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之初文艺思想解放运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上，具体论述1977－1979年间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关于“伤痕文学”、“向前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三场文学论争，梳理其中规律，批评从政治到文艺的“两个凡是”。     

浅说事务语体的明晰性

由于人们语言交际方式和语境的差异,便形成了各具特定语感、色彩与表达风格的语言体系,即“语体”。在书面语体中,文学语体以形象性为本,追求形象的生动性、语言的艺术化和强烈的情感性色彩;政论语体以逻辑性为本,讲究语言逻辑的严谨、论证反驳的力度和鲜明的理论性色彩;科技语体以科学性为本,注重客观冷静的陈述、准确严密的说明和纯正的专业性色彩。而事务语体,则是用于应用写作的语言体系,它以实用性为本,其语体特征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一)少文饰;(二)重程式;(三)务简洁:(四)求明晰。对于前三个特点,一些应用写作撰著多有论述,本文仅就其“明晰性”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诚然,事务语体以外的其化语体,也并非不讲究表述的明确与清晰;但是,因事务语体是人们用以交流情况、沟通信息、处理公务和私事的一种直接交际性语言系统,常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再加上它在语言运用和篇章结构上的程式性规范,便决定了它更加强调表达清晰明朗化,并表现出与其他语体性质迥异的“明晰性”要求。     

“艺道并进”：突破“语言的牢笼”

对语言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而，在使用上，人们又总是面临着有限的语言与无限的意义之矛盾。一向被称为驾驭语言的高手的文学家，也常常因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而陷入“语言的牢笼”。为摆脱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家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艺道并进”作为一种途径，意味着文学才能的优化。当文学创造者做到了文学之才与文学之能并举，并在“自然而然”中进入无目的合规律性的创造境界，方能为突破“语言的牢笼”提供可能。     

数字的文化伴随意义

以俄语中的“七”和汉族中的“九”为例，对比说明了人类的文化发展中数字的广泛代表意义。     

现代俄语报刊政论语体语言的新特点

报刊政论语体服务于人类的社会政治活动领域和经济文化领域,广泛运用于大众媒体如报纸、电台、广播、期刊杂志等。在功能修辞学中,报刊政论语体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报纸语言。报纸语言最少保守性,对语言的发展变化最迅速、及时,因此我们了解报刊政论语体语言的新特点是学习、掌握俄语的不可缺少的一环。本文从俄语报刊语言在词汇、修辞手段、风格和题材的变化论述了俄语报刊语言的新特点。     

生与死的诗性沉思——从《问米》看葛亮的死亡美学表达

《问米》的出版使葛亮对死亡的思考浮出地表,体现了其对生存终极问题的追问.葛亮具有开放的文学视野,多变的文学风格使其死亡表达极具丰富性.真假之辩,对中国古典死亡哲学历来“重死”的再思考;亡灵想象,将目光投向对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双向互动,实现灵与肉的统一;爱与性的复调表现,消解死亡可怖性的同时又隐喻了死之降临;“鸟”意象对死亡之丑与美的多维展示,上升为形而上的审美高度.通过对死亡的丰富表达,死亡的本体论意义得到强化,实现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双丰收.     

诗可以“怨”乎?——儒家“怨刺”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困境

儒家“怨刺”理论代表了儒家诗学思想中最健康积极的一面,形成了忧国忧民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但由于儒家思想内在的矛盾以及“怨刺”理论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冲突,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陷入了目的性失落的困境:批判现实,但无力改革现实;忧国忧民,但不能救国救民。最终只能龟缩到纯艺术的狭小天地之中。要走出困境,必须实现儒家思想和现代思潮的合流。     

论“五·四”女性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以“五四”女性文学的崛起为其标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创作特色:独立的女性意识;浓厚的自传色彩;强烈的主观抒情;阴柔的艺术风格,这种文学风貌对当代女性文学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本文对“五四”女作家群小说创作进行综合考察,整体地分析“五四”女性文学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论苏珊·桑塔格美学思想的文学意义

“反对阐释”和“新感受力”是苏珊·桑塔格早期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和标志性词汇，它们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反对阐释”即反对对文艺作品内容作深度解释，它为当下文本被“过度阐释”这一文学问题提供了理论解决策略。“新感受力”强调的是一份完整的感觉体验，而文学鉴赏与创作作为一种过程体验，实现了文学审美的“浑融性”诉求。随着理论语境的不断转换，“反对阐释”也体现出一种时代性，带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它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图一文相互印证的关系。     

词缀“儿”的语用功能研究

目前汉语言研究界就“儿”已基本达成共识,确定了“儿”的词缀语素性质。本文就词缀“儿”的语用功能进行进一步研究,在对大量实际语言资料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儿”缀主要有：构词、构形、调配音节、区别词义、增加语言情感色彩及语体色彩等功能。     

关于中国文学中“反现代”倾向的世纪溯源

以“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反现代”倾向的核心，总结核括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的两种“反现代”倾向，在此基础上以作家，文学思潮为切入点，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反现代”问题进行了溯源式的追问，从而揭示出“现代性”与“反现代”之间的非此即彼而又亦此亦彼的互补性的对抗关系。     

博雅教育与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素质培养

现在大学教育改革提出的＂博雅教育＂,旨在实现受教育者素质的全面发展,而其中人文素质教育成为核心,英美文学即是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实现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门主干课程。因为文学教学以文学为依托,既训练语言能力又培养人文精神;英美文学则通过英语语言把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是英语语言艺术与西方人文精神的整合体;英美文学教学渗透文化素质教育,实施人文精神培养,方得以实践现代教育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博雅教育。     

对《红色手推车》的“陌生化”解读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主张“思在物中”,糅合现代绘画艺术;拒绝说教,坚持以日常事物入诗并将其陌生化,以唤醒人们重新认识生活、感知艺术。“陌生化”是用文学技巧将熟悉的文学事实变陌生,唤醒读者去感受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与威廉斯的诗歌理念不谋而合。威廉斯在《红色手推车》中,通过诗歌语言、结构,视听感官和意象上的“陌生化”手法,凸显了诗歌的艺术魅力,让读者真正听到、看到并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美好。     

“于”字比较句和“比”字句的差别

对“于”字比较句和“比”字句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于”字比较句的句法结构和成分比较单一,语义语用功能较为狭窄;“比”字句对各种复杂句法结构的容纳性强,语义语用表达功能更加灵活多样;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体分布也不一致。两种比较句各有独自的语义语用价值。     

探寻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奥秘———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读后

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对中国文学理论摆脱当前困境给出了可行的出路：可以解决文学理论与当下文学现象脱节的问题;“语言诗学”为承认文学的独特性、探索文学奥秘提供了可能性;“语言诗学”是沟通“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的桥梁。     

从辞格角度浅谈俄语科学语体的感情色彩

俄语科学语体中的语言是否具有感情色彩这个问题一直是被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科学语体的一般特点是抽象性和逻辑性,但这并不能说明科学语体排斥形象性,科学语体也需要使用表达感情色彩的语言手段,特别是在科普著作及学术讨论中常见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或句子;与自然科学相比,在人文科学著作中更常见感情色彩的运用;除此之外,作者个人思想感情也会影响修辞在科学语体中运用的频繁与否。本篇论文主要从辞格角度来论证科学语体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发展模式与“卡夫丁峡谷”问题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叙述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东方国家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而非“定一性”的命题，列宁对跨越峡谷的发展模式予以了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前苏联的解体正是跨越峡谷的两重性在历史实践中的应证。“卡夫丁峡谷”的论争是一种关于历史“线性”的论争，它与当前的全球化问题缠绕在一起。     

由"序"看王勃的文学观

王勃的“序”作代表了他的文学观念。在“序”文中他对文学的发生、价值、风格、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进行了创作意识的自我剖析。     

《荒原》的“晦涩”文体

文学语体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联系文学批判与阐释诸方面和相关的语言运用方面的特征，正如本书各章所表明的，当适当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出现时，文学语体学将及时地采用这些理论和方法以实现其主要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学理论开始寻求语言结构的分析和语言发生的场所及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统一，与此同时，话体学也表现出对这种社会语言学越来越浓厚的青睐。由于有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依据，语体学原则上认为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读写过程是一致的：文学作品的读写和非文学作品的读写都是在某种语境下参与者之间进行话语的交流。比如，文…     

当前中学文言文教学论争误区辨析

当前文言文教学的相关论争中存在着文言文价值的错位、文言文教学价值认知主体的缺失两类误区。对此,在以文言文教学研究为代表的语文教育研究在在以史为鉴的同时当重“在场性”,具体到文言文教学研究上,那就是当前的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价值才是认识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基点,“三个面向”应为确定中学文言文教学价值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