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赖斯和他的

<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及其作者普赖斯对科学计量学等学科有巨大的影响.<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也是一部杰出的科学史著作.该书缘起于作者提倡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并通过一系列重要科学史成就的展现很好地服务了这一目的.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推进了人们对科学、科学的历史和科学史的认识,而且我们今天还能从中获得某种体悟和灵感.     

科学合作与小国普赖斯奖获得者共生现象

普赖斯奖是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国际奖项。本文揭示了发生在比利时，荷兰和匈牙利这三个较小国家的普赖斯奖获得者共生现象，通过建构“双核”或“三核”的合作网络模型，描述了共生获奖者的之间的合作关系，说明科学合作能促进学术共荣，因而是引发小国普赖斯获得共生的重要原因。     

反伪科学的两大法宝：—兼评《科学与信仰》丛书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根植于人类认识的土壤,科学和迷信的原始形式可说是同时诞生的.而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幼芽则包容于迷信之中.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和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当代科学的一路凯歌行进,迷信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增无减,逐步发展到了它的现代阶段:各种伪科学和反科学也从迷信中独立出来、粉墨登场了.应当说,这些年来,迷信、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之所以在中国四处蔓延,甚嚣尘上,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不一而足.但基本的一条,这是人类认识规律的正常体现,不足为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科学与迷信、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     

巴比伦是如何消失的

在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古巴比伦（约前30世纪一前729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致在当今的伊拉克共和国版图内。公元前18世纪,人们在这里的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圣经》称为“伊甸园”,是古希腊语,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尼采研究的新趋向：－《尼采与科学》（二卷集）评介

2000年夏,我到波士顿访问老友R.S.Cohen教授.他赠我他与B.E.Babich教授(女)合编的《尼采与科学》(二卷集),并希望我能向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界同行作一介绍.二卷集的第一卷书名是Nietzsche,Theories of Knowledge,and Critical Theory——Nietzsche and the Sciences Ⅰ(《尼采,知识论和批判理论——尼采与科学之一》),第二卷是Nietzsche,Epistemology,and     

评介《〈创世纪〉与地质学》

《创世纪》与地质学　 [美 ] C.C.吉利思俾著　杨静一译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 999年 1 0月　第 1版　 34 0页《〈创世纪〉与地质学》一书于 1 951年出版。它原是该书作者 C.C.吉利思俾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时的博士论文。我是 1 959年读到这本书的 ,那时我 2 3岁。这是我当时读过的第二本科学史书籍。在剑桥 ,我学习了许多学科 ,也学习了地质学。但是 ,我们的学习从来与科学的历史无关。为什么人要对科学的过去感兴趣 ?我接受的训练是要将我的注意力放在努力理解现代科学上 ,或许多少有助于关注科学的未来。对我来说以及对许多科学…     

重读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

美国科学史家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J.Holton,1922—)《科学与反科学》中译本出版已近五年,这本凝结着中美两国学者之心血的著作在当代中国的问世,对于中国社会受众理解科学之底蕴以及反科学现象的实质不无裨益。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上的一些观点与成就

李约瑟（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西方学者。他为学严谨,在可级范围内必追寻中国古代原始资料作为自己建立理论的依据。他能局部地脱离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从一个比较中性的角度来分析中华文化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李约瑟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促进科技史界认识到科技不是单一文化的产品,而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产品。因此,李约瑟不仅在中华科技研究上享有不朽的地位,在人类科技史研究上也应享有同样不朽的地位。文章分析了李约瑟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并商榷他的一些观点。     

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科技关系的考察

近代以前的科学史不能看成单纯的科学思想史,把科学思想史与科技关系史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古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缓慢发展进行较合理的说明.     

构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科技观的变革是科技工作的根本变革,国家主流科技观应当与时俱进。21世纪以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加突出;科技成为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科技已是最具时代性的先进文化。总之,当代科技已经成为核心综合国力,仅仅把科技看成生产力已经远远不够了,应当着力构建"核心综合国力科技观"。"核心综合国力科技观"是对"科技是生产力"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变化,绝不仅仅是科技社会功能范围的扩大,而是关于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以及科技与社会互动关系认识的质的飞跃。构建新时代科技观的着力点主要是:继续深化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牢固树立科技是国家安全根本保障的信念;充分认识科技文化的引领作用等。     

建国以来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理念探究

科技规划理念反映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科技规划自身规律的理解。从规划文本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建国以来中长期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占主导地位。功利性理念源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并由中国科学技术的实际状况决定。中国科技规划采取功利性理念是种现实性选择,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偏失,在谋求近期效用的同时,却不利于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对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理解要做精细化分析,同时需要引入更多地哲学思维。     

科技与社会研究的分析框架与经验基础

当前提高科技与社会研究的水平，有两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注意；（1）分析框架的多元化。分析框架规定着科技与社会研究的范围，制约着研究者的视野，进而影响到研究的质量。长期以来，我们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单一，而且，该框架也固有许多缺陷。应当尝试各种可能的框架，在比较和综合的过程中，选择和建立新的更佳分析框架。（2）加强科技社会史的研究。对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科技社会史具有激发直觉和灵感、提供历史的检验等作用；此外，科技与社会研究和科技社会史研究以科技社会嫡史学为中介，存在一种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加强科技社会史的研究，是提高科技与社会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李迪先生与中国科技史

李迪教授(1927.10.6—2006.10.30)是享誉中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他从研究数学史开始,逐渐把研究领域扩展到科技史的众多方向上,对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和科学仪器史研究贡献显著,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在物理学史、地学史、医学史、机械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科学通史等许多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李迪先生以博学著称于科学史界,不仅长于发掘古代科技史料,而且也善于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并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科学史研究人才。     

科技史研究中的"双重标准"现象

科技史研究中存在着对同类问题的判定采用“双重标准”的现象。同一作者的“双重标准”是逻辑欠严密,首尾不一贯;不同作者之间存在的“双重标准”现象则是学术观点不同的结果。“双重标准”不利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评价,需要通过学术讨论统一认识,这至标准统一。     

白璧中的微瑕──对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中科技史知识的“吹毛求疵”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皇　皇巨著。对于科技史知识给予了充分重视,是它有别于传统中国历史学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但是,书中的科技史部分也存在着诸如叙述不准确、概念不清楚、对科学原理理解有误、　对古代科技文献解读有偏差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无损于该书所享有的崇高的学术地位。