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变革与主体能力提升

数字时代,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厘清科技治理主体间的结构与功能变化。在价值理性引导下,数字化对科技治理主体结构产生变革,通过数字赋能主体职能使科技治理主体边界发生变迁;数字赋能主体信息系统形成更有效的互动体系;数字赋能主体需求来源强化社会参与,助推以“用户”为基础的需求结构层次重构。在此基础上,数字化在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的同时,也增强了科技治理主体对治理活动的决策与感知能力,加强主体事前推演能力以及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     

人工智能巨风险研究：形成机制、路径及未来治理

在西方社会风险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工智能巨风险(AI巨风险)”概念,认为在关注AI伦理及散发风险等问题的基础上,应对人工智能应用与传播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大范围、高强度、规模化社会风险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即人工智能在应用与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巨风险”。主要类型如机器自涉式AI巨风险、社会系统侵入式AI巨风险、非对称破坏式AI巨风险等。“AI巨风险”的形成往往是多个密相关因素的共振式耦合作用,如技术能力强度、技术稳健度、技术应用向度、社会粘合度、政治/社会对抗强度、社会心理因素等。为防止AI所可能带来的大范围危害、遏制AI巨风险的形成,应积极构建“机器风险学”,从学理层面更深入分析AI巨风险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并在未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坚持预防治理原则、技治管理原则、强约束原则、备份原则、协商原则。     

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功能、角色与路径

科技社团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发挥组织、研究、规范、约束及宣教功能。这些功能天然地内生于科技社团之中并在国家制度安排下呈现为组织动员者、探索研究者、标准制定者、监督约束者及宣传教育者五项角色。基于上述功能和角色构建了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实现路径,并从体制机制改革、组织治理变革、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提出科技社团更好地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举措。     

数字技术下的现代休闲生活:理论演变、异化图景与归正

作为人合目的性的基本样态,休闲活动自古以来存在于人类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演化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理论释义及实践状态。数字技术赋能下的现代休闲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与发展,然而在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共同影响下,现代休闲生活同样出现了与休息分离、“劳工化”转向、自由意志流散等异化图景,为此需要对此进行严肃审视,在多个角度的剖析下寻绎数字技术下现代休闲生活的归正逻辑,以推动现代休闲生活更好地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助力。     

清代区田法的技术形态、经济效益及地方治理

通过溯源区田法的技术形态及其来源,可以发现传统农业经济史中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与汉代原始区田法相比,经清代士人变通后的区田形制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可操作性,其田间管理方法在深耕、浅作、稀种、熟粪等环节更加细化成熟;另一方面,看似严密而完善的技术体系却在人、水、肥三重因素的制约下,难以实现区田法倡导者所标榜的高产目标,更无法大规模推广,造成区田法经济功能的缺失。造成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区田法所具备的农政属性使之成为官员施政与士绅治理的重要手段,它并不是源于农业实践的纯粹技术。其背后的地方治理逻辑在于,由士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区种试验通过技术与权力的勾连,最终目标旨在构建其所处的基层秩序,从而形成了传统社会独特的技术教化情景。     

财政研发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作用路径及优化思路

广东经济与科技发展在全国具有引领性。以广东省研发补助专项资金资助的12850家企业为研究整体,采用分层取样方法抽取450家企业为有效调查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广东财政研发补助专项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创新资金约束、分担创新风险、优化创新融资环境和提高创新决策水平四条作用路径发挥激励效应。同时,研究发现,研发补助政策的知晓度、专项资金的监管水平、政府职能的“条块分割”和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是制约激励效应的重要因素。充分发挥政策激励效应,应统一研发“加计扣除”认定标准、加强宣传力度、构建整体智治的大数据监管平台,以及实施差别型研发补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