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自然哲学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兼论伦敦皇家学会的诞生

对"自然哲学"事业的共同认知,构成了19世纪之前西方学术群体从事与自然有关的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在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样经历了一场近代转型。17世纪英国学术共同体在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权威的质疑中,逐步确立新的实验哲学的坚实基础,自然哲学家不再局限于不考虑现实状况的纯粹思辨,开始通过实验方法对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现象及背后的规律展开观察和解释。伦敦皇家学会的诞生,正是这种转型过程影响力的有力证明,也是其在数十年发展之后水到渠成的成果。     

18世纪英国植物学和帝国经济（英文）

18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太平洋航海探险的大发展,英国植物学家和植物收集者们能够到达世界最为遥远的角落并有机会发现和研究当地的植物,英国的植物学也得以迅速发展。同时,英国在世界各地殖民地建立的植物园成为植物研究和植物移植的中心,植物园对有价值植物的输送、培育和移植,对帝国的殖民事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英国驻海外领地的贸易公司、航海探险、随航的植物学家、建于各地的植物园体系和植物收集者们,共同推动了植物学和帝国经济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英帝国植物收集网络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帝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科学知识生产的权利保障——试析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权利

皇家学会是英国近代早期兴起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它发端于17世纪伦敦知识分子群体自我组织意识的觉醒,并凭借国王特许状获得法人资格。依据特许状的规定,皇家学会获得了社团法人的自治权。这种作为主体权利的自治权使得皇家学会可以抗衡政治和教会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对皇家学会外部权利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英国近代科学团体的兴起和发展特点,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17世纪英国知识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等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德国的技术史研究（英文）

德国的技术史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上升期和拓展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致力于出版各类技术发明与商业史的相关著作,并着力保留和整理技术文化相关的实物和档案,推动了早期德国技术史研究的建制化。1960年代之后,德国的技术史研究进入了拓展期。在联邦德国,工业大学和技术博物馆的历史学家们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史研究进一步建制化的主要力量。与早期工程师为主体不同的是,历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生产的历史以及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背后导致技术变革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1990年代后,消费史逐渐走入他们的视野,作为其研究的补充。     

威廉·格罗夫与19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化”变革（英文）

19世纪初期的英国皇家学会曾面临严重危机,这场危机被学会通过内部长期的改革最终消解。威廉·格罗夫在此项长达27年的改革历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踢出的“临门一脚”直接促成了19世纪中期皇家学会科学化改革的最终成功,并间接导致了皇家学会在19世纪末期的虚体化转向。     

21世纪的创新体系——反思中国的科学技术改革（英文）

中国的研究与发展活动在过去超过15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它发生在一个不适合于对膨胀的经费进行明智而有效利用的体制环境之中。因此,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改革压力近年来正不断地扩大。本文探究了过去15年中关键的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以及在2014年出现的广泛的改革议程。通过考虑21世纪创新体系的典型特征,本文试图将中国科技改革置于一个比较的语境之中。本文提议,正如其他的国家,中国的改革方案面临着如下挑战:为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界定一个恰当的角色,发展机制来促进和利用职业专长,以及推进真正的国际化,以便于适应一个全球化的研究与创新的世界。     

19世纪英国通俗天文学演讲的视觉技术与宗教情怀（英文）

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已经有兴盛的通俗科学市场,各种廉价书刊、公众演讲与展览在伦敦与外地城镇随处可见,共同竞逐观众的目光。其中,天文学演讲的风行是值得探讨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本文从“视觉技术”与“宗教情怀”两方面讨论当时天文学演讲的流行。视觉技术是指如太阳系仪、幻灯片或移动画片之类的视觉辅助工具。通俗天文学讲师善于运用各种机械或光学投影设备等视觉技术,甚至将演讲搬到剧院之类的场所进行,使用大型的舞台装置,带给观众愉悦的感官娱乐。在演讲内容方面,受到时下流行的“自然神学”影响,天文学演讲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之馀,也经常出现宗教式的语汇与论述,试图启发观众对宇宙奇观的崇敬感受,以及所衍生的赞叹上帝造物的宗教情怀。对当代观众来说,通俗天文学演讲具有寓教于乐的教化用途,特别适合儿童与青少年观赏。     

类人型和机器型人工智能的科幻叙事（英文）

关于人工智能,可以讲述许多不同的故事。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好莱坞科幻电影发生了转变。许多早期的故事展示了对人与机器的身份认知困惑,原因是它们似乎变得出奇地难以分辨。而近来的那些故事更多围绕着失望与冲击展开,因为我们发现那些模仿以及胜过人类逻辑能力的机器所拥有的智能与人类的思考与感受大相径庭。本文接下来的观察旨在反思这一转变的重要性。一方面,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人型到机械型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指示性。另一方面,这些电影与其说在探索两种人工智能的影响和可能的未来,不如说它们在反思文化环境,反思那些激发或限制人工智能研究的希望与恐惧。在科幻这样一个由符号与象征、事物与作品组成的世界中,人们有各种方式来理解及定位自身。就这点而言,科幻也因此可以为技术诠释学研究,即为尝试理解人工智能及其意义与重要性,提供一个舞台或表征框架。     

“科学史上绝无仅有”：海王星的发现与英国天文学（英文）

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是19世纪科学史上最有名也最富争议的事件之一。对许多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或天文学家而言,由于这项发现直接来自漫长复杂的数学计算产生的预测,因此也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科学发现之一。本文的目的不是去判断围绕此发现的事件当中“什么确实发生”,而是去检验天文学家与自然哲学家们如何引导此发现所引起的论战与争议的公众版本。此外,笔者主张藉由此发现,能使我们认识19世纪中期英国天文学社群的权力关系及性质。在海王星发现的论战中,英国的自然哲学家与天文学家同时面向参与了物理世界和社会领域。     

微生物转化植物甾醇生产雄烯二酮（AD）和雄二烯二酮（ADD）的工业化生产工艺开发研究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69年,是以生产、销售医药原料药及制剂、饲料添加剂为主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公司发扬“上下求索,敢为人先”的企业精神,立足高新技术,走自主创新之路,主导产品核黄素（即维生素B2）得以做大做强,生产技术和产、销量居世界首位,树立起民族VB工业的强势品牌。     

19世纪中英科学网络中资金和信息的不对等流动——以史温侯和达尔文、胡克的联系为例（英文）

史温侯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他在领事工作之余发现了大量鸟类和植物新物种,使其成为鸟类和植物学家。史温侯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和达尔文、约瑟夫·胡克等学者保持经常性联系,这种联系是19世纪中英交流网络的一部分。分解介绍史温侯的多重身份——外交官、鸟类学家和植物学家,发现动、植物研究团体的沟通是相互独立的,即科学家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和外交官们产生联系。英国科学家和外交人员之间的交流网络以前者为中心:科学家发出指令、获取信息和标本。     

中国科学院为主主持的：“八五”国家攀登计划项目（B）验收总结

对以中科院为主承担的５个国家攀登计划项目（Ｂ类）进行了评估,总结了这些项目的研究进展,成果和管理经验。     

在原子论、元素论和经验主义之间:若弗鲁瓦的化学研究（英文）

艾蒂安-弗朗索瓦·若弗鲁瓦是18世纪初期的著名法国化学家,以其1718年发表的《物质间关系表》闻名于世,开启了法国的亲合力化学研究。本文发现,在若弗鲁瓦涉足亲合力化学研究之前,他一方面采纳了原子论化学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利用元素论构建了其化学物质理论并以之研究金属构成问题。在发表《物质间关系表》之后,他则将他从经验中归纳出的“物质间关系”称为“理论”,并将其用于普鲁士蓝研究。综观若弗鲁瓦的化学研究,他始终将具体问题作为研究的重心,无意提出一套总括全局的化学形而上学或化学理论。他既不是牛顿主义者,也没有开启“化学革命”,而是一位既有学说的综合者。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六）：科学文化学：探寻科学的文化本性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走过的三十年，正是中国元科学研究迅猛发展的三十年。三十年来，《自然辩证法通讯》对于中国元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仅起着见证和记载的作用，更是起着引领和推动的作用。如果说，《自然辩证法通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的定位，以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史”栏目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在中国发展的话，那么，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五）：21世纪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创新导向——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三十周年

自有大学以来,大学就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尽管欧洲早期著名的大学都诞生于“黑暗的中世纪”后期,但传统的大学精神毕竟包含了“自治”与“学术自由”两层意思,即使在当时不能全部实现其理念,但一直是大学人的理想。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大学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渗入了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在大学文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嬗变革新中,作为倡导科学精神与弘扬人文精神的阵地,《自然辩证法通讯》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为新的大学文化理念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大学文化步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十） 面向西部开发的技术与技术转移——来自“科学与技术：天使抑或魔鬼”论题的启示

针对当代科学技术在发展中所出现的正、负效应以及由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讨论“科学与技术：天使抑或魔鬼”的论题，这无论是对于深化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特征，还是对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自然都具有很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四）：建造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自然辩证法通讯》30年科学技术史研究回眸

《自然辩证法通讯》从创刊初期定位“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到近年的“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和多维度透视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始终是她的重要内容。科技史研究肩负着“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的历史使命,为“—个具有特色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于光远语）的形成和壮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二）：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水准——从《自然辩证法通讯》个案看

1991年,我曾经应台北《中国论坛》之邀,撰写专文“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大陆科学哲学”（发表在该刊第23期,1992年9月,第12—20页）。后来在收入我的论文集《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时,这篇文章被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更名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内地科学哲学”。在该文中,我从专业刊物、翻译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科学哲学十余年间（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再生（与五四的传统和余韵对接）、发展、繁荣的历史轨迹。尽管拙作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毕竟也能察觉到已逝岁月的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