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中的公共知识生产

事实判断和价值分配是决策的两大基本要素,而知识是事实判断的基础。科技决策中,由于事实本身的多重维度以及价值与事实的缠绕,往往会出现多种关于事实判断的知识主张,理性的科技决策应当以"公共知识"作为决策相关事实判断的基础。公共知识是对决策相关事实的多维度的共识性理解,具有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公共知识作为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倾向的多元行动者相互博弈的产物,经历了提出、辩论、整合和合法化等生产过程。公共知识生产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为,各个社会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公共知识体系,可以从行动者及其角色等八个方面把握其特征。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为科普理论奠基——《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读后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居于现代社会系统的核心部分,并已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关键问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科教兴国远大目标的实现以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既包含着公众与科学家的互动,也包含着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一书,对我国当代科学普及的内容、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讨。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

当代国际STS正试图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拓展到以公共决策为代表的知识"消费"领域。温内率先意识到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并借助于经验研究呈现了常民知识的有效性。然而,由于不对称地假设常民知识的自主性和专家知识的他律性,因而他始终未能呈现两者共同生产的过程。为了化解公共决策中"人为的持续性争议",科林斯和伊万斯提出了专长的"规范理论"。然而,由于对认知和价值、技术和政治进行的人为两分,忽略"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各自的动态调适过程,以及无视多元决策相关者在结盟的同时也会对抗,他们在裁剪决策实践时夸大了"专家型专长"的独特作用。鉴于此,STS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的案例深描,来呈现技科学协同治理中多元参与者在充满"结盟和对抗"的体系中各自具体的角色任务;勾勒他们在认知磋商和价值博弈中达成开放性共识的过程。     

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使得新兴技术应用带来了出人意料、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新兴技术治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议题。新兴技术治理一般基于传统专家决策模式,但该模式不具有新兴技术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无法决定广泛社会主体的偏好和价值,更难以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问题。治理背景下,研究提出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新路径,并利用治理网络重新分配治理主体的权力、利用政策网络阐述多元主体协商和互动的博弈过程、利用公众参与实践获取多元主体充分和对称的信息,为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提供了有效的治理路径和工具。     

中国转基因作物决策30年:历史回顾与科学家角色扮演

本文着眼于1986年以来我国转基因发展现状和科学家在转基因决策中的角色变化,将我国转基因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并从转基因风险不确定性程度、价值共识程度和转基因安全评价与决策等角度论述了各阶段转基因决策议题的特征,从科学家与高层决策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互动等角度论述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研究显示,在转基因决策中,伴随着转基因风险认知的不断深化、社会价值共识程度的不断提高、决策主体的不断多元化,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逐步明确。     

科学知识的公共性与科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

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表现在生产方式的集体见证和实验的公共展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秩序化;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扩展到科学问题提出和解决的公共性、科学知识承认的公众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协调发展的凸显。科学知识公共性凸显的进程,伴随着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进程,政府科技评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创新系统逐渐实现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是科学知识公共性在科学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表现,使科学知识生产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必须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进行生活活动,需要重视和协调不同社会主体的意见。但是,科学共同体在步入社会阶层和权力序列中,在筹措所需研究经费中,无法避免迎合精英阶层的价值偏好和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学知识生产需要走向民主化来保证科学知识的公共性和服务于公众。     

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争论的深层思考——兼论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转基因技术通过作为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而铸造不确定性和风险,引发涉及健康和生命安全性的激烈争论。它操作的成熟和规范,无改"座架"铸造的本性,而人为不确定性因素的注入,又把转基因生物商品化的规模和产业种植,引向"缺乏知识"认识和多元价值的主观建构,形成当前专家、企业、政府和公众之间风险观与安全观的冲突。     

基于风险考量的伦理决策研究

在风险社会,面对各种风险的表现与发展,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指向和冲突,常常会导致决策上的困境.因此,进行合理的"伦理决策",是我们面临风险社会所要做的重要选择.本文在对风险现状考量的基础上,对伦理决策的界定、过程、模式及决策依据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以期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气候变化治理中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研究

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直接影响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风险决策。在气候变化的治理中,公众越来越不信任专家和决策者,信任度的降低或缺失严重阻碍了政府制定决策和执行相关措施。为了探索公众信任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作用、提高公众对专家的信任,运用信任、信心与合作(TCC)模型理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国2082人进行了公众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支持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支持度越高。     

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效度与限度

工程公共风险是指工程给公众、社会和自然带来的风险。公众是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承担危险后果的主体,因此公众参与应成为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诸多困境,应从普通公众、工程开发者、政府等多个主体的立场上,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公众参与的效度。同时,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的治理是有限度的,要避免参与不足,防止参与过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公众参与需要长期的积累,既需要制度的约束加以保障,又需要文化的积淀来孕育。     

试论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与可接受风险

本文系统分析了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结合科学认识的工具性以及认识与实践的关联性,进一步揭示了接受科学认识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以主体对科学认识的理性评估与寻求合理性作为对科学认识不确定性与可接受风险的解决之道,为拓展科学认识的合理性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基于科学认识的社会决策提出了新的伦理思考。     

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     

公共政策中的知识争议与启示——以二孩政策为例

通过分析二孩政策中的知识争议和解决过程,探讨服务于二孩政策中的知识依据,研究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应该如何应对知识争议。研究发现,公共政策中需要应用一定的新知识,它们不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完备知识",而是不完备、易出错和经常有争议的知识;单纯使用权威性知识的公共决策,常常会放大知识建构性的威胁;运用平行对立、公开验证、实践检验三个原则,建立平行公正的知识民主型公共决策,有利于消除知识的建构性和误差,更好地处理知识争议的不确定因素和科技风险,为优质公共决策提供良好路径。     

风险社会中的知识生产、利益框架与公众批判

在风险社会中,科学知识与常人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知识—权力关系。风险知识的生产参与了社会结构及利益框架的再生。而公众批判是将社会制度/利益结构的反思与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结合起来的重要机制。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策者、专家、媒体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通过综述前人对于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如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试图对于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