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燮诗学批评的突出表征

叶燮《原诗》从批评思想来说，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批评的延续，其“知人论世”说、对人格批评论的推崇和应用等均有鲜明体现。其创新求变思想也非常突出，叶燮据此以历史价值为准，不仅理论上积极呼吁倡导，而且创作实践上以身作则，其“新变”观对蔓延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复古论调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与解构，具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对当代中国文论界也是一次警示和启迪，．其破立结合与点面结合的批评方法，使其批评具有尖锐、犀利的风格，也使《原诗》不仅具有强烈的逻辑思辨性，同时具有品鉴与感悟的诗性。     

意象思维与中国古典文论--兼谈"原型"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华元典中已有所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古代文学理论的诸多范畴，并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批评。“意象”与西方文论中的“原型”具有相通之处，但中国的意象批评更注重审美特性。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对《兄弟》的三种批评模式的批评

分析了《兄弟》的批评文章，主要有传统现实主义、文化批评和运用西方理论等三种批评模式在起作用。评价了三者的得失，认为《兄弟》运用超现实的手法，借鉴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形式，表达了对文革和改革两个动荡、巨变的时代精神之荒诞性的体认，是一部勇于“写当下”的探索之作。     

存在·时间·本事——鲁迅本事批评观念探究

本事批评是时间上的历史哲学批评范式，亦是空间中人类本体生存方式。鲁迅本事批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断裂，致使鲁迅时间汰变“感旧”，空间侧身“碰壁”，从而铸就了一个特异的文化诗学存在。鲁迅本事批评观念不仅成就了鲁迅生存论的特异诗学，而且还典出了“故事新编”的文本诗学。     

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造字中“象”思维对设计造型基础教学的启示

设计造型基础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启发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设计造型基础课程在思维教学上,一方面要紧跟时代设计思雏潮流,另一方面要注重传统思维方式的继承和保留,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中汲取思维养份传导给学生。“观物取象”是汉字造字思维的代表典范,因此设计造型基础教学可以立足传统“象”思维。对“象外之象”的延展是现代设计造型基础教学从汉字造字“象”思维中所要汲取民族性思维方式的一种形式。设计造型基础教学过程中可以借用这种造字“象”思维所体现出的“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字方式、构型原则和意象性思维表现方式,在培养学生的造型基础设计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象外之象”的“象”思维设计能力。把一个普通的物象的最简单的外形和设计者最内心的情感、思维相结合。创造出无限的设计造型形态。     

诗理共建稳中求变①--《文心雕龙》含“隐”单、双字英译的诗学策略

相对于西方文论，“隐”范畴凝聚了诸多的异质性。形声兼表会意的诗性造字方式、中西语言的异质性，以及包括意义界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复义性、意义的游移性在内的诗性言说方式，这些异质性使“隐”范畴具备诸多诗学因素，因而使译者在英译时面临难以突围的诗学困境。在“隐”的单、双字英译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译者使用了“诗、理共建，稳中求变”的诗学策略。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批评

世纪之交，随着各种西方艺理论思潮蜂拥进入中国，中国的学批评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传统的学批评被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先锋派批评正在反思和调整，而学院式批评将主导未来学批评风尚。     

关于设计批评的分析与探讨

文章首先论述了批评及设计批评，然后重点从设计批评的功能、实现途径和批判尺度与标准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步说明设计批评在设计活动中的重要性。本文对设计批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引证设计批评在当代设计中是十分重要的，是中国当代设计的需要，也是我们历史的抉择。     

“观物取象”——论中国传统装饰图形中的概括与象征

“观物取象”的方式和观念,影响了中国自彩陶装饰艺术以来的所有造型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装饰图形设计的基本创作原则和理念,其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依“观物”获得形式——由对自然物象的观察研磨获得概括的艺术形象;二是通过“观物”所取之象——艺术形象来传达其精神内涵凸现其象征性。对该论点的剖析和总结对于今天的设计艺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语中的三种型及其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的时代,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及共和国成立后政治风云激荡,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生成演变的重要社会背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价值观的制约,及俄苏诗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复杂影响,社会历史批评经历了从多元批评范式到单一模式化,从主流批评上升到主导批评的历史变 迁,本文仅以政论批评,认识论批语和主体批评等“社会历史批评”的三种类型为样本,粗略色勒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演变轨迹。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形式批评的困境及其对策

二十世纪中国学的形式批评陷于了难以有效言说，因而也愈来愈尴尬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缘于我们自身消费性的阐释思路，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研究方法；二则与形式批评理论本身不无关系，其狭隘的研究思路使形式批评的思维空间过于逼仄，致使其话语空间受到限制，无法得到应有的拓展。走出困境的对策也有相应的两点：一是需要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立场。执行一种生产性的、也是积极主动且富有主体精神的研究方法；二则需要我们坚持主体性的原则。继续清理形式批评本身的内在理路，并执行“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的阐释方法。     

正统品格下的“民间叙事”——汪曾祺新时期小说解读一种

本文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叙事”受他追求的“正统品格”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点:一、传统视角关照下的乡村人物的言说潜藏着传统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审美心态;二、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使汪曾祺小说侧重于表现中华民族的美好人生。三、诗意模式的建构传达了诗性写意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因而传统化的民间成了他的精英意识的栖居地。     

理直何须气壮

有的老师谈话批评学生，常常因为真理在手，便径直取之，“气势汹汹”，结果针尖对麦芒，难以见效。其实，现今的学生，自尊、多疑、敏感、脆弱，老师谈话批评学生，还是铺垫设伏，以迂为直．另辟蹊径为好。[第一段]     

象、意、形、神：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

中国古代美术批评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不同于西方美术批评中的模仿、空间、再现、表现、抽象等术语，中国批评家在进行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批评实践中，产生和运用诸如象、意、形、神等基本概念，探索这些概念的内在意义及将其转换到当代艺术批评中，是建立中国本土美术批评学的任务之一。     

批评定义的疑难

对现代文学批评的任何一位读者来说,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立即鉴定批评的任何定义是如此地必要而又如此地难以捉摸。从艾利斯到科林伍德;从理查兹到利维斯对此均有阐释。从定义方式去考虑,“批评的功能”、“以范畴和种类定义批评”以及描述“定义批评”等亦失之偏颇。尽管我们不会也不能够定义批评,但希望批评的定义会变得清楚明了。     

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范式探究——论鲁枢元的生态文化观

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和《天地之中说聊斋》是生态文化批评的代表作，前者对陶渊明的历史影响、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提供了跨文化研究的典范；后者则聚焦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以生态文化批评的方法进行解读，为中国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跨学科研究个案。在这两部专著及近年来的一系列学术文章和访谈中，鲁枢元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批评观，这是建立在精神生态、乡土思考、传统文化和绿色话语之上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研究。     

电影美学意义的阐释--试论电影的审美批评

中国电影的审美批评主要是以传统美学作为评价标准，注重电影内涵的写意性表达，强调民族性因素在电影艺术创作中的意义，形成与以西方电影理论为价值判断标准的批评样式的不同。     

论《诗品》蕴含的“诗性精神”

“诗性精神”是个现代观念，但其适用范围却可涵盖古代，并可适用于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外部环境和文学内部规律所决定的，在这个规律影响下，汉末向魏的转折期，以及接下来的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的一个觉醒期。这个时代恰如其分的产生了“诗性精神”，诗歌的创作也有别于汉代功利性和说教色彩浓厚的特点，而是出现了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并出现了这样一些“诗人群体”。处于这个时代其中的钟嵘的看到了“诗性”的出现，并在其《诗品》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理论，体现并提倡了这一“诗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