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数据技术对知情同意的挑战

传统的知情同意模式存在着内在关系预设,且这一模式及其内在关系预设都是建立在个人自主性价值之上的。大数据技术将人置于不同的群组进行分析,使得知情同意的主体发生了重构,传统的知情同意模式中的确定目的被不确定目的和未知目的所取代,从而使得数据主体的自主性很难得到尊重,对知情同意的实现构成了挑战。     

也谈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与苏力教授商榷

知情同意是当今调整医患关系的核心概念,这概念不仅涉及伦理也涉及法律。正确理解知情同意概念,对处理好医疗实践中医患的关系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具体介绍医疗法律中的知情同意概念的基础上,剖析“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事件切入”一文对知情同意的理解存在的偏差,对保证知情同意实现的程序的忽视。指出肖志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情同意”,医院难以逃避其责任。并就如何在实践中执行知情同意原则、改善医疗制度提出建议。     

论人类遗传资源立法中的知情同意:现实困惑与变革路径

后基因组时代,人类遗传资源成为生命科技领域创新性研究的资源基础。人类遗传资源的伦理与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可能在于"人"作为主体的自主决定权,以及"人与人类"的"社会/自然"属性的复杂性。这种特殊性在知情同意范畴内体现得尤为深刻。当"人"的自主决定权面对人类遗传资源的长效性和遗传性特征以及"人与人类"的"社会/自然"属性的复杂性时,便产生了个人同意、家庭同意与群体同意、概括同意与具体同意、本人同意与代理同意等实践难题。面对这些难题,在人类遗传资源立法的渐进变革中应保持法律规范与生命伦理规范间的张力,对知情同意在立法中适度规定。     

知情同意在生物样本数据库中面临的问题与同意模式之争——对选择同意类型权利的考察

生物样本数据库研究难以满足传统知情同意在开展前就告知研究具体目的要求。为了解决该问题,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同意模式,并发生了"何种同意模式更好?"这一"生物样本数据库同意模式之争"。当下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宽泛同意-同意治理模式与元同意(meta consent)模式之间。元同意向参与者提供依据自身偏好选择不同同意类型的权利。批评者认为该权利不存在,且赋予参与者依据个人偏好选择的权利会导致滑坡。本文论证参与者有选择同意类型的权利,设置这一权利可以保护参与者的正当偏好,不会导致滑坡。该权利可以从隐私权,以及公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权利中演绎出。元同意能够以道德物化的形式实现对该权利的保护,但该权利也可以通过诉诸可靠治理实现。因而参与者有选择同意类型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元同意模式比宽泛同意-同意治理模式好。可靠的治理要求作为道德行动者的科研人员不完全依靠元同意模式。     

论人群遗传学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问题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后，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个人也是群体。这些群体以集体的形式承担研究可能的风险，并分享可能的利益。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基于个人同意的知情同意原则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人群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征求受试人群的群体同意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个人同意与群体同意不存在本质的对立。     

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责任——如何填补人工智能时代的责任鸿沟?

针对人工智能时代“无人为智能机器的自主决策负责”的责任鸿沟问题，人们提出了“由人负责”“由机器负责”“由人机关系负责”三种解决路径。然而，这三种路径都面临着困境。原因在于：当前对责任的界定还模糊不清，尤其未对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责任进行区分。为了解决困境，需要对两种视角下的责任进行区分：第一人称责任与行动的动机相关，是自我规定的自律的责任；第二人称责任与行动的后果相关，是外在规定的他律的责任。在对两者区分的基础上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明确不同行动体的责任，从而填补责任鸿沟。     

工程伦理视域中的知情同意探析

工程实践中的知情同意,体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也是维护公众权益和推进工程实践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工程伦理"共识范式"前提下,这种源自医学领域的伦理原则,能否成为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存在争议;工程实践中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也面临形式主义等诸多困境。诠释和消解这些争论和困境,谋划走出困境之策:从理论上,以德性伦理弥补规范伦理缺陷;在实践中,推进公众理解工程,这不仅能够推进工程实践,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工程伦理研究。     

论人类和人工智能信任关系的三种研究路径

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的专业能力使人类对其展现出信任态度。虽然人智之间不能按照人际的方式建立信任关系,但人工智能具有的自主能力表明它有可能回应人类的信任态度,因此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人工智能拒斥在信任关系之外的思路并不可取。“简化路径”虽然强调人智可以建立信任关系,但它涉及对信任构成要素的简化,因而会掩盖信任的本质特征。若将人智活动置于更广泛的交互背景中考察,人智之间可能建立间接信任关系并表现出对直接信任的“从属特征”,这为人智信任分析提供了可行路径。     

化解知情同意模式之争:从公平原则分析

当代就何种知情同意模式适用于公共层面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争论中,不同模式的支持者都会援引尊重自主性原则批评彼此并辩护自身.文章表明产生这一悖反的根源在于"尊重自主性"有双重内涵.一是尊重"理性人"的 自主性,二是尊重不同个人依据自己的取向进行选择的 自主性.尊重"理性人"的 自主性要求个人在科研人员每一次使用 自己的样本或...     

现象学视野下的公众信任科学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科学、媒体与公众之间却产生了信任危机.基于主体哲学的科学传播研究难以解释并解决这一信任危机.本研究试图从突出主体间性的现象学入手,总结出科学传播中的信任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主体间关系,也是一种有约束机制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强调科学、媒体与公众三个主体的共同显现,同时与他们之间的"成见"有关....     

实验室团队协作与独立搽索关系硇辩证分析

不同观点的存在、合作者之间的交流是创新的两个重要条件,也是目前我国实验室管理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具体到实验室行为,就是实验室团队协作与科学家独立探索之间的关系。实验室的合作包括科学家间、科学家与管理者间以及管理者间的合作。如何将科学家个人的兴趣需求与实验室总体目标有效地结合是实验室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实验室定位角度分析了合作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科学家独立研究与团队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共同感兴趣的目标”、“平等”、“自由”和“策略”是科学家独立研究与合作研究的主要关联要素。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了避免单一合作模式,树立对实验室的信任意识,避免对具体工作过多行政干预,做好实验室管理的宏观设计、稳定管理程序等建议。     

信任人工智能何以可能?

信任是脆弱的委托人面对风险，与受托人达成共同期望的过程。值得信任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有能力被信任。但现有人工智能信任说明皆存在困难：由于目前的人工智能仅是一个工具，外表伦理的信任路径面临责任逃脱；理性、情感与规范信任路径无法承担人工智能作为受托人的期望；责任网络化路径试图通过集体责任逃避人工智能信任问题。人工智能信任有待从非工具性、非依赖性的理性社会规范意义上，满足意向、能力、善意、心理积极、预期期望接受、脆弱性风险等需要，从信任语境的规范理解以及信任过程的无监督出发，寻求信任关系的建构。     

关涉性、使真者与本体论的优先性——关涉性使真者理论及其困境

使真者理论是当代本体论讨论中的热门主题,但是传统上对使真关系的刻画面临相关性难题.为解决这一困难,许多哲学家试图用关涉性限制使真关系.这是使真者理论中最主流的路径之一,但它面临一个显著问题,即所有真理都需要使真者,但并非所有真理都具有存在的主题.本文尝试讨论三种对这一问题的可能回应,并论证这三种方案都无法使关涉性使真者...     

“后真理”、对称性与反科学

"后真理"是一种"个人信念比科学事实更具说服力"的怪象,"后真理"与SSK的对称性原则联手,就会在"认知平等与民主化科学"的幌子下,让伪科学与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强大的反科学同盟,从内容与体制上诋毁科学。这种诋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认知平等,因为科学的本质是以事实为依据,这是认知平等的先决条件。"后真理"现象反映出在哲学上重审划界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虚拟实践中的信任理性

所谓虚拟实践,是指人们运用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在赛博空间和电脑网络空间中有目的地进行能动地改造和探索虚拟客体的一切客观活动.作为人类在信息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实践形式,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机-人的关系.虽然,人-机-人的关系最终仍然可以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确切地说,还原后的交往关系已演变为虚拟人与虚拟人之间的关系.虚拟交往关系的演化必将引发与交往实践始终相伴生的信任关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委托方--受托方的信任关系演变为委托方(符号虚拟主体)--受托方(符号虚拟主体)之间的信任.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的同时满足,才会产生信任行为,进而使交往主体采取进一步行动.然而,隐匿了姓名、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背景特征的交往却导致主体对客体的虚拟行为是否存在着真实性、正当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质疑,是否相信"虚拟人"的行为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将信任给予虚拟的客体?     

论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指导下，针对知情同意失效、去匿名化以及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三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有限认知、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片面价值观相结合是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之后，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两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和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个人自主与响应理由

个人自主是当代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然而关于自主的定义却一直存在许多争论。非实质主义认为,个人自主是一种内容中立的概念,任何欲望只要得到行动者的反思认可就是自主的。实质主义则认为个人自主是一种实质的价值理念,对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欲望内容都有独特的要求。这两种主张的根本分歧是个人自主是否必须响应理由。响应理由构成了所有自主欲望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个人自主也因此是具有实质要求的价值理念。     

个人德性的解决方案是否切实有效?——从情绪与认知角度来看

以培育个人德性来纠正认知不公的方案主要受到两方面的批评，分别针对其所诉诸的个人层面和自主层面。从情绪的认知功能维度看，个人德性方案也面临诸多困难。然而它依然是有效而必要的，因为首先它在情绪的生理机制上是可行的；其次它促进了个人与边缘群体的实质沟通，促进了相互间的读心能力；再次它提升了证言评判时的认知伦理风险，继而提高了审慎度；更重要的是放在代际尺度上看，文化演化中新情绪模式的构成，有助于更实质地重塑证言敏感性。     

个人同一性及其社会建构

个人同一性是个体在不同时间历程中的自我产生和实现过程,帕菲特主张在祛个人化理念下用不同时间历程中许多经验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这个人的大脑的关系来加以解释。然而,在正确理解物理连续性与心理连续性的前提下,帕菲特的重要关系R仍需要给予重新解读,因为它不过涉及关系R:自然状态中人的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完整性,假如这种生命的发生、形成和发展并不呈现一个"分支"形式且有着正确原因的社会关系。     

技术进步的三个模型及其对我国2G到3G无线通讯过渡的涵义

本文通过对三个技术推广和扩散模型的分析，一方面试图说明在技术进步速率不断加快，新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的条件下，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分析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选择上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和困难。并结合三个模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和引申出我国在从2G到3G无线通讯技术的过渡中所面临的困难和可能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