶背叛)都进行惩罚的二阶惩罚机制.研究发现,与一阶惩罚相比,二阶惩罚机制可以在更大参数范围内促进群体合作的产生,系统存在选择不同均衡结果的惩罚参数临界值.并将结果与复制动态模型进行了对比.     

基于SD模型的隧道施工安全监管策略稳定性分析

本文从隧道工程施工方和安全监管部门视角出发,分析两者之间的演化博弈行为特征,基于系统动力学构建SD(System Dynamics)模型,求解系统局部均衡点,以纯策略和混合策略为例进行稳定性分析,通过数值仿真探讨外部变量(惩罚力度、公共举报概率)的影响效应,求取稳定性策略,并提出优化意见。结果表明:该博弈过程不存在进化稳定性策略,博弈双方的策略行为不稳定,因此考虑外部变量对其策略的影响,由仿真分析结果提出增大惩罚力度、提高公共举报概率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为隧道施工安全监管行为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动态惩罚机制下企业环境遵从行为演化动态分析

为应对日趋凸显的环境污染问题,运动式执法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区域环境治理中频繁使用的治理工具。就规制实践而言,企业环境行为选择愈发显著的受到动态惩罚机制的刺激与激励;但在理论层面,该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深入探讨了动态监管机制下的企业环境遵从行为演化动态及其规制策略设计问题,以期为相关决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监管能力存在明显约束的条件下,精心设计的动态惩罚机制能够成为实现区域内企业环境遵从行为良好诱导与控制的有力工具;并且,相比模糊型动态惩罚机制,明确型动态惩罚机制能够取得更好的规制效果。然而,研究进一步发现,就我国现阶段国情而言,政府仍需将"如何走出‘两高一低’的困局"作为环境治理改革的关键性任务;同时,也需注重由运动式环境执法向常态式环境执法的转变。     

审计行为、审计合谋及奖惩机制的演化博弈

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审计合谋现象,依据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审计师甲和乙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两类个体在合谋与诚信两种策略下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者动态方程得到了两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政府奖励惩罚机制下的行为演化和演化稳定策略,给出了避免出现审计合谋现象的惩罚和奖励策略,分析了政府实施奖励惩罚机制的有效性。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结论加以说明。     

安全生产评价服务市场违规防治演化研究

充分考虑安全生产评价服务市场的动态性与复杂性,进一步探究政府监管方式、监管力度、处罚力度与市场违规防治监管效果之间的关系,引入计算实验方法,抽象模拟中小企业购买安评、服务机构提供安评、政府监管安评这三种活动,并在其相互联动基础上,分别进行监管方式、监管力度、处罚力度对监管效果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资质监管难以遏制违规;质量监管及事故追责监管,效果显著;且质量监管时,每个监管频度下都存在一个惩罚临界点,惩罚力度过低,监管无效,惩罚过高,监管效果无实质性提高;事故追责监管,须有足够大的惩罚力度才具显著效果。这充分说明,适时、适度的监管和惩罚可有效遏制服务机构合谋或提供劣质服务的违规行为。     

经济周期分离下评级机构串谋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引入经济周期转移概率矩阵,分离经济周期变动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考虑双声誉效应和监管惩罚成本,改进评级选购博弈模型,构建马尔科夫评级选购双声誉模型,理论分析双评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解决评级机构串谋问题的适用条件.以美国和中国为例,运用数值仿真验证结论.研究结果表明,监管者在经济周期分离下采用双评级激励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能防止评级机构"虚高"评级信息和"以级定费"串谋;约束机制能更有效地防止评级机构串谋和降低监管成本.经济周期未分离情况下,双评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评级机构串谋监管失效.     

不对称信息下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地沟油监管政策研究

地沟油流向监管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政府监管角度,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政府对地沟油流向监管的问题,考虑了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给出了最优合同设计,防止地沟油进入非法利益链条回流餐桌,同时促使地沟油流向生物质能源链条变废为宝.论文的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地沟油监管政策制定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政府补贴与股权合作下低碳闭环供应链决策与协调

研究考虑政府补贴与股权合作的低碳闭环供应链决策及协调问题.构建了集中式、分散式、政府补贴低碳产品以及零售商持股制造商碳减排投资情形下的四种决策模型,对比了不同情形下的最优决策及成员利润,分析了政府补贴及股权合作两种机制的协调效果.研究表明,两种协调机制均能消除零售商“搭便车”现象;当政府单位碳补贴小于一定阈值时,内部股权合作机制更优,且零售商按照合适比例持股,碳减排量、回收率和市场需求均能达到集中式水平,低碳闭环供应链实现部分协调;当政府单位碳补贴满足一定条件时,外部政府补贴机制更优,且当政府单位碳补贴达到一定阈值时,低碳闭环供应链实现完美协调.     

不同环境规制下企业废旧产品回收的动态决策研究

制定科学可行的政策措施是促进企业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手段.在经典博弈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声誉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并将时间因素引入分析模型中,构建了以制造商为主导的动态Stackelberg博弈模型.用该模型系统分析了无约束条件下、奖励条件下、惩罚条件下及奖惩条件下制造商废旧产品回收量、废旧产品回收率、制造商和零售量的利润、制造商的声誉、供应链系统利润,探索了每种政策措施的适用条件及绩效.研究发现,企业具有明显的趋利避害的属性,对于不同政策具有不同的适应时间;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改善其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惩罚和奖惩机制在提高回收率(量)和企业声誉的同时,却降低了不同主体与系统的利润;奖励机制对各类要素的作用是正向的,但是需要政府资金支持;奖惩机制的效用大小与政府规定的废旧产品回收率有关.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撑.     

政府监控下的退役产品回收模式

对政府监控行为进行了定量描述,并且分析比较了当退役产品的再利用价值极少时,在政府监控下的三种回收模式.研究表明:当零售商负责回收处理退役产品时,生产商将会设定退役产品的单位回收激励价格等于政府给他的单位惩罚价格;当生产商委托第三方物流回收处理退役产品时,生产商为使其利润达到最大,将设定退役产品的单位回收激励价格等于单位惩罚价格与单位回收成本之和的一半.     

基于SD演化博弈模型的数字货币扩散演化仿真研究

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已成为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等特性而引发的风险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在发挥数字货币优势的同时抑制数字货币不法活动以控制风险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民众"参与"和政府"监管"数字货币的博弈模型、开展博弈演化路径分析;通过构建SD演化博弈流率基本入树模型,开展数字货币演化扩散情景模拟分析,探索博弈主体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反馈机制,厘清政府监管行为与民众参与行为关系,以寻找数字货币的有效监管策略.结果显示:数字货币具有较强的扩散能力,政府对数字货币的适度监管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货币相关不法活动;但政府采取强硬"监管"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民众参与私人数字货币挖掘、交易或持有行为及其相关不法活动;政府策略是否收敛于"监管"取决于政府监管所带来的综合社会效用,对私人数字货币的严格监管可能影响私人数字货币参与合法的全球性商品贸易,最终降低"监管"的综合社会效用.经过深入探讨,研究认为寻找私人数字货币的替代货币媒介,推动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向法定数字货币交易过渡,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成为数字货币主流是发挥数字货币应用优势同时控制数字货币风险的有效策略.     

考虑设备回收的服务型制造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优化

设备回收作为实现节能环保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正逐步成为服务型制造供应链创新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在设备回收情形下进行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优化,进而提升服务型制造设备运营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针对服务型制造供应链中考虑设备回收的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问题,首先分别在收益共享契约和成本分担契约情形下构建由服务型制造商和运营商组成的博弈模型.其次,通过分析服务型制造供应链中服务型制造商和运营商的利润,给出供应链契约的最优选择与设计.结果表明最优供应链契约选择主要由运营商成本率和设备初始变动价值决定,二者在不同区间时应选择不同的供应链契约.最后,将模型扩展到具有政府奖惩机制的情形,即政府根据设备回收残值对服务型制造商进行奖励或惩罚,结果发现政府奖惩机制在收益共享和成本分担契约下均对服务型制造商有激励作用,而仅在收益共享契约下对运营商有激励作用.研究结论可为服务制造下考虑设备回收的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优化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